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達林:古董級看守所條例亟待手術

　　本報特約評論員傅達林

　　在法治觀察者的眼中，看守所是極富代表性的窗口，通過它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法治和政治文明狀況。從目前的信息看，《看守所條例》修改融入了現代法治文明的基因。這次修改，是理念上的全新洗禮。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業已形成的背景下，對“古董”法規的修繕，可能是今後立法的重要方向，現行《看守所條例》就是這樣一部亟待“動手術”的法規。從1990年3月起實施，這部一共只有52個條款的行政法規，已經運行了21年，如今已是步履蹣跚、不堪重負。

　　日前，全國人大代表、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副秘書長鮑紹坤稱，《看守所條例》的修訂草案，已由公安部起草並呈送國務院法制辦，在押人員有望在判決前即可會見家屬。另據學者透露，修訂草案增加了保障人權的原則。

　　在法治觀察者的眼中，看守所是一個極富代表性的窗口，通過它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法治和政治文明狀況。就有這樣的比喻：那些涉嫌犯罪而被羈押的人，其權利狀況構成“木桶”上最短的那塊木板。近年來，頻發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讓我們深切感受到短板的痛楚，看守所這一封閉場所內的權利生態，直接構成了制度變革的內在動因。

　　從目前的信息看，《看守所條例》修改融入了現代法治文明的基因。之前立法對看守所的定位是“羈押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人犯的機關”，反復使用了71次的“人犯”兩字，深刻反映出這部條例的時代烙印。1996年刑訴法修訂所確立的無罪推定原則，在《看守所條例》裏面沒有絲毫體現。

　　這次修改，是理念上的全新洗禮，在職能定位、權利配置和程序設計的各個環節，做到“把羈押人員當人來尊重”。例如以往的一些案例中，羈押者死前與外界親屬斷絕聯絡，一旦進去即處於極其孤立的境況，任由權力“我的地盤我做主”。如果新條例規定在押人員在判決前即可會見家屬，那麼對看守所執法將是一個有力的監督。

　　然而也應看到，目前的制度變革仍舊局限在現有體制之內，部門立法的本質決定了新條例對法治的進步意義有限。在“躲貓貓”事件後，一些兩會代表、委員就紛紛建言讓看守所“偵押分離”，使其成為一個專門履行羈押職能的中立機構。遺憾的是，學界力挺的“偵羈分離”，將看守所劃歸司法部管理的改革最終流産。

　　或許一時的牢頭獄霸、刑訊逼供、超期羈押等弊端，可以通過條例的修改來緩解；但從根本上説，制約羈押者權利保護的要害仍在於體制。形象點説，公安“抓人”，看守所“關人”，兩個機構，一個系統，這種“抓人”與“關人”不分家的體制，使得看守所幾乎成為公安局的“後院”，在偵查機關破案的利益驅動下，被羈押者的權利就面臨極大危險。消除這種危險，釜底抽薪的辦法就是從體制上“動刀”。對此，由公安部主導的部門立法是不可能完成的，最終還必須回到人大立法的路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