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人物】

    張吉林

    張細花

    郭青雲　廣東省江門市中心醫院ICU主任　

    陳德培　廣東省江門市蓬江區紅十字會副會長

    何曉順　中山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副院長

    黃潔夫　衛生部副部長

    羅柱翠

    陳先生　肝病患者

    黃先生　尿毒症患者

    彭先生　尿毒症患者

    劉雲松　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ICU

    霍　楓　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肝膽外科主任

    黃繼暉　廣東省紅十字會器官捐獻辦公室

    李勁東　廣東省紅十字會器官捐獻辦公室副主任

    黃宏林

    趙麗珍　廣東省深圳市紅十字會副會長

    王海波　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　首席設計師

    李　鵬　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肝膽外科　醫生

    中國網絡電視臺消息：4月17日，張吉林和張細花在這份器官捐獻志願書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們同意在兒子張思成過世後，將他的遺體器官捐獻給社會，讓兒子的生命以另一種形式延續。

    記者：這個想法怎麼産生的？

    張吉成：這個器官能夠捐出去，我覺得兒子還是有東西留在這個世上，我覺得還沒有完全死，我當時是這樣，最簡單的想法是這樣。

    張思成今年只有12歲，半年前他被確診為腦幹膠質瘤，這種病是預後最差的腫瘤之一，治愈的可能性很小，醫生預計他的生命只有兩三個月的時間了。

    記者：現在他的病情到底是什麼狀態？

    郭青雲(廣東省江門市中心醫院ICU 主任)：應該是病危，本身的原發病是在生命的中樞，隨時可能引起呼吸心跳的波動，甚至是驟停 ，這是第一；第二，他的病情經過這麼長時間(處於)慢慢地衰竭狀態，我們目前主要是生命的支持，儘量維持他。

    記者：現在還是每天都去看一看孩子吧？

    張細花：每天都可以看一次。

    記者：他是有反應的，知道你去了。

    張細花：有。現在因為眼睛可以看見，我每次都是先蒙上他的眼睛，然後再離開的，我不想讓他看著我走，他每次都不管怎麼樣還是希望我陪在他身邊。

    記者：他眼睛會追你？

    張細花：對。他一直會追著我。我每次都説 (你)現在累了，睡一覺之後，媽媽又在這裡陪著你了。

    同期：寶寶，看到媽媽嗎？看到嗎？不急，不急。媽媽不走，不走不走，媽媽不走。不急，不急，媽媽不走。

    張吉林夫婦是江西上饒人，在江門市蓬江區打工。當丈夫提起捐獻兒子器官的想法時，妻子並沒有馬上答應。

    張細花：因為那時我想不可能，應該沒那麼絕望，想著應該還有機會，我沒回答他，後來慢慢也想著這真的是兒子另一種生命延續，也想著應該是件好事。跟我爸我媽他們溝通以後，我媽老人嘛，就説這是積福、積德，(孩子)可能來世過得更好，後來我媽他們這麼一説，我説行，也許這真的是最好的選擇，後來心裏也就放下了。

    小思成的病情發展得非常快，到了四月份，他已經不能説話，只能用點頭和眼神來和父母交流。

    記者：你當時跟他説的原話是什麼？

    張細花：我説你也看過很多電視動畫片，你也知道有些人總是有一天會離開的，離開爸爸和媽媽，如果真的到那一天，你願不願意把你最後的力氣和最後所能幫助別人的東西你都願意幫助別人？他點頭，他説他願意。

    記者：你説你把你最後的幫助留給別人，當時你特意這麼説的，是嗎？

    張細花：對，我是特意這樣説的，我是説你只要盡最後最後一點力量，你願意去幫助別人嗎？他在點頭。

    江門市蓬江區紅十字會承擔著區域內器官捐獻志願者的登記工作，這是迄今為止他們收到的第六份手續齊全的器官捐獻登記志願書。

    陳德培(廣東省江門市蓬江區紅十字會副會長)：説實話，我們縣區紅會(收到的志願登記)量不太大，總共登記過六例，有六例器官捐獻的(志願書)。

    記者：這六例當中包括思成的？

    陳德培：嗯，包括思成。

    記者：剛才您介紹蓬江區40多萬人口，真正提出答應捐的是六例。

    陳德培：到我們這兒登記的，手續已經齊全的(是六例)。

    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尿毒症、腎衰竭、肝病末期已經不再是不治之症，現代醫學可以通過器官移植來延續這些患者的生命，一個人在身故後可以捐獻兩個腎臟、一個肝臟、一顆心、兩葉肺、一個胰腺等七個器官，讓七個人獲得生的希望。

