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收入分配問題凸顯，表明我國發展又到了需要通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來提供動力和保障的階段。這是螺旋式上升中一個新的週期的開始，是在30多年持續快速發展基礎上邁向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新的起點。

　　●我國收入分配問題的成因錯綜複雜，但歸結起來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普惠性不夠，導致收入分配問題和經濟結構問題伴生、交織；二是改革和體制轉軌過程中存在諸多可以避免和難以避免的問題，導致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並存、疊加。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是利益關係的深刻調整和變革，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方面，既要儘快行動、見到實效，又要著眼長遠、統籌謀劃。當前，尤其需要進一步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係、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收入分配調整與經濟結構調整的關係。

　　一段時間以來，漲工資、修改個人所得稅法等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這反映了收入分配問題的突出性和敏感性，也反映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但要科學有效地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我們的認識和手段就不能僅僅止于漲工資、少繳稅。胡錦濤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90週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指出，“要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只有從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中把握收入分配問題的地位和成因，在改革發展大局中探尋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理念和路徑，才能使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過程成為居民收入普遍提高、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根本扭轉的過程，成為克服經濟結構失衡，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過程。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是科學發展的動力和保障

　　收入分配問題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大問題，關係人民群眾切身利益，關係改革發展穩定全局。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就是從改革收入分配、強化對經濟主體的激勵切入的。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的平均主義“大鍋飯”被打破，激發了人們幹事創業的積極性，在促進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使人們的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從老“三大件”到新“三大件”再到新新“三大件”，從尋呼機曇花一現到手機普及再到網絡時代……人們生活改善的速度超出了30多年前最大膽的預測。但另一方面，當前人們對收入差距拉大、分配不公的議論和怨言也超過了以往。這説明，我國的收入分配問題是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是人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基礎上産生的問題；同時也表明，我國的收入分配問題已經逼近社會所能承受的“紅線”，再次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突出問題。可以説，我國發展又到了需要通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來提供動力和保障的階段。這是螺旋式上升中一個新的週期的開始，是在30多年持續快速發展基礎上邁向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新的起點。

　　保障和改善民生，根本在於收入分配。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持續快速發展，我國國內生産總值已躍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但與經濟總量快速增長相比，居民收入增長還顯滯後；相對於居民收入的平均數明顯提高而言，居民中的大多數收入還比較低。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是社會主義生産的目的；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貫徹我們黨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理念的根本要求。當前，我國已進入改革攻堅期、發展關鍵期、矛盾凸顯期。改革攻堅期，攻堅方向之一在於進一步調整社會利益關係，為實現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提供體制保障；發展關鍵期，關鍵問題之一在於改變“見物不見人”的發展路徑，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更加注重提高發展的質量、效益和人民群眾幸福指數；矛盾凸顯期，凸顯原因之一在於人民群眾權益維護機制還不健全，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還不能得到很好滿足。歸結起來，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們攻堅克難、科學發展的根本目的，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而保障和改善民生最直接、最有效、最根本的途徑，就是提高居民收入，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

