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事故發生後企業的“善後”，不僅應是“自律”，更應是來自政府監管、法律法規的“他律”

　　企業事故引發水污染，治污投入會有多大？近日召開的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專題會議上，給出了一個具體數字：2005年11月，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雙苯廠發生爆炸，污染物流入第二松花江，造成重大水污染事件。5年來，國家為此累計投入治污資金78.4億元。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吉林石化公司僅被環保部門罰款100萬，並向吉林“捐贈”500萬。

　　這是個落差巨大的不等式：一則，企業造成污染，卻由國家埋單；二則，污染事故的善後，不但要處置污染河流、土壤，還需安置流域內企業、居民，成本巨大，國家投資有限，難以確保有效應對；三則，違法成本較低，不能成為鏡鑒，應提高企業環保意識。

　　實際上，類似的“刺眼”事件還有不少：2004年四川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直接損失3億元，而肇事單位僅被罰100萬元。去年紫金礦業污水滲漏，被判處罰金3000萬元，雖創下紀錄，但相比其造成的生態災難，仍可謂九牛一毛。

　　這些事件，暴露出目前我國在環境污染事故防治、處置、善後中的法律短板和司法困境。

　　現有環保法律、法規偏軟，彈性較大，對違法企業處罰額度過低，難以起到應有效果。2008年，水污染防治法修訂之前，其實施細則規定，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罰款，“最高不得超過100萬元”。修訂後的水污染防治法，雖規定“對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水污染事故的，按照水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損失的30%計算罰款”，但“直接損失”的計算，同樣有很大空間。

　　今年5月，《刑法修正案（八）》開始實施。其中對“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做出重大修訂，降低了入罪“門檻”，擴大了刑事追究範圍，加重刑事處罰力度。但從以往的經驗來看，能否像新修訂的“危險駕駛罪”一樣成為遏制相關違法行為的法寶，同樣需要面對理順複雜的利益關係、監督和執法偏軟的考驗。

　　在一些國家，重大污染事故的賠償，大多是天文數字。2010年，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後，肇事的英國石油公司除了被處以數十億美元的罰款外，還被要求出資200億美元建立賠償基金。2007年，美國“特富龍”案中，杜邦公司被要求向當地民眾提供高達3.43億美元的經濟賠償。

　　不僅是違法成本過低，企業造成污染後環境損害修復、政府的環境監管責任、公民的環保義務等一系列問題，都需要與時俱進地進一步明確和保障。《環境保護法》從1989年5月開始實施，至今已經22年，不少條款需要完善。解決這一重要問題，讓它成為能統領各個環境法的基本法，還需相關部門和立法機構的努力。

　　企業為自己的行為埋單，于理于法都是無法推脫的義務，更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體現。無論如何，污染事故發生後企業的“善後”，不僅應是“自律”，更應是來自政府監管、法律法規的“他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