    記者：那現在大夫怎麼跟你説的？就是你的這個移植手術，有可能在什麼時候進行？

    陳先生(肝病患者)：一有肝源馬上就做。

    記者：但是一般來説，這個等待時間會有多少？你了解嗎？

    陳先生(肝病患者)：這個我不太清楚。

    記者：一百個(人)才有一兩個人等得到，這是誰告訴你的信息？

    黃先生(尿毒症患者)：這個都是我了解了，東莞的醫院、廣州的醫院了解到的信息，我們生病了這麼多年，自己去了解一下。

    記者：那現在大夫有沒有告訴你，估計你會等多長時間呢？

    彭先生(尿毒症患者)：都問了。很多個醫院在廣州，在南昌也問過，就是有錢排隊也需要五年的時間，也許五年也等不到。

    據衛生部門統計，我國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超過150萬人，這其中只有1萬人能夠做上手術，而其餘超過99%的患者需要繼續等待器官源。

    記者：有關器官移植的供需矛盾非常大，你們醫院的具體情況怎麼樣？

    霍楓(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肝膽外科主任)：我們醫院現在每年等待名單裏面需要做肝臟移植的病人，大概有300多個。

    記者：每年能做多少？

    霍楓：去年也就做了60來個，當然可能還有一些需要做肝移植的(病人)，他沒有列入到我們等待名單。

    記者：就是潛在的等待者？

    霍楓：對，潛在的器官移植等待者的名單可能要遠遠大於我們登記系統裏的名單。

    何曉順(中山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副院長)：我們比一般的醫院更嚴重，因為我們是比較大的移植中心，肝、腎一起等待(移植)的病人，至少是一千例以上。

    記者：超過了一千例。

    何曉順：因為這個移植和其它的手術是不一樣的，它都是救命的，大部分都是很急的手術，如果他等不到器官，特別是肝移植，那就面臨著死亡，沒有任何僥倖，能等待的時間非常有限。

    記者：那你每天查房的時候，是不是每天都會面臨患者焦慮的目光？

    何曉順：每天都遇到，所有的病房等待的病人都會問什麼時候能夠做？給我們醫生無形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雖然我國每年有1萬例器官移植手術，但是直到2007年才頒布實施了第一部有關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的法規條例。

    黃潔夫(衛生部副部長)：現在我們國家，一年大概一萬到一萬一千例(器官移植手術)，是第二大國，我們主要的器官的來源是來自於死囚(捐獻的)屍體器官，世界上每個國家在器官移植發展的初級階段，包括美國在內開始發展，也都是用死囚(捐獻的器官)。

    記者：都有這麼一個過程。

    黃潔夫：但是隨著每個國家的社會經濟進步，很多國家廢除了死刑，那我們國家是惟一的主要依靠死刑犯來得到屍體器官的國家。

    記者：但是現在情況也在變化，因為我們國家隨著法制的進步，現在死刑囚的數量也在明顯減少，我們在器官來源上面臨更加嚴峻的問題了？

    黃潔夫：現在是慎用死刑，儘量地少用死刑，這是每個國家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都是一樣的，所以我想，如果説中國沒有公民自己的捐獻，那這個器官移植事業不就是走到了就沒有器官移植，就死路一條，所以我們必須建立起符合中國國情的，也是為我們傳統文化所接受的一條器官捐獻的道路，就到了這個時候。

    2010年3月，衛生部與中國紅十字會在廣東、天津等省市啟動了人體器官捐獻試點工作，兩年來共實現器官捐獻207例，捐獻器官546個，挽救了540多名生命垂危的病人。

    器官捐獻這是很多中國人都非常陌生的一個詞。那麼，對那些身體力行的捐獻者和他們的親人來講，這會是怎樣的抉擇呢？

    3月30日，從四川來廣東打工的龔全軍因為腦梗塞陷入了重度昏迷，當天晚上主治醫生告訴他的妻子羅柱翠，龔全軍已經腦死亡，妻兒的呼喚和醫生的全力搶救都不能讓他起死回生。

    羅柱翠：劉醫生説，他的腦已經開始死亡了，治的可能性是不大了，我兒子也在那裏，醫生也把我兒子叫到那裏講，我兒子他説“媽，你看，反正要是實在不行的話，我們也盡了力了”。

