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一支曾經神秘莫測的特殊部隊；

　　他們，擔負著軍事醫學研究的神聖使命。

　　1951年6月11日，為解決志願軍入朝作戰中面臨的軍事醫學難題，中央軍委一份關於“迅即成立軍事醫學科學院”的密電從中南海發出……

　　50天后的8月1日，上海市盧灣區瑞金二路的一棟4層樓房裏，誕生了新中國第一個軍事醫學科研機構——軍事醫學科學院。

　　60年，一路風雨兼程；60年，成就光榮與夢想——今天，軍事醫學科學院已發展為我軍最高軍事醫學科研機構、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軍事醫學科技攻關的核心力量。

　　祖國召喚 激情創業

　　走過60年風雨的軍事醫學科學院，從成立之初起就被賦予了承載國家安危的秘密使命。

　　為了調集人才，首任院長宮乃泉向軍委衛生部列出了包括美國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普曼教授的中國助手周廷衝及其夫人黃翠芬在內的一長串擬調入的專家名單……

　　在中央的直接關懷下，一大批著名專家從海外和祖國的四面八方匯集而來，成為新生的軍事醫學科學院的重要奠基者。

　　成立7年後，這支由一大批國內外著名醫學、藥學專家組成的“特種部隊”，奉命遷至北京，從事中國的“ABC”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學武器醫學防護研究的重大任務。

　　周廷衝、黃翠芬，這對全軍唯一的“院士夫妻”，用畢生詮釋了軍事醫學科研工作者對祖國母親的深情。

　　1949年10月1日，旅居美國的周廷沖和黃翠芬夫婦，在收到宮乃泉從祖國轉來的親筆邀請信後，當即向美國移民局提出回國申請。1950年5月，在浩瀚蒼茫的太平洋上漂泊了56天之後，終於踏上國土的周廷沖和黃翠芬熱淚滾滾……

　　蔡翹，原國民黨“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在上世紀20年代初發現視角與眼球運動功能的中樞部位——頂蓋前核，這一發現被國際醫學界以“蔡氏區”命名。

　　新中國成立後，蔡翹堅定地選擇了新中國併為之奮鬥——身為原“中央大學醫學院”代院長的他光榮入伍，後出任軍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

　　“從紅軍中走出的3位醫學專家——錢信忠、涂通今和潘世徵，以及白求恩的助手——殷希彭、王道建也都曾先後擔任軍事醫學科學院的院長、副院長或研究所所長。”現任院長賀福初説。

　　今年已73歲的一級研究員王德文，曾連續26次參加核試驗生物效應的檢測，包括第一次和最後一次核試驗。

　　1962年，剛從北京醫學院（現北大醫學部）大學畢業被分配到軍事醫學科學院工作的王德文第一次參加核試驗時，隊領導擔心他受到核輻射影響生育，便安排他到最後車組。情急之下，王德文找到領導説：“大不了我不要孩子！”

　　正是從這樣的創業激情起步，為應對外國核生化威脅，新中國獨立自主地開創了軍事醫學“三防”事業，人民共和國終於擁有了防核、防化、防生三座戰略盾牌。

　　1985年，匯聚軍事醫學科學院防核、防化和防生三個方面研究成果的“戰時特種武器傷害的醫學防護研究”，與“兩彈一星”、大慶油田發現、人工牛胰島素合成等震撼世界的成果一起，獲得共和國首次頒發的“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這項成果，迄今仍為我國衛生系統、我軍後勤系統唯一的特等獎。

　　抗瘧課題組，這項肇始於上世紀60年代的抗瘧藥研究，近40年投入百餘名科研人員，前赴後繼，取得多項獨創性科研成果，使中國在這一領域從一片空白髮展到國際一流，創造了自主研發新藥的奇跡。

　　2009年，軍事醫學科學院研製的治療抗藥性惡性瘧疾特效藥“復方蒿甲醚”獲第四屆“歐洲發明人獎”，成為我國醫藥界獲得的第一個國際大獎，也是我國第一個原始創新、擁有完整自主知識産權的化學新藥，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瘧疾治療的首選藥物，迄今已治愈全球數以百萬的瘧疾患者，預防用藥超4億人份，2010年又獲得有藥學界諾貝爾獎之稱的美國“蓋倫獎”。

　　為戰而研 為贏而研

　　寒區部隊容易發生凍傷，怎麼辦？——研製凍傷膏、産熱袋等；

　　高原適應不全症對高原部隊危害很大，怎麼辦？——研製復方黨參片等防治藥物；

　　一些部隊官兵因水質不好致病，怎麼辦？——研製飲水消毒片；

　　炮兵容易震聾，怎麼辦？——研製防震耳塞……

　　這份衛生學環境醫學研究所的成果清單，清晰地折射出軍事醫學科學院的科研方向：立足國家戰略利益拓展和軍事鬥爭準備衛勤需求，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為軍而研、為戰而研、為贏而研。

　　為解決嚴重影響駐高原部隊官兵身心健康的吸氧難問題，軍事醫學科學院在國內率先突破六塔空氣分離技術，成功研製出具有國內領先水平的便攜式、車載式、普通型和智慧型等多種型號的高原制供氧裝備，自籌資金1000多萬元，為駐新疆、西藏等高原地區部隊建設了86座智慧型制供氧站、5670個吸氧終端。

