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很簡單，而“疏”就難得多。我們太習慣於水來土掩、兵來將擋了，而傳播科技的發展，永遠是有“盾”之後便有新的“矛”，而且“盾”的産生總是落後於“矛”的發展

　　我們已經進入了網絡傳播時代，很快適應這種生活環境的是年輕一代人；年長的人中，思維方式停留在傳統媒體時代的卻相當多，而制定虛擬社會管理政策和實行控制的人，正是年長的一代。我們太容易按照慣性思維來決定治理技術了。鋻於這種情形，需要提出一些關於虛擬社會管理的基本理念。

　　從“新聞，舊聞，不聞”的理念，轉變到“信息公開”的理念

　　毛澤東1957年要求新聞媒體採取“新聞，舊聞，無聞”的政策，即有時把新聞作為新聞發表，要及時；有時故意把新聞放“舊”了以後再發表，把新聞變成舊聞；有的新聞則永遠不發表，就當沒發生一樣。也就是説，把傳媒報什麼或不報什麼作為一種政治表態，並非全是為了通信息。

　　當今全球化時代，人口流動頻繁，新的傳播科技已經普及到全社會，傳媒形態也多樣化了，你可以不報，但無法阻攔信息的傳播。權威性的權力機關不在第一時間出面講真話實情，最容易造成信息在多級傳播中的扭曲和衰變，更大的社會不穩定必然來臨。在全球化和市場化的形勢下，以往一些看來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方式將會失效。

　　近年群體性事件逐年增長，一個很大的原因在於沒有貫徹好信息公開的原則，只有少數事件的處理是成功的，例如2009年成都公交車燃燒事件。較多的地方在處理群體性事件時，採用的仍然是慣常的信息控制方法：拖延、隱瞞、封網、以誹謗罪抓人等等。這種情形説明，胡錦濤今年2月要求“提高對虛擬社會的管理水平”，確實是當務之急。

　　就黨政機關與傳媒的關係而言，媒體曾經反復被告誡的“要幫忙，不要添亂”，體現的是一種訓導思維，而不是我們黨一貫提倡的民主制度。習近平副主席2009年3月1日在中央黨校春季開學典禮上發表講話，他説：“要提高同媒體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聞輿論的傳播規律，正確引導社會輿論，要與媒體保持密切聯絡，自覺接受輿論監督。”相比之下，最初的新華社稿的文字是：“要提高同媒體打交道的能力，善於正確運用媒體、科學管理媒體，有效引導社會輿論。”顯然，中央最高領導層關於領導機關與傳媒關係的認識，已經發生了變化，問題在於我們具體工作的同志沒有跟上這種認識的變化。

　　從“全能政府”的理念轉變到“有限政府”的理念

　　我國過去對待危機事件的信息發佈，指導思想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在沒有將事情的來龍去脈搞清楚前，為了不引起社會的恐慌和混亂，不能隨便發佈消息；如果這樣做，是對人民不負責任。然而，現代政府承擔的責任之一，便是及時向社會提供客觀的信息，不能等到事情處理得圓滿之後再告訴人民，才算對人民負責。

　　現代信息傳播的速度和廣度與傳統社會完全不同了，如果政府提供的信息不能滿足人民的願望，人們可以有許多渠道，包括網絡渠道尋找信息，而政府的公信力則會因此下降，還可能導致新的社會混亂。2009年7月杞縣“鈷-60”事件中，因為沒有及時、權威的信息發佈而造成全縣幾十萬人大逃離的現代版“杞人憂天”的奇觀，便是一例。

　　這種過時的控制信息的觀念，是基於一種“全能政府”的傳統體制。因此，中國人從傳媒上經常看到的是好消息，壞消息很自然地被隱瞞下來。而現代市場經濟的實踐不斷地告訴人們，“全能政府”是神話，應該樹立的是“有限政府”的觀念，充分調動各種社會力量共同參與解決危機。

　　全能政府的體制也會培養與之相適應的觀念，例如將權力機關的活動和事務看得高於其他的觀念。因而往往在召開較為重大的會議或舉辦活動期間，即使發生了普通的“壞事”也是不許説的。這種觀念不符合我黨一貫倡導的講政治的內涵，共産黨的宗旨，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個時候若發生人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脅的事件，會議或活動的形式本身要讓位於應對危機的實際工作，不然就顛倒了主次和是非。

　　指導思想上從“堵”信息，轉變到“疏”信息

　　1954年前後的幾年，我國從中央到省級新聞界曾全面向蘇聯同行學習，除了僵化的版面和宣傳性新聞語言外，對於信息的處理，也完全向蘇聯學習，敵人批評我們的內容一律不見報。為防止民眾獲知批評我方的信息，還有專門的“偷聽敵臺罪”。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們的一些做法還留有當年的思維痕跡。對各種不喜歡的信息，我們仍然習慣於“堵”，思想的僵化和不合時宜讓人難以理解。“堵”很簡單，而“疏”就難得多。我們太習慣於水來土掩、兵來將擋了，而傳播科技的發展，永遠是有“盾”之後便有新的“矛”，而且“盾”的産生總是落後於“矛”的發展。

