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一年半裏，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得到了飛速發展：自2010年7月至今，香港人民幣存量從1,000多億增長至6,200億，人民幣貿易結算總額則增長了近15倍。人民幣國際化大大提速，步伐快了、思路廣了、措施多了。

　　與此同時，國內外關於人民幣國際化的討論也日趨熱烈。特別是在過去半年裏，由於離岸人民幣存量的增速有所放緩，離岸人民幣市場首次出現貶值預期，各種質疑的聲音也開始出現。這些質疑歸納起來主要是圍繞著以下幾個大問題：

　　(1) 中國在利率、匯率與資本項下管制等頂層設計改革還未完成之前和當前貿易格局之下，是否應該和可能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2) 在現階段承受人民幣國際化的風險與成本值得嗎？ (3) 在港人民幣存量已大部分回流國內，香港真的能為人民幣國際化起到作用嗎？人民幣國際化又真的能為香港帶來實際利益嗎？

　　對這些問題，許多學者與業界人士都做過深入的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立場不同，視角不同，支持與質疑的聲音並存。這些討論與爭論是正常的，而且對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是非常必要的。在此，我想以一個更直觀與通俗的視角，用“養兒子”和“育兒園”這樣一個比喻來對以上問題談談自己的淺見。

　　中國人有一個傳統觀念，就是不惜千辛萬苦生兒育女來養老，期盼將來兒女成群，頤養天年。人民幣國際化之於中國，就好比是“養兒子”的過程：人民幣國際化就是讓人民幣這個“兒子”從體內出生、成長、慢慢走出去，在貿易結算、計價、投資、儲備等領域為國際所用。

　　之所以要養這個“兒子”，是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其相對封閉的貨幣已經開始制約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是不可持續的。反觀美國，雖然它開始陷入長期結構性困境並顯現出沒落衰老的跡象，但是，它仍然是歐債危機告急時國際資本的避險地。為什麼呢？就是因為美國有美元這個“兒子”養老。無論美國的債權國有多麼不願意，短期內也無法實現資産的“去美元化”。而美國完全根據自己的宏觀經濟需要所制訂的貨幣政策會挾持整個世界經濟格局。所以説，美國今天的霸主地位與它有美元這一個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的“兒子”直接相關。中國若要實現獲得更大的政治經濟話語權這一長期目標，就需要讓其貨幣更加積極地參與到國際貨幣體系中。也就是説，中國已經到了必須考慮養兒育女的時刻。

　　只有在這個長期目標的大框架下，我們才能認清人民幣國際化的必要性、可行性與長期性，並以平常心來看待“養兒子”過程中可能遇到的挫折與所需承擔的風險與成本。下面我對前文提到的三個問題作簡要的回答。

　　1. 中國在利率、匯率與資本項下管制等頂層設計改革還未完成之前和當前貿易格局之下，是否應該和可能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中國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從來就不是一個自上而下、邏輯完整、計劃週全的進程。無論是八十年代的價格改革、所有制改革，九十年代的資本市場發展，還是過去十年的金融體制改革，都是衝破現有體制制約，突破傳統思維，在缺乏現成完善的經濟學理論支撐下以及充滿矛盾的體制中，由市場力量推動、自下而上地逐步摸索展開的。

　　儘管中國當前尚未完成利率、匯率與資本項下管制等頂層設計改革，但是，頂層設計改革不應成為人民幣國際化開始推進的先決條件。這就好比父母的經濟條件、工作狀況、住房大小不應是生孩子的必要條件一樣。如果事事求全，那我們可能永遠找不到生孩子的最佳時點。

　　而且，人民幣國際化這個“兒子”是中國經濟與市場力量發展至今的必然結果。隨著中國財富的聚集、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提速，封閉的資本項目已經不能適應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這個“兒子”實際上已經到了不生不行的時候。與其爭論“能不能生”，不如給予“準生證”，承認它的存在，推動它的發展。

　　當然，頂層設計的長期缺位會最終制約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長期來看，“小房子”養不出“大兒子”，父母還是要改善基本生活與教育環境，使“兒子”能健康地成長。同時，“養兒子”往往也給父母帶來積極的動力與壓力，促使他們努力改善「兒子」的成長環境。也就是説，人民幣國際化也可以“倒逼”必要的頂層設計改革。