    在羅柱翠和兒子接受龔全軍腦死亡的事實決定終止治療之後，劉醫生主動向他們提出了一個他們從未想過的一個做法，是否同意器官捐獻。

    羅柱翠：劉大夫他説現在我們國家很多人需要這個器官，你們有沒有這個意願把他的器官捐出去，就這樣給我講了一下。

    記者：就是你們在日常工作當中碰到類似這種危重病人，都會主動地去問一下家屬嗎？

    劉雲松(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ICU)：一般都會的，因為我覺得這個應該也算是一個醫生的義務。

    霍楓：我認為這是逝者和家屬的一種權利，也就是説醫生去詢問他是對他這種權益的尊重。

    李勁東(廣東省紅十字會器官捐獻辦公室副主任)：像國外，他們是要求主管醫生，包括每個病人，他在和家屬談及病人病危的時候或者是他已經達到腦死亡狀態的時候就必須要詢問家屬是否願意身後捐獻器官。

    記者：必須要？

    李勁東：必須要。

    目前，我國公民器官捐獻的志願者都是來自醫院裏的危重病人。因此，急診室和重症監護室裏的醫務工作者往往成為發現潛在捐獻者的第一信息源，但是由於器官捐獻工作剛剛試點，並不是所有的醫務工作者都了解這項工作，甚至很多醫院都沒有接觸過器官捐獻。

    記者：您等於在這個地方至少是十年了？

    郭青雲：有了，有了，很長時間。

    記者：這十年當中您沒碰見過類似的情況，比如病人捐遺體或者器官？

    郭青雲：沒有，還沒碰過。

    記者：你們會給病人或者他們的家屬做一些建議嗎？可以捐獻器官和遺體嗎？

    郭青雲：基本上沒怎麼提過。畢竟我們的任務就是儘量去救治病人。

    記者：如果病人提出這種想法，你們會怎麼辦呢？怎麼去應對？

    郭青雲：我們第一時間彙報給醫務科，他們再向有關部門彙報，因為我們沒接觸過，也不知道到底適合做什麼捐贈之前要做什麼。

    在調查中我們還發現，不少醫院對於器官捐獻的態度並不積極，這其中是什麼原因呢？

    李勁東：很多的ICU、腦外科的這些醫生，他們肯定是抱著一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特別是現在醫患關係這麼緊張，他們肯定是有這樣的、那樣的一些顧慮。

    記者：這跟醫患關係會有什麼關係呢？

    李勁東：他們會擔心，就是説過早地和家屬談捐獻器官，家屬會誤以為你是看中我的器官，沒有積極搶救。

    劉雲松：那有的家屬不一定會很理解，覺得我們是不是比較消極、比較冷漠，也會有這些擔心。

    劉醫生曾向不低於六十個腦死亡病人的家屬提出過這樣的建議。至今，僅僅成功過三次，在我們的採訪中有關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傳統觀念被很多人提及，這也許是不少人對於器官捐獻諱莫如深的一個原因。

    記者：這麼長的時間裏邊，你一直在做這樣一個推薦(器官捐獻)的工作，但是實際上成的事情很少的，原因到底在哪？

    劉雲松：可能這個觀念是阻礙器官捐獻的一個主要的阻力。

    霍楓：咱們國家幾千年的文化講的都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都是要保存完整。

    何曉順：這在年紀40歲以上的人估計這個觀念還是比較(多)。

    但是我們也發現傳統觀念對人們的影響並沒有我們想象得那般頑固，一項調查顯示多達79%的受訪市民贊同身後器官捐獻是高尚的這一説法，不少年輕人對於器官捐獻的接受程度要遠遠高於他們的父輩。

    何曉順：國內有些調查：大學生人群中80%是支持器官捐獻的，廣州也做過類似的調查，結果也是差不多，越是年輕人的群體對這個事情的理解和支持比例比較高的。

    但是羅柱翠是否會同意捐獻官這個提議呢？劉雲松醫生的心裏一點底都沒有。

    羅柱翠：劉大夫跟我一講，我就跟我兒子講，我兒子講“媽，其實這個沒事，捐也可以”，為什麼，因為我們普通人來説，沒有什麼幫到別人，這個也可以幫到別人，起碼我爸還有東西留在人間，那既然我兒子答應了，我還有什麼，是不是？

