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風村孩子們的“台灣媽媽”:辭去高薪工作支教11年

　　在過去的十多年裏，這個台灣女記者放棄了原本衣食無憂的優越生活，投身四川涼山一個麻風康復村的教育事業。為了讓這些與世隔絕已久的孩子能儘快地融入現代社會，她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苦努力——

　　儘管已經過去了11年，第一次進入麻風康復村的情景，張平宜依然歷歷在目。

　　“那真是個被刻意遺忘的黑暗角落。”這個台灣女人緩緩地説。

　　那時，她還是台灣《中國時報》的資深記者。為了採訪大陸麻風康復村的現狀，她多方詢問後，來到了四川省西部一個叫大營盤的小村莊。

　　這兒曾被人稱為“隱形的村落”。從1959年開始，因為麻風病的蔓延，當地政府在此建立了麻風康復村，對麻風病人實行隔離集中的治療，並持續了半個多世紀。

　　在村子裏，張平宜看到，許多麻風病患者只能拖著殘缺的四肢在地上爬行，身後帶出一道道血痕，在自己的採訪筆記裏，她這樣描述道：“他們的肢體被細菌吃掉了，就好像蠟燭燃燒後融化變形。”

　　村莊裏到處都是遊蕩的孩子，他們不再有父輩那可怕的疫病，眼神裏流露出野性的天真。這讓這位兩個孩子的母親不由自主地想到，“這裡總該有所學校吧？”

　　唯一的小學，在海拔1800米的山上。教室是兩間破土房子，沒有一扇完整的窗戶。學校的招牌，是小偷唯一看得上的財産，早已被盜。這裡擠著70多個學生，大部分只能站著聽課，孩子們的臉都很臟，“臟到只能看見兩顆眼珠子”。

　　如果連這所學校都垮了，張平宜不知道這些生長在麻風病陰影下的孩子還能有什麼希望。這個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女人向老師許諾：“你留下來，我去籌錢蓋一所新的學校。”

　　2002年，正如她承諾的那樣，嶄新的教室已經在大營盤落地生根，而這個台灣女人的命運，也和這個一度被外界遺忘的村莊緊緊地連在了一起。2003年起至今，她辭去百萬年薪的工作，在海峽對岸開辦“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致力於大營盤麻風病人的子女教育。

　　最開始，她將自己的動機解釋為一種“最樸素的母性”。但現在，她的長期願望是，“讓這些麻風病人的子女都能正常地融入外部社會。”

　　外部的社會究竟是什麼樣子？這個村莊裏很少有人知道。這兒的村民只能感覺到，自己是“令人害怕又討厭的人”。就連這兒的老師去縣城開會，當地的老師都沒有人願意和他同桌吃飯。

　　但這個朋友們眼裏“典型的千金大小姐”，卻在海峽對岸為這個令人恐懼的村莊吶喊。

　　她在台灣寫文章募款，到處演講、賣書，或是帶著醫生丈夫每月給的1萬元新台幣零花錢坐出租車，去試圖説服潛在的資助者。“下輩子什麼都不做，只要做個有錢人。”這個此前從沒經歷過窘迫生活的女人，一度“咬牙切齒”地説。

　　她帶著這樣一點一滴積攢起來的善款，回到大營盤，當上了新教學樓的“監工”。每一天，她都要在縣城賓館和大營盤村之間顛簸的土路上來回往返。因為學校沒有廁所，這個有點潔癖的女人常常一整天不敢喝水。如果內急，就小跑半個小時到鄰村，借用“豬圈隔壁的廁所”。

　　在那些麻風村的孩子看來，“張阿姨就像媽媽一樣”。她熟悉每一個孩子的家庭狀況與脾氣秉性。比如依夥克古，只有5歲，是學校裏個頭最小的孩子，也是最認真的旁聽生。他喜歡上學，因為在這裡能見到爸爸依夥布都，這個22歲的年輕人，是小學6年級的學生。

　　像依夥爸爸這樣的“超齡小學生”在校園裏並不鮮見。甚至在2005年之前，這所已經成立了十幾年的小學，還沒有出現過一個畢業生。

　　因此，與家長“搶孩子”，就成了張平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我們拼了老命尋求一條希望的道路，有人走過來了，有人怎麼卻中途落跑了呢？”在大營盤的時間裏，只要發現一個孩子消失，她就會跑到對方家裏，“脅迫恐嚇那孩子回來讀書”。

　　阿被拉且曾經消失過。這個彝族男孩讀完1年級後就回家放羊。直到學校重建，這個14歲的男孩才開始讀2年級，他在這兒小學畢業，又在縣裏讀完中學。現在，24歲的阿被拉且在青島的工廠工作，小時候那個“只敢傻傻看著的張阿姨”，如今已經成了朋友，他們常認真地分享心事。

　　“父母著急讓我回去結婚，可是張阿姨説，還是找一個真正喜歡的才好。”阿被拉且説。

　　對於張平宜來説，那就是“我的孩子”。她喜歡和孩子們親近，只是，“只要稍微接近，就會被跳蚤咬60多個包”。這個年輕時頗有些“王祖賢味道”的女人，如今腿上佈滿了跳蚤留下的傷痕，甚至夏天也不敢穿上裙子。