　　如果我們的控制停留在築壩的思維上，則永遠擋不住水的溢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們傳統上只把各種危機事件看作壞事，傾向於千方百計地“捂住”，不讓別人知道。在當代社會，突發事件出現的機率較高，應當把這類事件視為一種常態來處理，把處理危機看作政府正常職能的一部分。社會也應該有這樣的觀念：風險無處不在。如果在認識上視危機為常態和中性的，就不需要把它“捂住”。

　　在現代社會，把封鎖消息作為處理危機的基本方法，肯定會把危機推向最糟糕的境地。全球化和市場化的新形勢下，以往一些看來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方式將會失效。至於正常發生的公開的事實，要時刻想著現在我們處於全球信息化的環境中，封鎖已經公開的事實，唯一的傳播效果就是被人家笑話。

　　從匿名組織網絡輿論，轉變到網絡新聞發言人、網評員以公開的身份智慧疏導

　　自從網絡在社會事件中的能量顯現出來以後，我們逐漸意識到其重要性。然而，通過組織較多的人匿名發表意見的方法引導網上意見，是不道德的。例如某地級市公安局介紹他們的經驗，內容是組織許多人在網上監察，看到批評該局的意見就要以網民的名義對該局的工作進行辯護。其指導思想實質上是愚弄人民，明顯違背黨的宗旨。

　　網絡管理是需要的，主要應通過法律法規建立網上秩序。我們需要適當的輿論引導，但是這種引導要符合基本的道德。公開網絡發言人或網評員的身份，是一種妥當的做法，就像報紙的評論版發表署名文章一樣。我們相信真理在我們一邊，就要顯示出我們的內在思想力量，這一觀念轉變的要點即：網上新聞發言人、網評員公開身份。

　　網絡新聞發言人如何通過其嫻熟的公關理論和技巧來解釋事件、説服民眾。公安部的武和平、原教育部的王旭明、雲南的伍皓、南京的曹勁松等，已經做出了較好的榜樣。新聞發言人雖然是代表黨和政府的，但作為新聞發言人，其從業準則與新聞工作者應該是一樣的，即客觀地説明事實，同時，又要站在黨和政府的立場上對民眾情緒進行疏導，智慧地講真話，不能説套話，假話。

　　一般情況下，凡是公開發生的事實，沒有不能報道的，問題在於如何報道，報道的輕重。

　　把網絡視為發揮政府主場優勢的最佳園地

　　網絡這個新的社會信息通道，具有顛覆性的一面，但也是活躍思想的社會減壓閥，尤其對中央遏制地方權力坐大和制約某些基層無良官員是有效的。網絡意見把民眾的不滿分散到一個又一個新聞事件當中，分散地釋放了怨氣，避免了把社會不滿凝結在某個斷裂帶上。通過測量網絡意見，政府能夠較為準確地把握社會溫度，一定程度上不是擴大而是減少危機事件。政府不能將自己置於網民的對立面，而要做他們的朋友。

　　在網絡上，黨政權力的一方，具有公權力的優勢、傳媒的優勢、知情方面的優勢。但我們沒有充分發揮這種優勢，而是用老一套的封堵思路來應對各種公開發生的危機事件，能不公開就不公開，能回避就回避，這是一種“理虧”心態。既然我們是理直氣壯的，就要發揮主場優勢，通過生動的主動出擊，而不是簡單封閉的方式達到管理網絡的目的。

　　原雲南省委新聞發言人伍皓説過，“一壺已經燒開的水，如果還使勁捂著蓋子，結果只能是連壺底都被燒穿；而蓋子一揭，儘管有可能會燙著自己的手，但沸騰的民意也就會變為蒸汽慢慢消散。”

　　建立“網上統一戰線”

　　現在網上已經出現所謂“新意見階層”。這些人或是關注新聞時事的人，或是在網上直抒胸臆的人，他們有能量凝聚共識、發酵情感、誘發行動、影響社會。根據各種互聯網輿情的分析報告，這個新社會階層主要的經濟能量來自非公經濟，因而意見主要來自非公領域，他們具有較強的輿論能量。他們不是同志，不是部下，但也不是敵對力量。他們是公民記者、意見領袖。對待他們，不宜動用公安和安全部門，而要放下身段，與之平等對話，以理服人。