　　至於説中國結構性的全球貿易順差是否會使人民幣國際化根本不可能，我的看法是：需要動態地、有差別地看待中國貿易結構。首先，中國今天的全球貿易格局是中國勞動力、土地等要素特點、市場力量發展與政府宏觀貨幣政策選擇等多種因素綜合所致。隨著這些因素的變化和互動，中國的貿易格局不會一成不變。特別是在金融危機與歐債危機之後，全球性的經濟格局變化與中國國內經濟結構的歷史性轉型必然會對持續了二十年的國際貿易結構帶來深刻、持久的變化。順差與逆差之間、升值與貶值之間的動態變化會成為常態。而不斷變化的全球貿易結構也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有利條件。

　　其次，中國貿易在各地區內表現並不一樣——整體呈現順差，但對很多區域（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等新興經濟體）保持逆差。人民幣區域性走岀去是完全可能的。所以説，雖然人民幣這個“兒子”剛生下來的時候不可能馬上遠走高飛，但可以放在身邊、就近養。不能因為“兒子”暫時無法獨立闖天下而否定“兒子”存在的合理性。

　　有人可能會問，日本與泰國的貨幣國際化均遭遇失敗，中國是否會步其後塵。其實，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貨幣由相對封閉走向開放，本來就無先例可循。單純從經濟學、貨幣學理論出發討論其它國家的貨幣國際化經驗與中國的可比性並不一定恰當。我們不應該因為別人家沒養岀好“兒子”就得出不養“兒子”的結論。我們更應該從別人身上虛心學習經驗教訓，把自己的“兒子”養得更好。

　　2. 在現階段承受人民幣國際化的風險與成本值得嗎？

　　既然人民幣國際化這個“兒子”既必須養也可以養，我們就要給予充分的營養和呵護，這將會花錢、費時、擔風險。總結近期對人民幣國際化的風險與成本的討論，主要有以下兩點：

　　(1) 中國在當前貿易順差的格局下輸出人民幣會導致外匯儲備短期內增長加快以及造成匯兌損失。 (2) 離岸人民幣回流可能會降低國內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有效性。

　　這兩個問題的確是現實存在。恰恰就是因為貿易順差與境外産品匱乏，人民幣國際化的初期必須允許一定的資本項下進出，才能使人民幣開始境外之“生命”，這是一條繞不開的必由之路。“生孩子”從來不是一個免費、無痛、簡單的過程。

　　對於風險與成本的討論應放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長期目標這個大框架下來進行。相比于這個長期目標，有一些風險與成本是短期的，有一些風險與成本也不是不可以承擔的，有一些風險也不是不可以控制的。最重要的是，我們一旦認清人民幣國際化的長期目標，就要堅定信念，勇於承擔。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也是經歷了數年激烈的爭論，我們曾在長期利益與短期成本之間舉棋不定。然而，如今“入世”十年，在貿易領域開放的帶動下，中國經濟從當年的世界排名第六位晉陞至第二位。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領域的開放是歷史賦予中國的下一個重大機遇。儘管中間過程可能荊棘滿途，但一旦成功，給中國帶來的將是下一個質的飛躍。所以，我們對於人民幣國際化也需要持有同樣的決心與毅力。

　　像養孩子一樣，我們對人民幣國際化還要給予耐心與呵護，而不是一味地求全責備。有觀點質疑人民幣國際化收效甚微（例如外匯儲備不減反增，與初衷背道而馳），甚至由此而得出應該暫緩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結論。這就猶如責備一個三歲的兒子一事無成一樣。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長期過程。人民幣成為被廣泛使用的國際投資貨幣可能需要大約10年；而人民幣從投資貨幣發展為重要儲備貨幣則需要更長的時間。如果我們過早地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效用抱有不切合實際的期望，反而會阻礙了它的發展。

　　總而言之，我們要養好人民幣這個“兒子”，就得接受在中短期內成本可能會大於利益這個現實，並做好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持續供應營養、提供教育的準備。“生孩子”從懷孕、分娩到養育這一過程是一個充滿艱苦、困難與挑戰的過程。成本與風險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不應該因為這些風險與成本而輕易放棄“養兒子”帶來的幸福、快樂以及最終養老之益。