　　從洗臉、刷牙、洗澡開始，她慢慢教會那些孩子如何“保持個人衛生”。一個電視記者來到這個村莊後發現，如果農戶家裏有兩把牙刷，那這兩把牙刷肯定屬於兩個上過小學的人。

　　可是，一旦拋開孩子們帶來的成就感，張平宜面對的總是非常具體的困境。大營盤小學周邊沒有水源，幾年前，當地政府在這一帶山區修建了引水工程。不過，大營盤是這條水線的最後一站，一部分水管暴露在地面。有時，一頭牛踏過去，或一個口渴的人截開水管，都可能給學校帶來“停水災難”。

　　“簡直是要瘋掉了。”張平宜用戲劇化的語氣形容當時的窘境。有時停水要長達一個星期，學校裏堆滿了大大小小的汽油桶，這個此前從來沒在農村生活過的女人“就坐著小馬車去鄰近的村落運水”。

　　台灣義工鄭玉婷也曾經歷過那樣的“搶水大作戰”，她還記得自己當時的絕望，“在那樣的山坳坳裏面，我們連去哪買一個水塔都不知道，又能做些什麼呢？”

　　不過，就在2010年，張平宜從台灣請來了一個水利專家，甚至從遙遠的對岸運來“一根根水管”。他們用了將近50萬元人民幣，在荒山上建成了一個個水窖，“從浮流水到地表水，全部儲存起來，一滴水都不要流到外面去。”如今，就算停水，他們也可以在三天的時間裏自給自足。

　　同事們無法想象，這個看上去十分瘦弱的女人，是怎樣一個個地攻克眼前的難關。但在他們的眼中，張平宜是個“執著又單純的人”，講話的速度很快，而且想起什麼事兒，一定要做完才歇手。

　　在這個村莊裏，因為大營盤小學而改變自己命運的孩子越來越多，甚至鄰近的孩子都會到這裡求學。眼下，這座曾經“快要撐不下去的小學”，已經有了100多個畢業生，13個公辦教師，他們有著整潔的教室和食堂，甚至還有村裏的第一棟公廁。

　　但問題遠未完結。小學畢業後，孩子們必須每天走路3個半小時去縣裏讀中學。對麻風病人子女的偏見還沒有消除，他們的住校請求不能被批准。張平宜咬咬牙，“好，那麼我就來蓋一所中學”。

　　鄰縣的縣長同意批給她一塊地，但當她興奮地帶著從台灣募集來的錢款回到涼山彝族自治州時，前任縣長已經調離，新任縣長拒絕了批地的請求。這個失望至極的女人大哭了一通。

　　當時間推移到2009年，為了解決麻風村子女的入學問題，四川省扶貧辦在大營盤小學的校園內，用260萬元蓋起一座氣派的中學。張平宜和她的同事們興奮極了，為了迎接新中學的到來，他們翻新舊教室、綠化花園。

　　可直到現在，那所中學仍沒有一個正式的名字，窗明几淨的教室裏也沒有一個學生。當地教育部門遲遲沒有派駐老師，而那些住在山上的孩子為了求學，仍然不得不每天在路上步行3個半小時。

　　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很少有孩子能夠堅持讀完中學，“走路又遠，功課會跟不上，還常常被同學歧視和欺負。”最讓張平宜難過的是，願意繼續留在學校讀書的孩子正在逐年減少。為了給孩子們找出路，她又“強迫”在青島開辦工廠的弟弟，為想要外出打工的學生們提供職業技術培訓。

　　“我的十幾年青春，就這樣獻給了這裡。”她感嘆道。

　　一個曾經去過張平宜台灣的家裏做客的朋友還記得，她的家是一棟4層樓的山邊別墅，家中有一個傭人。這個有著很好藝術修養的女人，“把家裏的每一處都佈置得很優雅，過著優越的生活。”

　　只是，原來那些“逛街、喝下午茶的日子”，如今只能放在記憶裏了。這個在台灣不曾下過廚的太太，已經能在大營盤給一百多個孩子做午餐。她甚至將咖喱、麻油雞這些孩子們從來沒有嘗過的食物，帶到了大山中的食堂。

　　“在大營盤，我變成了一個非常能幹的女人哦。”張平宜驕傲地説。

　　但這個“女強人”也偶爾會流露出脆弱的一面。有時候，遇到一些煩心事兒，她只有請朋友抽煙斗，“借助慢條斯理的煙草氣息，放鬆瀕臨失控的情緒”。她有一定程度的神經衰弱，常會失眠，她的手袋裏總塞著幾包鬆弛神經的藥物。

　　許多台灣朋友都不能理解，“為什麼這個瘋子要跑到一個山坳坳裏的麻風村，去吃這樣的苦。”但對這個女人來説，在這片大山裏，她似乎背負著某種使命，“我是一個母親，看到麻風村的那些孩子，我無法掉頭離去。”（趙涵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