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勳：“節能減排”不需要行政突擊

　　■ 觀察家

　　某些地方官員“不擇手段”地應付指標，無法解決落後産能的問題，即使通過行政突擊實現了今年的目標，以後肯定會反彈回去。

　　據報道，在距離“十一五”單位GDP能耗降低20%目標只剩不到4個月時間裏，“節能減排收官之戰”已全面打響。

　　不可否認，當前我國節能減排的形勢嚴峻。國家統計局8月份數據顯示，前4年全國單位GDP能耗累計下降15.61%，但由於一些地方高耗能、高排放行業增長過快，今年上半年全國單位GDP能耗同比不降反升0.09%，全國有7個地方單位GDP能耗也出現上升，形勢嚴峻，任務艱巨。

　　這意味著，在剩下不到4個月的時間裏需要減排近5%，這對於在實施了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的第二年，要完成這樣的目標，無疑需要關停不少工廠和企業。

　　正是如此，不少地方為實現節能減排目標而臨時採取嚴格的調控措施，導致為節能減排而節能減排的現象發生。我們看到，浙江可能是最早為達到節能減排目標實行限電的省份，江蘇省也從8月的最後一週開始對省內大型水泥企業的熟料生産線開始執行限電停窯。相比之下，對鋼鐵行業的限電措施覆蓋面就更廣了，浙江、江蘇、福建、河北、山西5省已經出臺了明確的對鋼鐵行業的限産計劃。

　　儘管為節能減排設置短期目標有必要性，但要認識到，節能減排是持久戰、攻堅戰，不是閃電戰。我國承諾2020年將實現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這意味著，今年絕不是節能減排的終點站，因此，“臨時抱佛腳”式的節能減排沒有意義。如果在不少地方政府“臨時調控”的努力下，即使“十一五”節能減排目標完成了，那麼是否就意味著節能減排工作已落到實處？是否就意味著“衝刺”式的節能減排可以一再複製？

　　事實上，從我國結構性轉型的最終目標來看，當前的節能減排本身就是一個節能指標，而不是一個剛性的政治目標。在金融危機的衝擊下，産業界的節能降耗已經被打亂了節奏，而刺激政策又刺激起了高耗能、高排放的投資，這個目標要想完成十分困難。因此政策需要因勢而變，如果這時候還堅持五年前的目標不變，政策剛性就會變成政策僵化了，它給地方經濟帶來的一刀切式的衝擊，容易造成很大的負面效果。地方的突擊執行，也直接給民生帶來影響。而地方政府為了保住稅收只能對主要企業實施暗保，也必然會引起社會的廣泛質疑。

　　其實，今年7月初國家統計局將去年GDP數據上調了5154億元，做大了GDP的分母，也增大了過去四年節能降耗的成果，今年只需完成3.41%的降幅即可達標，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也是給節能減排提供了一個執行的彈性。

　　要實現減排目標，除了中央決心與全面佈局，更需要解決地方幹部的發展理念問題，解決考核與監督的路徑困境。如果地方幹部滿腦子是怎麼“不擇手段”地應付指標，無法解決落後産能的問題，即使現在通過行政突擊實現了今年的目標，但明年呢？以後呢？肯定會反彈回去。節能減排就很可能淪為折騰老百姓，背離了政策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