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的牛頭角下邨

　　新建的牛頭角上邨廉租房群落

　　在香港160個由政府興建的公共屋邨中，牛頭角上邨顯得與眾不同。

　　這個廉租房群落背山面海，6幢高層住宅豪氣地盤踞著半個山頭，為近5000戶草根人家提供了租金低廉的住所。

　　自2009年夏天落成以來，它已經迎來了國內外數十批訪問團體。其中有海外建築專家、台北市長，也有中國內地城市規劃和住房建設部門的官員。但很少有人了解，在這個“示範屋邨”的背後，曾有過一場持續了9年的官民交道先是拉鋸博弈，後是互動互信。

　　這裡的絕大多數居民，原本是鄰近的另一個廉租房群落牛頭角下邨的老住客。11年前，香港政府主導的浩浩蕩蕩的重建步伐，踏進了那個“修無可修”的老舊屋邨。7幢大樓將全部拆掉，上萬名居民卻不願意服從政府安排，離開自己生活了數十年的老地方。

　　在社工的幫助之下，一群居民凝聚起來，走進了政府大樓，與政府溝通，表達意見。僵化的行政程序逐步鬆動，官方最終“順從民意”，一群居民如願就近安置。

　　新舊更替之間，這些底層市民的家，僅僅挪動了10分鐘的路程，從原本的牛頭角下邨，搬到了上邨。

　　“重建、搬遷、安置總是涉及一系列複雜的因素，很難盡善盡美。”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當年手執決策大權的香港房屋委員會（簡稱房委會）前主席鄭漢鈞表示，“但在這麼複雜的環境之下，能幫助市民解決他們的問題，我感覺很安心，很安心。”

　　最難受的就是離別了，無論是離開一個地方，還是離開人

　　牛頭角位於香港九龍半島的東部，因所處港灣酷似一隻牛角而得名。上世紀60年代，港英政府開始在這裡興建成片的公共房屋。地勢偏遠的海邊地皮上，20多幢火柴盒一樣的中層建築拔地而起。為了方便管理，政府將之分為上邨和下邨，其中，下邨又劃為一區和二區。

　　到了80年代末，一批早期公屋已漸漸老化。負責監管房屋政策的香港房委會發起“整體重建計劃”。推土機往前開動，50余個老屋邨一個接一個地消失，住客四散，按照政府安排，分頭遷到不同的新屋邨。

　　直到推進到最後一個屋邨牛頭角，推土機突然碰到阻力。上邨與下邨一區的老房子已經先後拆遷，二區的住客卻拒絕再一次重復政府的搬遷模式。

　　2001年1月8日，數十名居民來到香港立法會前的皇后像廣場，向議員遞交信函，希望政府幫助他們“原邨安置”。這些居民大多是白髮蒼蒼的老人，他們在鐵欄杆上挂起一條黃色橫幅，上面貼著他們用粉紅色A4紙拼貼而成的一句口號“我有權利原邨安置”。

　　“年輕時我適應力很強的，但人老了，要搬到別的地方，我都不知道那是什麼環境，我都不敢想象了。”如今，坐在新家之中，78歲的何回憶著當初走上街頭的原因。他頭髮花白稀疏，説起話來已經有些吃力。

　　1967年，何和妻子帶著兩個年幼的兒女搬進牛頭角下邨二區。早在1949年以前，這個矮小瘦削的男子就獨自從廣東來到香港，憑著雙手製鞋謀生。

　　一年之後，當時才8歲的李達旋也跟著父母和兄長搬入下邨二區的另一幢樓房。這個大家庭一家8口，父親在街頭擺攤為生，母親在酒樓裏當洗碗工。

　　李達旋至今記得，牛頭角當時“一片荒蕪”。在他們的新家腳下，橫七豎八地躺著許多鐵皮工廠，不遠處是一個製作醬油的大醬園，生活設施寥寥無幾，通往市區的公交線路只有3條。

　　成千上萬戶家庭陸陸續續填滿了“火柴盒”，這一片港灣才漸漸有了生氣和商機。一些居民在樓下襬起了小攤，賣蔬菜水果、香煙報紙，也有人開起了大排檔和茶餐廳。李達旋親眼看著商鋪一間間增多，一片廠房變成了地鐵站，大醬園上蓋起高級私人公寓。

　　一轉眼，30多年過去了。

　　2000年前後，當拆遷的消息傳入下邨時，牛頭角已經成了一片旺地，與居民相伴多年的廉租房則開始老化破損，房子墻壁滲水，石灰脫落，一些地方甚至鋼筋外露。香港政府迫切希望為這片地方打造一個全新的面貌。

　　但眼看著上邨和下邨一區的老住客分頭搬到一些較偏遠的廉租房，李達旋卻不想再做一次“開荒牛”了。在這套老房子裏，他讀書，戀愛，結婚成家。

　　何也步入了晚年。膝下的兒女一個個成人離家，他與妻子退休在家，每天的日子就圍著熟悉的屋邨轉悠。那時在下邨二區，與何一樣年逾六旬的老住客佔了整體居民的1/3，4500多戶人家中，超過1500戶是獨自居住的一老或兩老。

　　何的鄰居，便是一個獨居的老太太。老太太記性不好，時常忘帶鑰匙就出門，乾脆把家裏的備用鑰匙放到何家。每次生病了，年邁的她還要拜託何打電話到醫院預約門診。

　　老屋邨裏，相識幾十年的鄰居早已成了朋友。推開家門，那條百米長的走廊就是樓裏最熱鬧的地方。在水泥地的過道上，李達旋曾與小夥伴追逐打鬧，放幾隻拖鞋當分界，就打起乒乓球。大人們喜歡在那裏閒坐聊天，或是搬出桌椅，搓一台麻將。