　　為解決困擾邊防官兵的蚊蟲叮咬難題，組織專家深入新疆阿爾泰、黑龍江黑瞎子島等邊防一線部隊進行實地調查，在大量試驗的基礎上，成功研製新型防蚊系列裝備和長效驅避劑，從根本上解除了官兵蚊患之苦。

　　軍事醫學科學院政委高福鎖介紹説，僅“十一五”以來，軍事醫學科學院共申請承擔軍隊課題近900項，為提高部隊衛勤保障能力、維護官兵身心健康發揮了重要作用。

　　作為軍事鬥爭、衛勤準備、科技攻關的核心力量，人才成為決勝之關鍵。院黨委根據國家安全戰略和軍事變革需求，進行了兩輪學科重組和戰略定位，在全軍率先推行了課題組長負責制、首席科學家負責制、研究室主任聘任制、固定加流動用才模式等改革舉措。

　　一系列的制度保證，避免了曾經有過的“人才危機”。

　　“中國十大傑出青年”、軍事醫學科學院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員陳薇，便是“海外歸國人才科研啟動基金”的受益者之一。

　　2000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的陳薇留美回國後，軍事醫學科學院出資500萬元人民幣作為她的啟動基金。“當時，500萬元就是個天文數字！”用這筆基金，陳薇建起了應用分子生物學研究室，並於同年拿到了全軍第一個炭疽病毒醫學防護研究的課題。

　　2001年，時任放射醫學研究所所長、時年僅39歲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賀福初，在推行“首席科學家負責制”中闖出了科研創新的一條新路——

　　由賀福初擔任執行主席的“人類肝臟蛋白質組計劃”，在肝臟蛋白質組學研究領域形成了領先世界的優勢，2005年被確定為“人類肝臟蛋白質組計劃”的國際執行總部，開創了我國科學家領銜國際重大科技合作項目的先河，也是中國科學家首次領銜國際重大科學計劃，共吸引16個國家、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內的100多位中外科學家參與。

　　軍事醫學科學院相繼走出20位兩院院士。目前，軍事醫學科學院有500多名優秀中青年專家領銜國家和軍隊重大科研項目。僅2011年，就有4名專家獲得國家傑出青年基金支持，佔全軍的一半。

　　在全球最早獲得5種新藥證書和生産批文的硅基生物芯片中，有3種是軍事醫學科學院研製的，目前已被廣泛應用於疾病的監測和診斷。

　　軍事醫學科學院毒物分析實驗室，成為被國際禁止化學武器組織指定的化學武器核查實驗室，標誌著中國成為繼美國之後、世界上第二個同時擁有兩個指定實驗室的國際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締約國。目前，軍事醫學科學院擁有的國家和軍隊重點實驗室（研究中心）達61個。

　　從“隱姓埋名”到“家喻戶曉”

　　2003年早春，“SARS”病毒席捲全球32個國家和地區，中國更成為“重災區”。在完全沒有經驗借鑒的情況下，中國第一例非典病例的樣本，被軍事醫學科學院流行病學專家曹務春和祝慶余從廣州安全帶回北京。

　　關乎13億人民安危的未解之謎，被軍事醫學科學院以“兵團”作戰的方式一一破解：率先發現並確認非典病原體為“冠狀病毒”；最先研製出快速診斷技術和防治藥物。是年10月，“解放軍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軍事醫學科學院正式成立。

　　以抗擊非典為發端，21世紀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新的威脅，再次把軍事醫學科學院推上歷史的前臺。

　　2004年底接踵而至的禽流感疫情中，國家發改委緊急向世衛組織唯一指定的瑞士羅氏公司訂購抗人禽流感特效藥物“達菲”，答覆卻是：2008年以後才能安排供貨。

　　“一個13億人口大國的公共衛生安全，寄託在外國公司上是不現實的！”在關係國家和人民安危的重大利益面前，軍事醫學科學院向祖國和人民莊嚴承諾。

　　2005年初，研究員李松帶領科研人員成功研製出抗人禽流感特效藥“軍科奧韋”，並建成專用生産線，標誌著我國徹底擺脫了流感藥物依靠國外供應的局面。

　　同年8月，在經歷了非典和禽流感的連續考驗後，軍事醫學科學院納入了國家相關體系，成為名副其實的應對多種安全威脅、遂行多樣化軍事任務的科技勁旅，並在汶川、玉樹地震醫學救援、北京奧運安保和抗擊甲流疫情中大顯身手。

　　2009年4月，源於北美地區的全球甲流疫情中，軍事醫學科學院聞訊而動。短短幾個月，李松領銜的課題組在成功研製出抗甲流藥物“磷酸奧司他韋膠囊”的基礎上，又在全世界首創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産權、適用於易感特殊人群的“磷酸奧司他韋”新劑型（顆粒劑）。

　　2011年4月，軍事醫學科學院作為唯一指定單位，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流感藥物生産線，為國家儲備2600萬人份流感防治藥物，僅此一項就為國家節約資金58億元……

　　60年來，從當年的“隱姓埋名”到今天的“家喻戶曉”，始終不變的，是這個軍隊最高軍事醫學科研機構的使命所繫，是這個人民子弟兵的特殊群體對黨和人民的莊嚴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