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期間因為大規模的基本建設，田野考古大量的開展。僅僅從每年評選出的“十大考古新發現”，就可以看出它們對於中國歷史的豐富、對於文物事業與考古學科所具有的重大價值。剛公佈的《考古學科“十二五”規劃》，對過去的5年進行了梳理，也期待著田野考古能為學科發展提供更多高質量的資料——

考古有多少能改變歷史（文化脈動）

記者　楊雪梅

　　照片為入選2010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考古遺址出土的精美文物拼圖，從左至右為新疆吐峪溝佛寺遺址的壁畫、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的青銅器等。

　　蔡華偉製圖

　　“我和外國學者合作，從2000年開始替劍橋大學寫一本關於中國考古學的英文教材，如今寫了十年，還是沒有完成，原因在於中國的考古新發現真是層出不窮，每過一年，就需要再加一些新的內容進去。不過，欣慰的是2000年寫時一些觀點還只是大膽的學術推測，現在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證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副所長陳星燦用“加不勝加”來形容不斷涌現的中國考古學發現，他多次參加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評選，也是考古學科“十二五”規劃的執筆人之一。

　　“學科規劃也好，十大新發現的評選也好，都想體現對於正在進行的大規模考古的引領，不過能轉化為科學價值的考古還是有限。”

　　大量的空白不斷填補

　　但薄弱的環節依舊薄弱

　　“南澳Ⅰ號”水下考古的領隊崔勇，五年之內兩次作為領隊來參評“十大考古新發現”，幸運的是兩次都入選了。上一次是2006年的廣東高明古椰貝丘遺址，通過搶救性發掘，填補了珠江三角洲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早商以前的考古學編年體系的空白，包括稻穀等大量植物遺存的出土，為研究本地區和嶺南稻作農業起源提供了新資料。而已經進行了四年的水下考古項目“南澳Ⅰ號”今年也入選“2010年十大考古新發現”。“中國是一個考古的富礦，這些年，我們無論是在史前、都城等傳統的考古領域，還是在水下考古等新領域，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也填補了很多空白，但大家都知道需要做的工作還非常多，許多薄弱的環節依然薄弱。”

　　薄弱，其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與河南、陜西、山西、山東等文物大省相比，一些省份的考古工作依然有很多不足。河南2007年有5個項目入選全國十大，而一些地方的考古發現都很少進入終評會。因為大規模基本建設、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以及文明探源工程進而後開展的區域系統調查和發掘工作，連過去開展工作較少的貴州等地，都發現了不少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重要的聚落考古發掘遍佈全國大多數省區，從南海之濱的廣東深圳鹹頭嶺，到橫斷山區的四川漢源麥坪，新石器時代的一系列重要遺址和墓葬的揭示，為建立更加豐滿的中國史前文化體系，提供了新的材料。

　　但舊石器時代的遺存歷年久遠，很難保存下來。尋找發現舊石器遺址，從來就是考古的重要任務。但是，在過去5年有關舊石器早、中期的田野工作僅可舉出少數幾項。比如今年入圍的25項中，也只有河南登封西施舊石器時代石葉遺址。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高星認為，該遺址是我國及東亞大陸腹地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晚期典型的石葉製作場遺址。石葉被認為是早期現代人的文化標識，在非洲歐洲十分發達，在中國發現很少，以前也僅在北方邊陲，學術界曾認為石葉遺存在中國只是局部現象，從未越過黃河，而登封的發現改變了這種認識。

　　同時從舊石器向新石器的過渡階段的考古，在學術上的進展也很緩慢。只有對河南許昌靈井遺址的持續發掘，發現了包括上下兩個文化層在內的大量石製品和動物化石，下文化層可能屬於舊石器時代中期；河南新密李家溝遺址（2009年10大發現）發現了舊、新石器過渡期間的連續地層，以及早期陶器與細石器共存的資料，為討論華北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起源和旱作農業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

　　人類歷史如何從舊石器進入新石器是一個世界性的學術話題。專家認為是最後冰期以來的環境巨大變化，迫使人類進行了全方位的調整，産生了包括生計方式和取食活動內容的變化，農業的産生，居住方式從流動趨向穩定、磨制石器和陶器等新的人工製品的出現標誌著人類進入新石器時代。現有資料業已表明，世界上不同地區向新石器文化過渡的方式不同，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地區也有自己的特點。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們還需要開展大量的田野工作，繼續尋找相對欠缺的舊石器時代的資料，建立更完整的發展系列資料。

　　發掘的課題意識在增加

　　曾經邊緣的正成為主流

　　“一些高質量的考古成果，其實還是來自多年的連續挖掘和學術積累，殷墟距離第一次考古發掘已經過去80年了，但還不斷地有新發現。今年是仰韶文化發現90週年，但關於仰韶文化的研究一直在進行。”陳星燦作為領隊發掘的河南靈寶西坡新石器時代大型墓地曾入選2006年十大考古新發現。這是仰韶文化中期的核心地帶，2000年至2006年，考古隊對該遺址進行了6次主動科學發掘和系統鑽探，發掘面積累計5000余平方米，大型中心性聚落、特大公共性建築和缺少奢侈品的大墓構成了該時期複雜社會的特點，對於解釋中國第一個王朝為什麼最終會在中原建立提供了更豐富的細節。