    記者：那你覺得你兒子這些説法、這個意見，對你做出這個決定關鍵不關鍵？

    羅柱翠：這是最關鍵的，那時我還是覺得有點不忍心。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規定器官捐獻遵循自願、無償的原則，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獻，其本人人體器官的該公民死亡後，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必須以書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才可以實現器官捐獻，雖然條例只是規定了捐獻要得到公民直系親屬的知情同意，但是在實際工作中非直系親屬的態度也會直接影響到捐獻是否能夠成功？當晚陪在羅柱翠母子身邊的親屬又會是怎樣的態度呢？

    記者：當時在場的這些親戚不光是你的親戚，包括你老公他們家的親戚也都認可這件事情？

    羅柱翠：我們幾個在那裏商量了一下，他們都覺得可以做，全部支持。

    記者：有沒有意見稍微猶豫一點的？

    羅柱翠：沒有，他們都沒有，為什麼呢，我一個老鄉不是也是我們一個隊的嘛，他得了尿毒症，問他的親戚姐妹可不可以捐一個腎給他，他們那些人都不幹嘛，都不幹，後來就三年時間就死了，所以我們在那裏談論這個問題，都説可以，就這樣就決定了。

    徵得在場的親友同意之後，羅柱翠還要告知遠在四川老家的家人，她沒有想到丈夫的姐姐第一個表示反對。

    記者：她當時怎麼講的？

    羅柱翠：她説那肯定不行，好像那種屍骨不全的那種感覺，我説大姐這也不是你這樣説，我們這麼遠只有火化，是不是？沒有其它辦法，可以把他帶回去，我就説燒成灰，還不是風一吹就沒了，那我還不如把它捐出來給別人用，還可以幫到別人有可能讓別人生存下來，還可以經常想到起碼你弟弟還有哪些東西留在世上是不是？

    記者：可是你看，他姐姐説的話有的時候也是人之常情。

    羅柱翠：對。

    記者：你也是從農村出來的，她那種觀念你就沒有嗎？

    羅柱翠：肯定有嘛，他生前對我那麼好，我真的是還是不忍心的，真的。後面我就跟她這一講，(他姐姐)説還是讓我們自己決定，我想那你們都推託讓我自己決定，那我就自己決定。

    羅柱翠用了一個小時獲得了所有親人的理解和支持，她告訴劉醫生，她可以簽署捐獻志願登記表，捐獻丈夫的一個肝臟、兩個腎臟和兩片眼角膜。

    4月1日晚，醫生撤離了龔全軍的生命支持設備，把他推進了手術室。

    羅柱翠：到最後那一刻，真的，我是不想放手。

    由於我國沒有腦死亡的相關立法，只有等到心臟停止跳動才可以判定一個人過世，器官摘取手術也必須等到心臟死亡之後才能進行。

    霍楓：從撤除呼吸機然後撤除升壓藥到心臟停跳的話，這個時間有長有短，如果(從腦死亡到心死亡)時間是20分鐘或者30分鐘、或者是40分鐘，你就必須要等這麼長時間。

    晚上11點，龔全軍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醫生們也全部到位，在紅十字會器官捐獻協調員的見證下獲取器官。

    黃繼暉(廣東省紅十字會器官捐獻辦公室)：等到23點，然後看著心電圖拉了一條直線，就等於是確認心死亡了，然後就默哀一分鐘。

    記者：這也是每次都要例行的這樣一個儀式嗎？

    黃繼暉：對，因為默哀，也是對捐獻者的一個尊重。

    記者：手術過程當中你也是始終在場嗎？

    黃繼暉：從病人進手術室到捐獻完成這整個過程，我都要在現場去見證。

    作為一名器官捐獻協調員，黃繼暉的一個重要職責就是見證器官的獲取過程。那麼，見證的目的是什麼呢？

    記者：怎麼樣理解這個見證？它有沒有一些監督的成份在裏面？

    李勁東：有。國家規定必須是公民死亡後的器官捐獻，所以我們一定要等主管醫生宣佈死亡之後才能夠獲取器官，那麼獲取的器官必須要按照病人家屬所共同填寫的志願書上他們所願意捐獻器官的種類必須要相符合的。

