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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訟信用體系，即對當事人、其他訴訟參與人以及法院辦案工作人員在訴訟過程中的失信行為進行記錄；結案後司法及訴訟失信信息被分析甄別後，由法院審委會報送縣徵信中心並錄入信息庫。

　　◎目前，被法院列為不誠信訴訟行為有12項，包括偽造、變造虛假訴訟材料，進行虛假訴訟，不如實陳述案件事實等。

　　□南方日報記者 趙琦玉通訊員 林曄晗 盧廣明 朱迅垚統籌：南方日報記者 戎明昌

　　“以前官司打贏了，‘老賴’的欠款卻追不回。”今年5月，雲浮市雲城區創業家居廠李某拖欠雲浮市國有同樂林場30多萬元，逾期未付，這讓同樂林場副場長李志洪心急如焚，他做了最壞的打算，“錢又跑了”。

　　一個陌生的訴訟信用體系，讓李志洪的生活“徹底改觀”。

　　鬱南縣人民法院從銀行獲悉李某準備轉移財産，立即查封了李某的財産，並在調解時告知李某：一旦出現轉移財産等不誠信訴訟行為，將會在徵信中心留下“案底”，給日後生産經營帶來諸多不便。李某被説服，終於還清欠款。

　　從今年4月起，鬱南縣人民法院建立的訴訟信用體系，進入試運行階段。法院在訴訟、執行、調解程序中，涉及案件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信用信息，定期匯總報送縣徵信中心，與銀行、工商、公安、國土、房管等17個職能單位部門配合，訴訟失信行為將受到規制。

　　這意味著，當事人如果上了訴訟不誠信的“黑名單”，到銀行、工商、電信等部門辦理業務可能遭拒。一下子，當“老賴”的成本成倍增加——— 不僅名利雙失，衣食住行可能都成問題。

　　訴訟信用體系的探索，打破了政府行政許可部門和公共事業管理機構各自為營的壁壘，誠信社會管理一盤棋的鬱南格局初見端倪。

　　“老賴”貸不到款限制購房

　　嚴重的後果被明文告知：“你的借貸會進行風險評估、不予以發放貸款、限制購置房地産、承攬工程、註冊新公司或限制出境、限制參與司法委託、評估、拍賣業務等”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廣東省高院院長鄭鄂提交的提案，讓討論已久的“社會誠信體系建設”有了一個具體而微的雛形。

　　在這份提案中，鄭鄂指出：“對於執行工作中遇到的‘老賴’，要建立以信息化平臺為依託的執行指揮中心。指揮中心與房産、車輛、稅務等十幾個部門數據庫實現聯網，即時查詢。有了這些數據，可以對‘老賴’進行快速‘精確打擊’，不但讓‘老賴’跑不了廟，連和尚也跑不了。”

　　兩個月後，鄭鄂的構想在雲浮鬱南縣變成實踐，一張訴訟信用體系運行示意圖挂上了縣人民法院的大廳。

　　訴訟信用體系，即對當事人、其他訴訟參與人以及法院辦案工作人員在訴訟過程中的失信行為進行記錄；結案後司法及訴訟失信信息被分析甄別後，由法院審委會報送縣徵信中心並錄入信息庫。如果法院辦案人員有失信行為，則由法院紀檢、監察、政工部門介入，進行查處、糾正。

　　“一旦出現不誠信訴訟行為，後果將會很嚴重”，這是鬱南縣人民法院誠信訴訟及信用風險提示希望傳遞的印象。

　　目前，被法院列為不誠信訴訟行為有12項，包括偽造、變造虛假訴訟材料，進行虛假訴訟，不如實陳述案件事實；故意躲避、拒絕簽收法院傳票、判決書等法律文書；不在法定期限內如實申報財産；隱匿轉移財産，有履行能力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決義務，不按期履行已達成的調解、和解協議等。

　　嚴重的後果也被明文告知：“你的借貸會進行風險評估、不予發放貸款、限制購置房地産、承攬工程、註冊新公司或限制出境、限制參與司法委託、評估、拍賣業務等。”

　　訴訟信用體系，開始從法院體系的微循環，融入到全縣社會管理的大循環之中。

　　“僅僅依靠法院力量難以有效解決。建立訴訟信用體系，法院通過徵信中心與其他職能部門共享社會信用信息，共同擠壓失信者的生産生活空間，使其因失信行為成本高昂而不敢逃避、抗拒執行。”鬱南縣人民法院院長吳宏逵認為，訴訟信用體系是一項系統工程，要啃下“執行難”這根硬骨頭，尤其如此。