　　實現經濟發展轉型，基礎在於收入分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消費需求是社會生産的根本導向，是經濟增長的最終動力，是科技和管理創新的最大激勵。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投資與消費結構失衡、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不高、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等問題，重要根源在於經濟發展沒有建立在消費主導的基礎上，還在單純為GDP而生産、為出“成果”而創新。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衝擊，主要表現為對我國出口以及相關産業的衝擊，實質上是對過於依賴國際市場的經濟發展模式的衝擊。如果長期依賴外需拉動經濟發展，不僅難以發揮我國國內市場潛力巨大的優勢，而且難以形成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合理結構和內生動力。那麼，我國經濟怎樣才能不斷增強內生動力、實現發展轉型？中央指出，必須充分挖掘我國內需的巨大潛力，進一步釋放居民消費潛力，逐步使我國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實現這一目標，基礎在於提高居民收入、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進而增強居民消費能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於收入分配。目前，我國人均國內生産總值已突破4000美元，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根據國際經驗，這一發展階段可能遇到的一個重大風險，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一些國家人均國內生産總值越過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之後，沿著傳統工業化道路發展，人均國內生産總值很快達到3000美元；此後快速起飛階段積累下來的諸多矛盾集中暴露出來，人均國內生産總值長期徘徊在3000—5000美元，經濟社會發展處於相對停滯狀態。這些國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除了經濟發展模式轉型滯後，一個重要原因是兩極分化、貧富懸殊，不能為經濟增長持續提供動力，從而使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大批貧民收入水平低下，基本享受不到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在農村失去土地，在城市成為邊緣人群，進而導致社會矛盾加劇、社會秩序惡化、政局持續動蕩。這警示我們，經濟發展的內涵既包括較快增長，也包括合理分配。沒有持續增長，分配就缺乏物質基礎；沒有合理分配，增長也會缺乏持久動力和穩定的社會環境。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首先是解決社會財富分享問題，但其意義並不局限于分配領域。我們應深刻把握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中的基本方位、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的戰略地位、在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中的科學定位，在堅持科學發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積極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只有這樣，才能繼續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不斷開創科學發展新局面。

　　深刻把握收入分配問題的成因

　　收入分配問題是社會經濟關係及其變動在財富分享方面的反映，應從社會經濟發展和改革的長過程和大格局中來研究和把握。我國目前的收入分配問題突出表現為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從發展和改革的角度看，其成因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市場競爭帶來收入分配問題。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收入分配製度逐步確立，市場機制在收入分配中的基礎性作用越來越明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人們所擁有的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産要素存在差異，把握機會、利用資源的能力有所不同，必然會出現收入差距擴大。除了這種正常的市場競爭，生産要素在市場中的地位不平等也會帶來收入分配問題。比如，資本因其稀缺而處於強勢地位，勞動力因其豐富而處於弱勢地位，如果缺乏法規制度的調整和制約，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就會出現企業利潤侵蝕勞動工資的問題。

　　發展階段性特徵表現為收入分配問題。在經濟發展與收入分配的關繫上，庫茲涅茨倒U形曲線理論認為：在經濟未充分發展、人均國民收入較低時，收入分配將隨著經濟發展而趨於不平等；其後，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均國民收入水平提高，收入分配差距將逐步縮小。最近幾年，我國農民工工資上漲較快，“招工難”現象從沿海向內地擴展。不少學者認為，這表明我國正迎來庫茲涅茨倒U形曲線的拐點，收入差距客觀上具有了縮小的趨勢和動力。如果目前我們確實處在這樣的關鍵時點上，就應該順應規律、因勢利導，確保平穩順利地渡過這一拐點，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如果這一過程受到阻滯、拖延，居民收入水平長期難以隨著經濟發展而提高，就會帶來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如消費規模擴大和結構升級受阻，勞動者素質難以提高，進而影響産業升級和結構調整。此外，一些與收入分配相關的制度的完善，也是在發展的新階段才凸顯其重要性、必要性並具備可行性的。比如，近年來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加快建立健全，覆蓋面不斷擴大，保障水平不斷提高，既顯現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又呈現出巨大的發展空間。

　　改革不到位導致收入分配問題。改革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沒有改革，我們就不可能突破計劃經濟體制和平均主義分配格局的束縛，人們勞動創造的熱情和潛力就得不到充分釋放，我們今天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就是不可想象的。但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帶來一個完美的體制，也不可能使所有人均等受益。目前，不僅收入分配領域的改革尚未完成，直接制約了合理收入分配關係的形成，其他方面改革不平衡、不到位的情況也在深刻影響著收入分配。諸如資源和要素價格不合理所導致的利益分享不公、行政性壟斷所導致的企業利潤過高和行業收入差距過大、二元結構問題所導致的城鄉收入差距等，都需要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來解決。此外，在醫療、教育、住房等民生領域曾不同程度存在的泛市場化問題，也對收入分配帶來不良影響。