    記者：就是需要你們在現場去核實。

    李勁東：對。

    記者：如果説患者的家屬簽了八個，那就是八個，簽了三個就是三個。

    李勁東：對了，你不能取第四個，也就是説必須要和他們填寫的志願書上面填寫的種類相吻合。

    4月2日淩晨，龔全軍的器官獲取手術完成遵照家屬的意願，他的肝臟、腎臟和眼角膜被捐獻出來，這些器官會得到公平公正地分配嗎？

    記者：有一些人會擔心，我們捐獻的器官最後能不能公平地用給那些最需要的人？

    羅柱翠：當然有。

    記者：你當時想過這一點嗎？

    羅柱翠：有，因為我們想的是我們幫人就説不論他是富的是貧的，只要他需要，輪到他需要，他該需要的他都可以用，不要説他窮他沒錢他都不能用，另外有錢的就可以用，我們不希望有這樣的事情出現。

    記者：那後來你能不能確認他們這個捐獻過程能做到這一點？

    羅柱翠：我不知道。

    人們的這種擔心並非沒有依據，因為此前的器官分配缺乏來自醫院外部的監管。

    記者：最後決定權在誰？

    何曉順：那就是在中心的領導、主任或者教授身上。

    記者：就是在大夫身上。

    何曉順：對，大夫身上。那時候沒有社會監督的。

    王海波(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　首席設計師)：可移植的器官是一種稀缺的國家資源，在捐獻之前它屬於捐獻者的，在移植之後，它屬於受者的，在分配系統沒有確定，它屬於哪個人之前，它屬於整個國家的資源，我們決定了給一個人器官，實際上就剝奪了另外一個人重生的權利，所以我們分配的不只是器官，我們在分配生命，所以這個分配生命比其它社會資源的分配更要嚴肅、科學，更要體現公平、公正、公開。

    去年4月，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正式啟用，衛生部要求獲取的器官都要通過這個系統進行統一分配。那麼這個分配與共享系統到底是如何分配器官？又是否真的能夠對器官實行公平、公正、公開地分配呢？

    記者：這有一個狀態評分等於從上邊起就是第一名，下面就是依次類推了。

    李鵬(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肝膽外科)：這個病人他是B型(血)的病人，這是他的狀態評分，也就是他的醫療緊急度的一個評分。

    記者：但是病人的狀態隨時變化，這個分數也會發生變化嗎？

    李鵬：(系統)它會按照(病人)不同的狀態評分去要求(病人)定期地更新這個狀態評分，也就意味著我今天排的可能是第一位，但也許過幾天以後別人上來了我就下去了，隨時有這種可能性，因為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一個更重的病人，往往重病人的話、非常重的病人，他的醫療狀態評分是很高的。

    所有需要器官移植患者的名單都會被輸進共享系統，在這裡每個患者都依據他的病情和等待時間等由系統計算出一個相應的評分。

    王海波：通過它，我們就能夠客觀地評估出來哪一個病人最重是最需要移植的，不是醫生來説了算，哪個病人是最重的。

    記者：避免醫生這種主觀性。

    王海波：對的。

    記者：但其實數據是可以更改的，如果説大夫想讓這個病人病情顯得重一些，我可以更改他的一些檢驗數據。

    王海波：可以的。

    記者：這樣他就排分靠前了。

    王海波：他可以這樣做，但是這樣做的風險很大。首先，因為我們有這個平臺，有這個技術平臺，我們技術平臺裏有個技術叫做痕跡保留，在這裡面任何人做的所有操作，全部被記錄下來了，所以您講的情況可以存在，他可以去造假，但是造假的成本很高，他要撒一系列的謊；第二個，他被發現的可能性很大；第三個，處罰是非常重的。

    記者：什麼樣的處罰？

    王海波：零容忍，立刻取消醫師資質。

    由於龔全軍的器官由廣州總醫院獲取，因此，這家醫院獲得了優先權，有四個患者分別移植了龔全軍捐獻的肝臟和一個腎臟以及兩隻眼角膜，而另一個腎臟則與廣州市一家地方醫院的患者配型成功。

    李鵬：人為分配的時候，你要思考若干個小時或者若干分鐘的事情，現在只需要幾秒鐘。

    雖然衛生部要求全國160多家有移植資質的醫院都必須將獲取的器官納入此系統進行分配和共享，但是我們了解到，系統運行一年來只有不到60%的器官是通過系統分配，其它的40%仍舊由各個醫院自行分配，這些醫院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王海波：過去的模式是這樣子的，當拿到一個器官的時候，醫生就會根據自己的臨床判斷來決定哪一個病人來接受，可能並不是病情最重的那個病人。

