分離成年輕打工妹家庭常態 奉獻青春後無奈返家

iPhone女孩

西部農村的貧困母女。于全興攝

　　她們被稱作“農村版"海歸"”，她們的城市經驗將改變後代的命運，也正改變著中國農村的社會生態。然而，相應的注腳是，她們付出了最好年華的地方不再與她們相關——

　　直到兩年後的今天，人們仍在尋找那個在流水線上微笑的姑娘。

　　尋人線索少得可憐：這個穿著粉色工作服的女孩，可能是中國南方一條流水線上的質檢工人，那裏代工生産蘋果公司的iPhone。在墨綠色的工作臺旁，她向一個正在檢測手機照相功能的同事笑起來。結果，這張照片被拍下，並忘了刪除。

　　姑娘的笑容，和手機、電源線一起打包，遠赴重洋，最終到達英國顧客馬克的手裏。他發現這張照片後，上傳至網絡，於是“iPhone女孩”的笑容迅速走紅。有人開玩笑，説要考慮將自己新買的手機退回廠家，“因為我們的手機裏沒有這個女孩”。

　　一位英國撰稿人甚至在博客裏寫道：“iPhone只是抓住了她的笑容，但她的笑容卻抓住了我的心。”

　　然而真實世界裏，與她有關的訊息卻是模糊一片。人們只知道，那是一名從湖南農村來到深圳的打工妹。

　　這是這個國家千千萬萬打工妹中絕少數被城市記住的面孔之一。按照一般的軌跡，像她這樣的打工妹，在經過數年的城市勞作後，便會返回家鄉。這基本上是一個常年受到忽視的群體，她們生長于農村，因為各種原因來到城市謀求生存，又因為各種原因從城市默默離開。她們的故事，大多簡單到一句話就講得完。

　　因此，當中國社會科學院婦女研究中心國情考察組的10名研究者在2008年設計“返鄉打工妹狀況考察”項目時，他們發現，自己面對的是社會研究領域的一片空白。“很少有人知道這些打工妹為什麼回到家鄉，也很少有人關注她們目前的生存狀況。”中心顧問孟憲范説。

　　這個項目已于近期完成。幾百個小時的訪談錄音，講述了一些人們原來並不了解的故事。孟憲范願意將這些從城市回歸鄉村的女人們稱作“農村版"海歸"”，“她們是城市文明和工業文明的載體，改變了自己，也正在具體地改變著我們的農村”。

　　懷裏揣著個小兔子

　　變化最初是悄悄地從消費方式中透露訊息的。

　　“你第一個月工資怎麼花？”這是社科院副研究員陳午晴為訪談所設計的180多道問題中最具意味的一個。

　　答案總是細微而具體。一個河南女孩買了衣服和零食，還有一本書，《人性的弱點》。寧夏女孩小靜將首月工資用於支付衣服、化粧品、小靈通，“全部亂花了，把自己全副武裝”。她們開始説普通話，養成新的衛生習慣。這種習慣將持續很久。一個來自河南農村的打工妹返鄉後，甚至每週領著全家坐車到鎮裏，只為洗一週一次的熱水澡。

　　這讓孟憲范感覺到，“這些女孩子們大部分都很認同城市生活，新一代的女性農民工正希望將自己身上的農村符號洗掉”。

　　變化並未僅止於此。家庭條件還不錯的小靜，曾在寧夏、湖北等地打工，現在因病返鄉休養。“這裡缺外面的熱鬧，坐在這裡讓人心發慌，不想上進。”這個23歲的女孩並不想在家務農，她還想回到城市去。

　　而在西海固的一個村莊，返鄉後成為村婦女主任的紅姐告訴訪談者，“我總想做點啥”。她曾經“空想了好多年”，現在已經想出來自己要辦一個養豬廠。可是尋找資金又成了大麻煩，“婦聯給的小額貸款，最多貸3000元”。她不由得嘆息説：“沒有個&&人，外面也沒有人給咱帶來些信息。”