　　收入調節機制還不能有效緩解收入分配問題。在快速發展和轉型時期，舊的收入分配製度被打破，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還不成熟、不健全。比如，在初次分配領域，最低工資標準需要適時調整、有效執行，工資集體協商、正常增長機制需要不斷完善、發揮作用，企業高管薪酬監管制度需要建立健全、落到實處；在再分配領域，稅收制度“提低、擴中、調高”作用發揮還不明顯，公共財政體制需要繼續完善，民生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例仍然偏低；在第三次分配領域，慈善公益事業還不發達，扶危濟困、樂善好施的社會風氣還不濃厚，企業回報社會的責任意識仍需加強。收入分配調節機制不健全、執行不到位，就難以充分發揮調節收入分配、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加劇收入分配問題。在新舊體制交替的過程中，存在比較多的制度和法律漏洞，為少數人撈取不合理不合法收入提供了可乘之機。一些人在國有企業改革中搞暗箱操作，侵吞國有資産；一些人制售假冒偽劣商品，謀取不義之財；一些行業、部門和群體依靠行政權力、壟斷地位、資源獨佔獲取大量不合理收入；一些單位私設“小金庫”，濫發獎金福利；一些人通過內幕交易非法斂財；一些高收入者逃避稅收監管；少數官員搞權錢交易，貪污腐敗。對於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必須通過深化改革堵塞制度漏洞，通過完善法制、加大執法力度堅決取締和打擊。

　　我國收入分配問題的成因錯綜複雜，但歸結起來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普惠性不夠，導致收入分配問題和經濟結構問題伴生、交織；二是改革和體制轉軌過程中存在諸多可以避免和難以避免的問題，導致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並存、疊加。

　　以科學的理念和路徑解決收入分配問題

　　我們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收入分配問題，近年來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提高居民收入、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其中，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和城鄉低保標準、將未參保集體企業退休人員納入基本養老保險等，取得了“提低”的明顯效果；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發展教育事業、提升低收入者的素質和能力、鼓勵創新和創業等，都是“擴中”的有效舉措；限制壟斷企業員工尤其是高級管理人員的工資、加強稅收徵管等，具有“調高”的重要作用。“十二五”規劃綱要對於改善民生、調整收入分配關係設置了專門篇章加以闡述和部署。可以説，提高居民收入、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共識已經凝聚，舉措正在施行。當然也應看到，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是利益關係的深刻調整和變革，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方面，十分敏感、十分複雜，既要儘快行動、見到實效，又要著眼長遠、統籌謀劃。當前，尤其需要將其與科學發展、深化改革有機結合起來，進一步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係、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收入分配調整與經濟結構調整的關係。

　　（一）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係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前提是正確認識和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就收入分配而言，公平絕不是平均分配社會財富，而是在保障所有人基本生存和發展權利的基礎上，使人們的收入與其能力素質、付出的努力以及合法佔有的資源相符。這是因為，抹殺能力素質差異和個人努力程度的絕對平均主義，既無效率也不公平；要提高效率、發展生産、改善生活，就要通過適當拉開收入差距來提供激勵。

　　在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下，人們的收入必然有高有低，有時高低差距還比較大。如果高收入者的收入來源於較高的能力素質和較多的貢獻付出，是正常市場競爭的結果，那麼，在收入再分配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等的配合下，適度的收入差距有利於提高效率，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産力，不會導致社會不和諧。但在現實生活中，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因素確有一些是不合理、不合法、不公平的。克服了這些問題，就不僅能夠促進公平，而且能夠提高效率。公平出效率，沒有公平就會傷害人們提高效率的積極性；但如果片面追求收入的絕對平均，實際上也是一種不公平，因為人們的付出不能得到合理回報，其結果只能是共同貧窮。可見，公平與效率並不是簡單對立、此消彼長的，應該而且可以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完善的過程中統一起來。

　　實現收入分配公平有著複雜的機制和過程。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一時的收入分配結果公平，更不是簡單的均貧富，而是收入分配的機制公平、過程公平，因為只有這樣的公平才能既長期起作用又增進效率。所以説，改善收入分配，需要調節分配的結果，但更需要努力實現分配的機制公平、過程公平。這就需要進一步深化經濟和社會體制改革，使人們能夠公平地參與社會經濟生活。