　　3. 在港人民幣存量已大部分回流國內，香港真的能為人民幣國際化起到作用嗎？人民幣國際化又真的能為香港帶來實際利益嗎？

　　人民幣國際化必然從香港開始，因為香港擁有“一國兩制”的優勢，既與內地有密切的政治經濟聯絡以及相近的文化，亦有其相對獨立的法律體制、成熟的金融業與伴生的服務業。香港是內地推行人民幣國際化的不二選擇。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開始階段，香港可以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育兒園”，為其提供安全可靠的試驗場所。

　　近期，香港人民幣存款在經歷一年多的飛速增長後岀現放緩的趨勢。而且，由於缺乏豐富的離岸人民幣産品，這些存款絕大部分存放在香港銀行體系，並隨即被存放在央行或投資于國內銀行間債券市場。也就是説，人民幣走岀去後，繞了一圈又回到境內。有朋友可能會質疑香港這個“育兒園”意義何在。

　　儘管大部分的香港人民幣存款以現金形態又回到境內，但這些存款是境外居民換匯而來，其屬性已經發生了變化，因為它們已經成為“香港戶口”，持有“特區身份”。今後境外産品一旦豐富發展起來，它們就可以“多次往返”，自由出入了，也就是國際化了。就像養孩子一樣，上“育兒園”時是每天接送回家，上中小學時住校就週末回家，上大學就可能只是暑假回家，一旦成人工作了，就常駐海外、節假日再回家——這是發展之必然。今天，香港人民幣直接回流是因為離岸人民幣産品匱乏，而不是“兒子”沒出息。今後，一旦離岸人民幣生態環境建好了、國際對人民幣的信心提高了，境外人民幣自然就可以在海外留得長一些了。這也是為什麼香港交易所努力推動人民幣股票在香港加速發展。日後，香港交易所還將積極推動人民幣利率與匯率産品以及商品衍生品市場的發展，以進一步擴大離岸人民幣的使用範圍。

　　另一方面，在港人民幣的形式至今主要是替換存量港幣，人民幣國際化的“育兒園”並未為香港的金融帶來實際增量活動、額外收入或直接利益。也有朋友發問：香港“忙”這一圈又有什麼意義呢？我個人認為，這個意義可大了，既有短期的，也有長期的。

　　短期來看，利益是無形的，並不一定與人民幣國際化直接相關。香港由於為人民幣國際化辦了“育兒園”，在國家發展最重要的時刻貢獻了巨大的與不可替代的價值，香港自然也會在許多方面取得國家有形無形的政策支持與機會，譬如在CEPA協議框架下兩地金融合作更緊密、市場相互開放提速、鼓勵境內企業來港上市等。

　　長期來看，香港一旦成功辦好人民幣國際化的“育兒園”，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深化，香港就可以進一步辦人民幣國際化的“小學”、“中學”乃至“大學”。人民幣國際化最終從香港“畢業”走向全球，香港就變成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幣離岸中心。日後，即使人民幣國際化走遍全球，但第一站永遠在香港，海外的“家”也永遠在香港。縱觀今日倫敦，位處大西洋上的英倫孤島，800萬人口，卻能成為傲立全球的金融中心，其核心競爭力就是成為全球美元的離岸中心——其離岸美元交易量已超出在岸美元的交易量一倍有餘。同樣地，香港沒有理由不成為當之無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因此，今天辦這個“育兒園”對香港來説商機無限。

　　4. 結語

　　人民幣國際化的長期目標是為了重建國際貨幣體系，使中國獲得更大的政治經濟話語權。認清了這個長期目標，對其過程的長期性與所要付出的成本與代價就會有所準備，多份理解。人民幣國際化之於中國有如“養兒子”:不能不養，又不能急於回報，而且要花錢、費力、擔風險。香港在初始階段可以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育兒園”，讓這個“兒子”快速成長，成為它日後走出國門的第一站。

　　一句話，人民幣國際化的規模可以大一些或小一些，但絕不能沒有；速度可以快一些或慢一些，但絕不能停下來；溫度可以熱一些或冷一些，但一定要保證它的健康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