　　儘管她們返鄉後的生活有時充滿坎坷，但孟憲范敏感地發覺，“發展意識常常是這些打工妹在她們家鄉的環境中所特有的，她們不滿足於傳統的社會方式和社會角色，希望能獲得更多的發展空間”。

　　“就像 懷裏揣著個小兔子似的。”這名學者這樣形容那些熱切企盼創造自己事業的女人們。

　　而最讓調研者們感到震驚的，是這群曾經在城市中生活過的打工妹們，視子女的未來高於一切。“這些體驗過工業文明的打工妹們明白知識的作用，教育始於母親的膝下，她們就是希望。”孟憲范説。

　　在寧夏西吉縣，調研者們碰到了38歲的華姐。在調研者的筆記中，這個頰上泛著高原紅的女人，“反應有些遲鈍”。但也正是這樣一位母親，在去銀川摘枸杞賺了2600元後，除去買了1000斤小麥做口糧，其餘錢款全部放入積蓄中，“準備用來供孩子上學”。

　　華姐每天接送4歲的女兒去鎮裏的學前班，為此，她每天需要步行好幾個小時。而她的大女兒去年高考失利，“如果復讀費超過3000元，家裏就有些負擔不起了。”這個母親邊説邊哭泣起來，“但只要女娃兒能考上大學，借錢也供！”

　　女兒們的命運

　　這樣的觀念，讓學者們看到了一種希望——切斷農村婦女因缺乏受教育機會而産生的命運代際傳遞。某種靜悄悄卻堅實的改變，發生在今天女兒們的處境與過去女兒們的處境之間。

　　在調研報告記錄下的中西部6個農村地區的幾十個案例中，很多受訪女性並沒有太多機會接受教育，傳統的鄉土觀念和家族意識，往往把讀書求學的機會留給了她們的兄弟。華姐便是其中一個，她娘家姐妹4人，全都沒有讀書，兩個兄弟則分別讀到小學五年級和三年級。至今，她仍然不會寫自己的名字。

　　因為輟學和貧窮，這些農村女性不得不早早離開家鄉進城務工。

　　在固原西吉縣長大的小玉從未進過學校，當初，她也不知道“上學有用還是沒用”。她的父母在沉默中拿走了她唸書的希望，將家裏僅有的錢都用來供唯一的弟弟上學。

　　這可能是個必然的選擇，她的家鄉已經被聯合國糧農組織列為“世界上最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區之一”。乾旱從不放過這塊貧瘠的土地，在這裡，每桶水的價格高達百元，種地卻總是要賠錢，“只有打工才是鐵桿莊稼”。

　　1998年，小玉開始去磚廠打工。她還記得自己第一個月的工資有300多元，捨不得花，想寄回家裏，卻因為不識字，“不知道該往哪寄”。

　　而在一個小學文化程度的女孩與江蘇一家紡織工廠簽訂的勞動合同中，甚至還出現過這樣的條款：“廠方每月扣工資的50％作為押金，以防工人跳槽或者中途停工辭職……每年過年時退還押金。”

　　這樣的經歷，都構成了那些過早輟學的女孩們深重而又敏感的傷口。

　　霞姐也曾經是打工妹中的一個。這個文化程度僅有小學五年級的35歲女人沒有什麼選擇，她唯一能夠付出的只有自己的勞動力。她整年在工資極低、沒有任何保險的建築工地幹活。幾年前，3個兒女到了上學年齡，她決定不再打工，而是陪著孩子到教育環境稍好的西吉縣城上學。

　　她小心翼翼地計算每一筆花銷：每個娃娃的轉學費700元，每人每年學費、書本費200元，在學校附近租一間十幾平方米的房子，每月房租120元……在這個家庭裏，唯一的經濟來源是仍在做建築工的父親。霞姐執拗地認定，不能讓3個孩子中的任何一個放棄學業，包括最小的女兒。

　　“一定得堅持住！”這個貧窮的母親告訴自己。

　　儘管沒有確切的數據統計，但研究者們已經發現，隨著外出務工的女性增加，鄉村中性別歧視的色彩正在不斷被弱化，“她們在城市裏較少看到歧視女性的現象，女性受教育程度也完全不比男性低”。