    記者：如果用了這個系統，就必須把這個權力交給你們。

    王海波：不是我們。

    記者：交給這個系統，我指的是。

    王海波：交給國家的政策，而且是受監管的情況下，這是一個，從以前的模式往一個新的模式走，這個時候不同的人、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想法。

    黃潔夫：現在是試點，我們還沒有強制的政策，因為我們國家的事情和世界上的事情一樣，你必須要有一個權威性的命令，這樣的話這個事情才能成功，我們完全靠一個大家思想來遵守這個法規，還必須有一個強制性的手段，一定要做這一點。

    5月10日，我們來到湖北省公安縣探訪黃宏林夫婦，三個月前他們失去了女兒黃圓圓。但是，他們將女兒的遺體和肝臟、腎臟和眼角膜都捐獻出來，留在了人間。老黃告訴我們，他捐獻女兒器官的起因是源於和女兒同在一間重症監護室的病友，一個患有雙腎萎縮的湖南小夥子。

    記者：你怎麼知道有這麼一個湖南小夥子他是雙腎萎縮？

    黃宏林：他在7床，他腎萎縮，但心智是清醒的，他常常會朝我們看，有時候，一看到我們去了流眼淚，他也流眼淚。

    1月26日，湖北女孩黃圓圓在深圳實習時，因為一氧化碳中毒導致重度昏迷，聽聞消息，黃宏林夫婦立即趕到深圳，雖然圓圓早已經沒有自主呼吸，但黃宏林還是要求醫院繼續治療，堅持治療了17天后，醫生告訴黃宏林，他的女兒再也不可能甦醒了。

    黃宏林：當時我就跟靳主任説，要是實在沒有希望，我的女兒能不能夠把她的腎臟移植到那個7床的小夥子身上去。

    醫生告訴黃宏林，捐獻器官並不像他想象得那麼簡單，他必須與深圳市紅十字會取得聯絡。

    記者：你特別希望捐給他，但問題是如果你捐出去以後，紅十字會給你講了不一定捐給這個人，那你還願意去捐嗎？

    黃宏林：反正就是能夠幫助一個人就幫助一個人，如果説我們都有這種悲傷感，別人也是一樣，把器官捐獻後就能夠減輕別人的悲傷感，也許讓我女兒的器官在這個世界上存留下來，生命延續下來也是一件好事。

    2月17日淩晨，黃圓圓的生命永遠定格在了20歲，而她捐獻的器官幫助了五個病人獲得重生。

    黃宏林：就是在捐贈她遺體的時候，我説只要把我女兒的頭髮給我帶回來，給她做個墓來紀念，他們就幫忙把她的頭髮(剪下來)，編成辮子(給了我)，給了我兩束。

    捐獻完成後，深圳紅十字會發現，黃宏林為救治女兒在醫院欠費一萬兩千元，之前他們已經花費了將近十萬元，而其中的七萬元是委託村支書從信用社貸款而得。

    趙麗珍(廣東省深圳市紅十字會副會長)：就這種情況下，他一直也沒跟我們提説(他欠費)，其實他那個時候回家的路費都沒有了，他説他去坐地鐵，後來我看他掏都掏不出10塊錢，後來我就拿了100塊錢給他，他説他都不要，他説會長我不能要你的錢。

    記者：很樸實。

    趙麗珍：他都不要，我説你們已經做了一件很偉大的事情，我説我們紅十字會我想辦法跟醫院(商量)減免你們的(欠費)，他説非常感謝你，非常感謝你，就這樣，他根本沒有提出説要任何的給他的補償，或者是我現在還要還債，沒有説這個，自始至終沒有跟我説一下，就説我掏100塊錢他都不要，這件事給我觸動很大，我就源於這100塊錢引發出來的。