　　2008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李水城教授，在山東渤海南岸地區揭露出晚商至西周的多處制鹽遺址，這是目前在渤海南岸發現的規模最大的鹽業遺址群。通過對其中若干遺址的全面揭露，首次了解到該地區為殷墟時期商王朝的鹽業生産中心。遺址高度密集和整齊劃一的制鹽設施，表明這是一種對於資源控制的國家行為，併為研究商人東進及其所導致的一系列歷史事件提供了全新的線索。“如此完整地揭露整個古代制鹽作坊遺址在全國乃至世界都是首次。對鹽業遺址的研究在西方開始得很早，我們開始得晚，但新的發現非常多。”

　　類似的發現還有入選2009年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江西高安華林造紙作坊遺址，完備的造紙作坊為我們認識宋代以來造紙技術發展史提供了難得的資料。

　　其實中國見諸考古記錄的手工業遺存有玉石器、陶器和瓷器、琉璃（玻璃）、磚瓦、漆木器的製作，銅、鐵、鉛、鋅、金、銀、錫、汞等金屬開採冶煉和器具製作、舟船車輿的製造，以及制鹽、紡織、造紙、釀酒作坊等。目前研究進行得較詳細的有玉器和瓷器、金銀器等。其他門類如冶金、紙坊、酒坊等在過去5年都有許多重要考古發現。但相關的研究並不充分。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所長、學部委員王巍説，每一年的評選其實只是對過去一年工作的總結，許多沒有入選十大新發現的也有非常好的發現和價值。“聽活動在一線的發掘領隊的報告，真的是非常大的享受和收穫。每一項考古現在都做得很細緻，盡可能多地蒐集信息，以前植物考古、動物考古、環境考古還是舶來品，現在你看每一項考古中都包含了這樣的內容，大家都開始認識到研究人與環境的關係，研究人的行為、對資源的控制。包括以前我們不太重視的一些領域，如鹽址、造紙作坊、鑄銅遺址、水利設施，現在都是關注的重點。”

　　北京大學文博學院的趙輝教授也是學科規劃的執筆人，他説，“十二五”的學科規劃基本延續了“十一五”的思路，許多重大課題會一直伴隨著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也會一直是田野考古的重點。

　　考古學要解釋中國

　　也要説明對於世界的貢獻

　　新疆鄯善吐峪溝石窟群和佛寺遺址毫無懸念地入選2010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它和同樣入選的江蘇南京大報恩寺遺址都可以算得上是佛教考古的範圍。長期以來，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學研究重點在張騫“鑿空”西域以來，經絲綢之路和北方草原地帶與西方的文化交流，以佛教為代表的文化傳播的專題考古更是長盛不衰，這與“十二五”學科規劃的重點不謀而合。

　　讓我們來看一看2006年入選十大的甘肅張家川戰國墓地。該墓地清理被盜墓葬三座，出土金、銀、銅、鐵、陶、骨以及瑪瑙、釉陶珠等文物2200余件。三座墓葬的結構形式新而獨特，墓道中各發現隨葬車4乘、墓室各一乘，車乘裝潢極度豪華。墓葬中發現了大量的錯金、銀、鐵制車構件和金、銀、銅車飾品，以幾何圖案和動物為主，有著明顯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徵，出土的海藍色釉陶杯和大量的釉陶珠，有著濃厚的西域文化特點，出土的鏟足鬲和陶器，又有著強烈的戎人文化風格。這個墓地還出土了一個小玻璃杯，它是西亞的，這證明，此地在那時已與西亞地區有聯絡。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與人類學研究所易華博士説，隨著一些重要考古發現成果的面世，中西方交流有大幅度提前的趨勢。中國境內發現的新石器晚期出現的小麥遺存、青銅時代出現的冶金術和馬、商代的馬車、新疆小河墓地歐洲人種的墓葬，都表明中西方的交流由來已久，而有關這些交流的專題研究，不但是今後考古學的重點課題，也是人類學的重要方向。

　　“雖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大量的田野考古依然是配合國家的基本建設，但帶有課題意識的主動發掘會逐漸增加，即使是一些搶救性發掘也要圍繞一些重大課題進行研究。”王巍説，中國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考古內容將貫穿整個“十二五”的田野考古，研究範圍自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21年，大體上可分為兩個階段，前段重點探討新石器時代晚期和龍山時代黃河、長江兩大河流域和西遼河地區，長城地帶等參與史前文明進程的主要地區，通過不同地區社會複雜化、文明化過程的比較研究，總結概括中國文明的本質。而在後一階段，重點研究夏、商、週三代氏族社會轉向國家統治形態，調整社會結構，強化意識形態壟斷等方面的歷程，闡明中國文明的特點，進而説明中國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如此看來，中國考古學不但要解釋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問題，也要嘗試解釋中國之於東方乃至世界和世界之於中國的問題。這顯然需要數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