　　試水逾兩個月，訴訟信用體系的效果如何？吳宏逵直言，目前真正的實踐很少。“目前，除了成功制止了一單執行中轉移財産的案子，還未有訴訟失信者被限購房産、限制出境等情況出現。”

　　當事人被徵信中心錄入的其他失信記錄，是否會反過來影響訴訟？吳宏逵強調，根據法律規定，當事人在其他領域的不誠信記錄，不應影響法官對案件的裁量。而法律對徵信體系也未出臺相關規定。

　　實際上，訴訟信用體系只是整個鬱南縣構建全縣誠信體系版圖上一塊新鮮的拼圖。這個粵西農業縣誠信構想的鋪開，始於金融領域，啟自鬱南桂圩鎮勿坦村。

　　徵信體系最難的是統籌

　　各部門很難有足夠的動力來幫助徵信中心更新數據。國外成熟的做法都是有償服務。但是如果依靠行政手段要各部門無償提供，對方的積極性肯定不高

　　鬱南縣的目標遠不止於此。

　　2010年，鬱南縣成立了全省第一家縣級徵信中心，依託人民銀行總行現有的企業和個人徵信系統，政府&&，法院、工商、稅務等17個部門參加，對在冊登記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非銀行信用信息數據進行採集。

　　到去年末，鬱南縣企業非銀行信用信息查詢系統共收錄全縣所有8800家企業和個體戶的2.87萬條非銀行信用信息；農戶非銀行信用信息查詢系統收錄了全縣所有11.2萬戶農戶共41.3萬人的戶籍信息、4019條農戶違法違紀信息、1333條計生處罰信息及部分農戶法院訴訟信息。

　　鬱南縣徵信中心信息統籌負責人陳偉才表示，個人信息目前未錄入徵信中心信息庫，原因是5.5萬名縣城居民收錄工作量太大。沒有模板可供借鑒，鬱南社會誠信體系建設路線更像“農村包圍縣城”———從勿坦村的熟人環境過度到縣城這一陌生人社會。

　　然而，攤子越鋪越大的徵信中心，難題接踵而至。其中最核心的問題即是，激勵社會誠信體系建立的“胡蘿蔔”和鞭策社會各部門嚴施其責的“大棒”是否存在？

　　目前，鬱南縣徵信中心信息的使用權限主要向政府部門和社會機構有條件開放，對它們來説，誘使它們無償為徵信中心提供服務的，無疑是從徵信中心可獲取的便利和效益。

　　陳偉才介紹，2010年當地工商局評價“重合同企業”時，就曾從徵信中心調取企業的誠信記錄作為評價依據，這種方式遠比過去高效。然而，截至目前，各部門通過徵信中心“獲利”的實踐十分有限。

　　鬱南縣人民法院民庭法官陳婉坦言，自己辦案至今還未從徵信中心調取過訴訟當事人信息，也沒有當事人提出相應的要求；如果在執行案件過程中，需要了解涉案企業有無缺信記錄，一般也應當由當事人主張，法院再開具公函。“徵信中心權限主要給政府部門，個人領域運用得比較少。”

　　如果説，“胡蘿蔔”吸引力暫未施展，那麼握在縣委書記手中的“大棒”是否已經足夠驅動這套新體系繼續前行？

　　“徵信體系最難的是統籌。在目前的背景下，由執政黨統籌是最有力的。相關部門不配合怎麼辦？那就換個局長！”鬱南縣徵信體系的設計者、鬱南縣委書記黃志豪強調，鬱南誠信最重要是解放思想，創新制度。“建立鬱南誠信體系，沒有用鬱南縣財政一分錢。在城市不能簡單用貸款解決問題，不同地方要用不同機制引導。”

　　肇慶市農信社信貸部經理黃永滔此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則説，各部門很難有動機來幫助徵信中心更新數據。“國外成熟的做法都是有償服務。但是如果依靠行政手段要各部門無償提供，對方的積極性肯定不高。”

　　在尋找“胡蘿蔔”和“大棒”的過程中，無論是法律人士，還是政府工作人員，都將希望寄託于立法保障這一最基本落點之上。

　　無論最終鬱南社會誠信體系能否從藍圖嬗變為現實，無論鬱南模式是否能摘下“農業縣”的標簽，成為可供全國借鑒的樣本，訴訟信用體系的試水，還是讓人們清晰地看到背後的社會管理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