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洪波：濫發津補貼凸顯集體性自利

　　武漢市清退公務員多發津補貼，需退還的2007年至2009年間多發金額保守估計數千萬元。這一新聞理所當然地引起人們的關注。

　　根據報道，武漢市之所以需要清退公務員津補貼，來自中央檢查組的例行檢查。這次例行檢查檢查了廣州、武漢、成都、青島、寧波、南寧6市，檢查範圍包括公安、工商、城建、房管、教育、地稅、衛生、房産8個部門，“各地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規範發放津補貼的情況”。

　　例行檢查，而非根據舉報或者情況反映而檢查，能查出“各地均存在”問題，可見公務員津補貼違規情況之普遍。這才是問題的嚴重性之所在。不是哪個地方、哪個部門，而是檢查的每個地方、每個部門，都出現了違規現象。既然如此，需要的到底是例行抽查，還是全面整頓呢？

　　報道説，“武漢市一名知情官員介紹，中紀委去年檢查的6個地方，武漢濫發的津補貼不是最多的，廣州等地發得更多。”但對公眾來説，關注的重點大概不在於哪個地方哪個部門的公務員違規發放最多，而在於“不查都是按規定辦事，一查都在違規辦事”。

　　那些違規發放最多的數據，將被人們引為公務員群體集體掠食情態的材料。我們不知道“發得更多”的廣州等地是何種情況，報道中發得最多的是武漢市一市直機關，人均應退還金額7.39萬元。平均來説，2007年至2009年間，每年超發2.46萬元，而2009年武漢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僅僅18385元。

　　超發部分就達到此數，普通市民作何感想？而事實上，在公眾看來，公務員所享受的好處還有穩定的職業、全面的福利、各種公款開支的消費，以及灰色收入、權力尋租報酬等等。超發津補貼只是公務員不當利益的組成之一，這個部分的浮現，必然使人再次將公務員的種種“好處”聯想起來，使官民差別再次突顯。

　　公務員對收入狀況可能有自己的看法———當然是覺得少了。然而，在任何一個社會，公務人員的工資，與社會的平均工資存在一個合理的比例關係，收入多了還是少了，不以公務員的感覺為依據。今天的中國，報考公務員的熱潮經久不息而且越來越高漲，已經標示了公務員在社會各種職業中的比較收益，這不是“公務員工資低”的自説自話可以解釋得了的。

　　以“保護、愛護、調動廣大幹部的積極性”來要求保留違規津補貼，當然不具合理性。一個人，當其謀求進入公務員隊伍時，積極性是何其高昂，而進入公務員隊伍後，其積極性卻須以違規多發錢來保護，這豈不是説公務員獲得不當利益是一種合理預期？近些年中國一直有高薪養廉之議，我們既不知要高薪到何種程度才能養廉，也不知不受制約的權力在多高的薪水後才能夠廉，但我們知道違規發放津補貼與廉潔沒有絲毫關係，而且公務員隊伍暗暗自利本身就是一種集體淪落。

　　通過報道，我們知道武漢市公務員正在清退違規津補貼，而發現問題的其他地方又做得怎麼樣？暗暗發放，暗暗查實，暗暗整改，整個過程都在暗暗之中完成，顯然不是現代社會的應有狀態。沒有公開，就根本不可能有公信。從來自武漢的報道，我們得以了解公務員違規發放津補貼達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也正因如此，我們才可以正視問題的存在。而一切在隱秘之中，我們甚至連問題都一無所知。

　　從根本上講，各個地方的公務員隊伍，就是地方的執政者群體。這個群體的集體性自利，就是地方執政群體的自我謀利。執政者變成自利者，顯示權力約束的嚴重不足，只有上級檢查才能糾正問題，地方民眾的主體地位顯示在哪呢？這是一個嚴峻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