    在深圳市紅十字會的要求下，黃宏林所在村的村委會出具了特困證明，隨後深圳市紅會主動聯絡媒體呼籲為黃家捐款。

    趙麗珍：我們給他算了一下，沒有十年他很難還得起，一年他都攢不到一萬塊錢，所以我們這種情況下，我們發動媒體，通過媒體來發動社會的力量來給他捐款。

    那段時間，很多媒體都以這樣的標題報道了黃宏林一家人的故事，深圳市關愛行動公益基金還公佈了以黃宏林名字命名的愛心賬戶，很快來自全國各地的捐款就多達20多萬。

    趙麗珍：我們就想還掉這個債務，這是我們最早的想法，但我們沒有想到來自四面八方的善款會那麼多。

    但是這些捐款卻給黃宏林帶來了深深的不安，回到家鄉他還清了信用社貸款後，向圓圓生前的母校捐了5萬元，他還打算用這些錢來感謝村裏的鄉親們。

    記者：那反過來説，如果你不捐的話，你會覺得用這個錢會不踏實嗎？

    黃宏林：那絕對不踏實。

    記者：怎麼不踏實了？

    黃宏林：我沒法再用這個錢，因為我的女兒已經去了，當時如果我的女兒能夠被挽救的話，我都願意我的器官去挽救她把她搶救過來，比我的生命都還要強，她剛足滿20歲。

    記者：紅會是辦了件好事，所有捐款的人都是出於好心，但有可能出現一種結果，反而也可能會給他增加一些心理負擔？

    趙麗珍：應該都會有，都會或多或少會有一些影響，這個很難去把握，每個人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問題，他可能會這麼認為你是不是把你親人的器官做了一種無形買賣？這個肯定會有一些異議。

    記者：那會不會留下這樣一種隱患：這些錢雖然不多，但是對一個家庭生活困難人來説，可能會産生一种經濟上的誘惑，也許就干擾到器官捐獻的初衷？

    霍楓：按照器官捐獻的原則是這樣的，器官捐獻在先，所有這些救助是延後來進行申請和處理的。

    記者：這不是要事先承諾的。

    霍楓：沒法事先承諾，所以這個是延後進行申請的，如果逝者的家庭很困難、很貧困，那麼，我們是建議他向第三方機構 比如説紅十字會或者民政部門提出來貧困或者救助的申請。

    記者：捐獻是自願的和無償的？

    黃潔夫：對。

    記者：但是也有另外一個規定：就是對這种家庭生活困難的捐獻者和他們的家屬要有一定的救助，救助肯定不是買賣，但是救助畢竟伴隨著金錢，這種情況會不會干擾到捐獻的公益性？

    黃潔夫：如果這個社會沒有一個很公平的很陽光的一個救助政策的話，那是不符合人性的，也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所以我們要做的機制就是這樣的，我們不搞固定的經濟補償政策，另外有些貧窮的家庭，我們要主動人道主義的援助，不是買賣器官，而是社會對他們的關心，根據捐獻者家庭的情況，根據社會的情況來操作，這樣就比較符合倫理學。

    記者：就是怎麼樣一種方式才能夠做到讓真正貧窮的家庭能夠得到適當的救助，同時又不會對(捐獻)公益性産生懷疑？這種微妙的度這個度太難把握了。

    趙麗珍：很難把握，我們在做工作的時候，我們也覺得很無奈，首先我們要把握一個原則：自願、無償，在這個原則的基礎上對特別困難的捐獻者家屬我們要給予一定的人道救助，這個量，我們是不是能夠相對去根據他所在的地區最低生活保障，在民政這一塊有最低生活保障來給他一些救助。

    記者：這也是您目前希望，有這樣一個出路。

    趙麗珍：對。

    記者：有這樣一個方向。

    趙麗珍：對。

    黃潔夫：任何事情不能離開中國的國情，我們社保的覆蓋網跟發達國家來比還很欠缺，所以很多人民群眾還有很多困難，如果我們把器官移植的事業完全跟中國社會發展的現階段脫節的話，完全按照西方的那種來做比較(不現實)。

    雖然國內的器官捐獻試點才剛剛起步，但是這些先行者用他們生命的禮物給更多的生命帶來了希望。

    記者：有一個人用了你女兒的器官，還活在哪個地方，你可以感到女兒還活著，但實際上按照規定不能通知你到底誰接受了她的器官，你是看不到的。

    黃宏林：你想知道但是不能知道，但是女兒的器官能夠幫助他人，誰不想看看那人呢，看看他們就像看女兒一樣。

    羅柱翠：我老公假設他的角膜捐在深圳，那樣我想到我在家裏，我老公在深圳，他還可以看到東西，看到那麼漂亮的風景，要假設我老公的肝捐到哪一個地方，我老公還生存在那裏。

    2008年，廣東省紅十字會為這些器官和遺體捐獻者建了紀念園，今年5月5日龔全軍成為第523個，刻名入園捐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