　　這個階層只是鬆散的一群人，在意見領域具有較大能量。要區別對待，扶正抑偏。我們黨有豐富的統一戰線的經驗，這是毛澤東説的“三大法寶”之一。對待新意見階層，要保持他們的相對獨立性，求同存異，聚同化異，不宜像要求黨內人員那樣總是保持一致，可以在一定限度內容許意見多樣化。其實在很多問題上，拉一拉就是朋友，推一推就是敵人。我們要做的是，理順關係，拉過來做朋友；推過去當然很容易，但這是對社會和當事人不負責任的態度。

　　社會管理，重在理，而不是管。在虛擬社會的管理上，我們目前八成時間用在“管”上，合理的管理是倒過來，“管”與“理”遵循20%與80%的比例。

　　不言而喻，“管”蘊含著權力，表現的是指揮與服從，支持“管”的是一套規章制度。“理”則蘊含著智慧，表現為溝通與協作，它更需要的是一種韜略，一種富有人文精神內涵的東西，支持“理”的是一種文化精神。網上統一戰線，統的力量在於“理”。

　　(陳力丹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

　　案例分析

　　案例一：“懸浮照”造假事件

　　事由：近期，有網友發帖爆料，四川涼山自治州會理縣政府網站發佈的頭條圖片新聞“造假”。網友指出，題為“會理縣高標準建設通鄉路”的新聞中，視察工作的縣領導“懸浮”在公路上。 “懸浮照”一時間成為網絡熱詞，引發諸多關注和惡搞，甚至引來外媒關注。

　　政府應對：在“懸浮照”曝光後的第二天，會理縣政府公開開通官方微博，向公眾承認“由於工作人員的失誤，在政府網站上發表了一張PS過的照片”，並表示對廣大網友的關注表示理解，“希望對此事道歉”。圖片的發佈者本人也開通了微博，向社會各界表示歉意，並表示“在今後工作中絕不發生類似情況”。據稱，會理縣政府在此次事件中通過微博的“借力發力”更順勢推廣了會理旅遊。有評論指出，會理縣政府能清醒面對網絡危機，不是採取“刪帖”、“沉帖”的方法，而以坦誠的姿態面對監督，積極回應質疑，發佈準確、全面的信息，可以稱得上“近年來為數不多的地方應對網絡輿情的經典之作”。

　　案例二 “鹽荒”謠言

　　事由：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引發核擴散危機，有傳言稱食用加碘鹽，可以防止核輻射，日本核事故有可能污染中國海域的海水，造成沒有鹽吃，種種謠言引發了中國搶購食鹽的風潮。網絡上，QQ群、微博、論壇裏到處都是搶購食鹽的消息，網上碘鹽銷售價格被抬高到10元一包，恐慌情緒蔓延。

　　政府應對：面對搶購危機，政府利用各種公共媒體開始辟謠，各路專家也在不同的場合闡述各自觀點，媒體紛紛拿起傳聲筒，呼籲公眾不要恐慌，各地工商等部門表示要嚴懲哄抬物價者，中鹽總公司回應，在搶購期間，鹽業公司實行24小時配送服務，保證市場供應。政府公關緩解了搶購潮。但有批評指出，政府在面對核危機影響時，公佈的信息不全面不豐富，造成公眾對政府不信任；媒體的前期宣傳不到位，搶購潮來了才臨時抱佛腳；專家的辟謠反而被認為證明謠言可能會是真的。但政府此次公關不僅僅停留在“供應穩定”，“謠言是假的”，“一些人居心叵測”這樣的口頭辟謠上，而是多管齊下，並調動應急供應體系，這些對於穩定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案例三：“躲貓貓”事件

　　事由：2009年2月，雲南省玉溪市紅塔區北城鎮24歲青年李蕎明，在昆明晉寧縣看守所離奇死亡。警方稱其與獄友玩“躲貓貓”遊戲時意外死亡，李蕎明家人及公眾對此説法難以接受。雲南省委宣傳部組織了網友調查團，開創了網民參與重大敏感問題調查的先河。

　　政府應對：“碰到不利輿論，一些地方習慣讓自己的宣傳機器開足馬力"解圍"，以為讓自己的媒體為自己説話就是 "引導輿論"”，實際上，“這樣的輿論引導，恐怕是一廂情願，甚至效果適得其反。”這是雲南省紅河州委宣傳部長伍皓的話。2009年開始，從省委宣傳部主動組織“躲貓貓真相調查團”，到“小學生賣淫案”親自上網回帖，再到要求慎用不明真相等詞彙、建立網絡新聞發言人和媒體義務監督員等舉措，伍皓以雲南省宣傳部官員的身份，通過“新聞新政”，嘗試推動黨和政府的信息公開與透明，也確立了自己的名聲。7月26日，伍皓在微博上總結自己在“躲貓貓事件”中的三大法寶，“送給有危機要處理的同志”：“以人格的力量贏得公眾，以坦誠的力量贏得媒體，以求真的力量贏得信任。” 人民論壇 (來源：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