　　但無論自己的孩子是兒子或女兒，這群母親們大多有著相似的盼望：“如果有那個能力，還是希望孩子能留在城市定居，在城裏有固定的工作，有身份，有活路還是蠻好的。”

　　掛念中的城市

　　她們只能將定居城市的盼望係在孩子的身上。畢竟，這一切對她們來説還是太難了。

　　這群在十七八歲進入城市的女孩們，將最好的年華留在了城市，並在22歲左右回到老家。返鄉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包括結婚、生育和照顧孩子，還有一些是為了贍養年邁的父母。

　　穿戴時尚的小娟在打工3年後，為了照顧肝硬化的父親而回到家鄉。在此之前，她是廣東一家汽車修配廠的質檢員。在她回到家鄉很久之後，身上仍總是戴著在深圳買的耳環，穿著在深圳買的外衣、在深圳買的裙子。

　　但這些與深圳有關的東西，也只能勾起她的回憶而已。儘管她還和曾經的同事們保持聯絡，從而得知金融風暴後，“現在那邊的情況已經好起來了”。可是，她也清楚，自己也許再回不到那條流水線、那個工廠、那座城市。哪個夥伴換了電話號碼，小娟就會失去這個夥伴，而生活在偏僻的西部，她也會被夥伴們逐漸忘記。

　　這可能是每一個打工妹都在面對的窘境，她們歷經數年與一個城市建立的聯絡，總會隨著時間流逝而分崩離析。

　　其中一個打工妹，只是因為要割耳邊的脂肪瘤，就不得不輟工返鄉。對此，孟憲范在論文中記錄道：“這暴露出我們的醫療保險制度問題——一個門診小手術就構成了打工妹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原因。”

　　在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白南生看來，農民工所承受的處境是“同工不同利，同城不同權”。在城市中，僅僅因為缺少一張綿軟的戶口紙，他們就不得不面對“就業排斥、生活排斥、交往排斥”。戶口制度的變革之所以過於緩慢，是因為“城市政府的地方保護主義，城市公共設施不足，以及有關財政分配體制的制約”，白教授在論文中如此寫道。

　　孟憲范指出，家庭的功能需要家人廝守在一起才能完成，由於務工而不得不與家庭分離，導致這種局面的二元城鄉體制因此是“反人性的”。分離是這些打工妹家庭的常態。這種生活狀態不難描述：年輕的女孩們在適婚年齡回到老家，經人介紹結婚。婚後，她們也許將和自己的丈夫一同出外打工，直至懷孕，她們默默地離開城市，重新回到農村。

　　離去或歸來，選擇的權利常常並不在這些還很年輕的打工妹手上。壁壘森嚴的城鄉二元體制，讓包括打工妹在內的農民工們無法享有城市居民在住房、教育、醫療、養老上的福利，“具體到婦女，生育、撫育、對家庭成員照顧的社會責任，則是構成她們回流的直接導因”，孟憲范説。

　　但在戶籍制度尚未鬆動的當下，曾經的打工妹們總還要繼續她們的生活。這些接受過工業文明洗禮，因而“更有想法”的女性，正在鄉村中尋找不同的社會角色定位。

　　目前對於返鄉打工妹這一群體，尚無確切統計數字，但她們的常見角色包括：有些自主創業，開辦養殖場或來料加工廠；有些當上了村婦女主任、計生主任或小組長；有些為了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在中心鎮專心做陪讀媽媽；有些將城市的元素引進農村，在村裏賣保險；當然，仍有一部分回到了耕田的農業生活。

　　無論如何，她們正在以最具體的方式改變農村的社會生態。

　　這種被學者們視為非常良性的改變，代價是她們最好的青春年華，甚至，還有更慘痛的代價。張玲，曾是廣州打工妹中的一員，兩年前因為長期流水線工作過度勞累，被機器削去了一截拇指。在得到一筆微薄的賠償金後，她回到了湖北老家。

　　有時，這個缺了一截拇指的女人抱著孩子坐在門口曬太陽，嘴裏會喃喃地説：“我總是會夢到廣州，那個時候好年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