　　（二）協調運用市場調節與政府調節兩種手段

　　我國實行計劃經濟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兩方面的實踐證明，在收入分配領域完全依靠行政手段，既無效率也不公平；只有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才有可能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但也應看到，收入分配決定人的生存和發展，關乎人的自由和尊嚴，影響發展的動力和社會的穩定，因而不能完全交給市場去調節。也就是説，收入分配調節既要發揮市場無形之手的基礎性作用，也要發揮政府有形之手的關鍵性作用。

　　在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更多地作用於再分配環節，通過稅收、財政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等手段對初次分配形成的過大差距進行矯正，以維護社會公平；初次分配基本是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的，勞動力、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産要素通過市場競爭獲得各自的報酬。但在我國現階段，由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相當一部分初次分配差距並不是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結果。比如，由行政性壟斷所導致的行業收入差距、由二元結構問題所導致的城鄉收入差距、由觀念和體制問題所導致的地區收入差距以及由勞動力流動不暢所導致的社會成員收入差距等，都需要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更充分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來縮小和消除。也就是説，在我國，除了在再分配環節需要政府加強調節，在初次分配領域也需要政府積極作為，著力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規範收入分配秩序；既要進一步深化改革、解決市場扭曲和不能正常發揮作用的問題，又要解決市場泛化和市場失靈的問題，還要解決政府職能轉變的問題，進而使市場無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都到位又都不越位，綜合協調地發揮作用。

　　（三）統籌推進收入分配調整與經濟結構調整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與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方式、經濟體制緊密相聯，需要標本兼治。治標就是直接調整收入分配，包括提高勞動者工資、控制高收入者不合理收入以及降低居民稅收負擔等；治本就是消除導致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體制機制和經濟結構問題。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一個重點是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就需要建立最低工資制度，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建立職工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努力實現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産率提高同步。但應當看到，對於很多企業特別是低端加工製造企業來説，由於利潤已經相當微薄，給職工漲工資的空間實際上非常有限。解決這類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加快産業結構調整，引導企業改進技術、工藝、産品，向産業高端移動，同時積極發展高端産業和現代服務業。産業結構調整會帶動就業結構變化，使高素質、高技能勞動的報酬大幅提高，這又會促使人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以獲取更高收益，從而形成“産業結構升級—就業結構變化—人力資本結構改善—收入分配結構優化”的良性循環。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另一個重點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這就需要合理調整國家、企業、個人分配關係，包括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增加公共服務支出，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改變一些企業依靠廉價資源、行政壟斷獲取過高利潤的狀況，提高國有企業分紅水平，把國有資本收益更多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同時應看到，我國長期形成的重投資輕消費、重招商輕創業、重資源投入輕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長方式，帶來了一系列經濟結構問題：在經濟增長結構上，依靠投資拉動、粗放擴張，而消費不振、內需不足；在要素投入結構上，過於依賴低成本勞動力和資源，而自主創新不足、科技貢獻率低；在産業結構上，重化工業、資源型産業快速擴張，而農業基礎薄弱、服務業發展滯後；在企業組織結構上，大型壟斷企業佔據市場主導地位、利潤豐厚，而中小企業困難、民間創業艱難；在國際分工上，産業和産品大多處於國際産業鏈和價值鏈低端，雖然出口數量大，但企業利潤低、勞動工資低。這些經濟結構問題是居民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偏低的重要根源，必須著力解決。此外，調整城鄉和區域經濟結構等，也是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重要基礎。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説到底是如何更好地實現人的利益問題。提高居民收入、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最根本的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特別是努力提高勞動者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地位。應通過提升人力資本水平、激勵和扶持創新創業、營造公平的經濟社會環境、暢通社會流動渠道，幫助更多的人通過自己的勤奮努力從低收入階層進入中等收入階層、高收入階層，使更多的人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改變人生、創造價值、成就夢想、造福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