　　“人上了年紀，最難受的就是離別了，無論是離開一個地方，還是離開人。”何説。拆遷之前，鄰家的老太太總對他念叨：“以後我們兩家人還是要住回同一幢樓。”

　　但對政府部門而言，將居住在7幢大樓裏的居民集體地就近安置，是件奢侈的事情。房委會及其執行部門香港房屋署那時正緊緊盯著一個倒數時間表作為“整體重建計劃”的最後一個屋邨，牛頭角的重建工作應在2005/2006年度完成，而下邨二區的居民必須在2003/2004年度徹底遷出。

　　在這個講求效率的城市裏，政府早已習慣“如期完成任務”。

　　有什麼辦法，能讓官員不能不回答你的問題呢？

　　事實上，對推土機前的官民糾紛，香港政府早有應對機制。

　　當時，對每一個納入“整體重建計劃”的屋邨，民政部門都會出資購買一家民間機構的社工服務。社工搭建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橋梁，向居民傳播政府政策，同時協助居民向官方反映意見。負責牛頭角下邨二區重建工作的，是來自香港著名的民間機構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的社工朱淑芬。

　　2000年夏天，朱淑芬第一次來到牛頭角下邨，很快發現一群居民就像“盲頭蒼蠅”。在香港媒體的報道中，牛頭角屋邨是一個“三多”社區，“老人多，窮苦人多，殘疾人多”。面對拆遷，有意見的底層市民“完全不知如何入手”。

　　這位女社工拿起了大喇叭，每隔幾晚便在屋邨內最熱鬧的走廊裏舉行一場“諮詢會”，介紹基本政策之餘，她也認識了一群居民。很快，20多個老住客便聚集在聖公會設在下邨的辦事處裏，其中有何等老年人、李達旋等中年居民，還有不少家庭主婦。

　　街坊們開始一起討論如何爭取到就近安置。商討怎樣向政府表達意見時，大家爭得面紅耳赤。

　　“我們必須平和一點，心平氣和地和官員談一談。”一個居民説。

　　“你這樣人家不會理睬你的呀，我們要多找些人，去叫口號，去吵一下！”另一個居民卻主張要“激烈”。

　　朱淑芬這時便叫大家“停一停，想一想”。那時已有10年工作經驗的她參與過好幾個拆遷項目，對香港的政府架構瞭如指掌。她向居民分析説，那些出來接見市民的人，一般只是政府部門裏的“蝦兵蟹將”，罵他們沒有一點好處，相反，要和他們“擺道理”。

　　“我們要原邨安置，也不能這麼橫蠻，得先找一個可以安置我們的地點。”在社工的引導下，李達旋提出自己的看法。

　　通過朱淑芬的聯絡，2000年年底，香港規劃署接待了這群打算自己找新家的居民。這個政府部門負有向市民公開土地規劃信息的責任，為了遷就大家的下班時間，官員特意將見面定在晚上8點。

　　在一間會議室裏，規劃署的一名中層官員帶著手下的幾個規劃師，與十幾位居民圍坐在大圓桌旁，對著一疊資料，仔細地介紹牛頭角一帶的規劃情況，以及土地歸屬。在一張規劃圖上，居民們發現，牛頭角上邨拆遷之後，那塊土地仍然歸屬香港房委會，並計劃在未來再度興建公共房屋。

　　“這真的有了一線曙光！”未來的新家有了可能的落腳點，李達旋興奮異常。

　　大家開始研究各種向政府反映意見的途徑，尋找官民之間的“中間人”。朱淑芬每天忙著聯絡不同的政府部門、各派議員以及關注公屋問題的民間組織。做營業代表的李達旋時間最靈活，就忙著參加各種會面。

　　可最初，行動的效果並不好。李達旋常常被議員潑冷水，“不好意思，我45分鐘後還約了其他市民，你可以快點説嗎？”“政府為什麼要給你們這塊地呢？社會其他階層的人可能不同意啊！”

　　約見基層官員，聽到的又總是基本政策。“他們説來説去都是那一句，帶著我們遊花園，遊到暈了也沒有答案。”居民們那時都把官員叫作“錄音機”。

　　大家開始變得沮喪。朱淑芬這時又試著引導：“他們不回答你們是正常的。我們不如想想，有什麼辦法，能讓官員不能不回答你的問題呢？”

　　李達旋認為，爭取的東西“實在很大”，“地就是資源，資源就是錢啊！如果我們沒有充分的理由，成功的機會真的不大”。

　　説話向來慢吞吞的何這時也激動起來，在這位老人看來，他們跟政府談判，“最大的籌碼就是一群邨民”。

　　但怎樣反映上萬名街坊的意見呢？“唯一的辦法就是挨家挨戶做調查問卷了。”

　　“全邨調查問卷”立即啟動。“每一戶都有權利和責任來表達意見！”他們強調。為了把問卷分派到4500多戶人家，100多名居民行動起來。白天，老人家先把問卷派到每家每戶，年輕人下班回邨，再逐家逐戶回收問卷。

　　兩個月下來，收集到的問卷超過2500份，其中超過90%的住戶表示，希望集體就近安置。“這好了，如果你不讓我們一起搬，我們就賴死不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