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表：刑訴法修正案草案二審主要調整點。 新華社記者 高微 編制

　　“‘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已寫入憲法，建議將刑事訴訟法第一條中的‘保護人民’改為‘保障人權’。”在剛閉幕的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達列力汗馬米汗表達了與會者的共同心聲。

　　在這次會議上，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下稱二審稿）繼續提交常委會審議，立法者們從細節入手，提出了實現“保障人權”的若干建議。

　　非法證據排除，如何更有操作性？

　　2010年5月9日，“殺害”同村人、在監獄已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趙作海，因“被害人”趙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無罪釋放，河南省有關方面同時啟動責任追究機制。同年5月12日至15日，商丘市檢察院分別對涉嫌刑訊逼供和玩忽職守的公安幹警立案偵查……

　　刑訊逼供，歷來為民眾詬病，也是立法者力圖根治的痼疾。其根源之一在於，刑事訴訟法中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得不足。一審稿令人眼前一亮：在現行刑事訴訟法嚴禁刑訊逼供的規定後面，新增“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我國法律中一直有這個精神，我國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對此也有明確要求。”一審時，沈春耀、辜勝阻委員提出，實踐中，刑訊逼供禁而不止，必須改變“口供為王”的狀況，增加這一規定非常必要，要堅持。

　　這也是二審時委員們的主張。賀一誠委員還提出，二審稿在規定“不得自證其罪”的同時，還有“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的規定，兩項原則存在對立和矛盾，將來實際操作會引發問題。

　　對非法證據的庭審調查程序，南振中委員指出，二審稿規定由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提供線索或證據，或由偵查人員等有關人員出庭説明情況，“前者在訴訟活動中基本處於弱勢地位，缺乏可以獲得執法人員違法證據的手段和措施;讓後者出庭説明情況，如確實違法，無異於讓執法者自證其有罪。”他建議，法庭對非法證據的調查以全程連續的訊問錄音、錄像為依據。

　　對非法獲取的物證、書證，二審稿規定：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否則應當排除。列席此次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陳舒、張淑琴均對此表示擔心，認為給了非法取證較大游動空間。

　　採取強制措施後，怎樣儘快“通知家屬”？

　　2003年6月4日，四川省金堂縣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將涉嫌盜竊犯罪的李桂芳刑事拘留。李反映其3歲的女兒思怡獨自在家，請求通知其姐姐照顧。因沒有通知到，17天后，人們發現，小思怡已餓死在家中多日……

　　讓親人第一時間知道行蹤，是每個人的願望。一審稿設置了採取強制措施後“通知家屬”的例外情形：無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嚴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這一規定引起較多反對。

　　據悉，2011年8月底到9月底，全國人大通過網絡徵集到7489人的80953條意見。其中，比較多的意見擔心該條款易被偵查機關濫用，造成秘密關押拘捕，建議一律通知或規定“不通知”的最長期限。

　　吸納民意，二審稿新增規定：有礙偵查情形消失後，應立即通知被監視居住人、被拘留人家屬;逮捕後，除無法通知以外，應一律24小時內通知家屬。

　　對此，范徐麗泰委員很贊同：“這平衡了偵查的需要以及家屬的知情權。”

　　來自香港的吳清輝代表在肯定新規定的同時提出：“草案規定，一般都在24小時之內通知，這是非常好的，可是司法實踐中，能不能都做得到呢？”

　　小思怡的例子，也為委員所關注。一審時，沈春耀委員就此建議增加規定：對符合逮捕條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養人的，可以監視居住。二審稿吸納了這一建議。

　　針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陳舒建議，明確公民在強制措施前得到辯護的權利，“保證相關機關在審批時，能夠充分聽取控方和辯方的意見，增加制衡和及時糾錯的力量。”

　　辯護人行權，咋能避免“提心吊膽”？

　　“刑事辯護律師一不小心就會‘觸雷’……”“注意不要擅自單獨收集證據，對公安、檢察官、法官要客氣……”這是網友交流避開刑事辯護風險的心得。

　　這種無奈，緣于“懸在律師頭上的劍”——現行刑事訴訟法、刑法中有關“律師偽證罪”的規定，即辯護人不得幫助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不得威脅、引誘證人作偽證以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否則要承擔刑責。

　　一審稿將辯護人改為“辯護人或者其他任何人”。在徵求公眾意見時，這依然被看做對律師有歧視色彩。為防止該條被濫用，二審稿新增規定：辯護人涉嫌犯罪，應當由辯護人所承辦案件的偵查機關以外的偵查機關辦理。

　　“這一點顯示了我們法治的公平正義原則，社會輿論反映非常好。”二審時，李連寧委員表示。

　　陳舒認為，這一條依然有不足，“法律並沒有對其他法律從業人員有類似的規定，這是一個失衡的、歧視性條文，將辯護律師列入了需要特別防範的潛在的‘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敵對者之列。建議刪除‘不得威脅、引誘證人作偽證’句子”。

　　關於會見，草案基本實現同律師法的銜接：律師可持執業證書、事務所證明和委託書或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看守所應及時安排，至遲不得超過48小時;會見不得被監聽。但也有例外，二審稿規定：對危害國家安全、恐怖活動、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偵查期間會見應經偵查機關許可。

　　列席會議的陳瑞愛代表擔心，“至遲不能超過48小時”、經許可會見的例外情形，會限制律師會見，不利於保障人權，建議刪除。

　　賀一誠建議，為強化司法機關對律師辯護的保障，將有關辯護人制度中的“可以”均改為“有權”;在偵查期間，對犯罪嫌疑人的通信進行監控，但應排除監控與辯護人之間的通訊，以切實保障辯護人有效行使辯護權。

　　同步錄音錄像，所有案件均“應該”？

　　2007年10月，涉嫌貪污犯罪的西安市灞橋區某校原副校長王某在訊問中，突然提出有人解了她的衣服。該區檢察院領導和負責錄音錄像的幹警，當即回放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給她看，王某無話可説。最終，她交代了貪污的犯罪事實……

　　很多人認為，同步錄音錄像可以反映訊問的全貌。在南振中看來，這是法庭認定非法證據的最重要依據，他贊同二審稿的規定：偵查人員訊問時可以進行錄音或錄像;對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或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錄像。錄音錄像應全程進行，保持完整性。

　　但與此同時，南振中、張淑琴也認為，應將對所有刑事案件訊問實行同步錄音錄像作為法定要求，建議把條文前半句的“可以”改為“應當”。

　　據此，偵查機關——在刑事訴訟法中，擁有刑事偵查權的，除了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還包括軍隊保衛部門、監獄，均應實行訊問同步錄音錄像。但在實踐中，檢察機關自2006年以來已經全面推進該項工作，其他機關尚未著手。

　　考慮到偵查取證的實際需要，二審稿增加在現場口頭傳喚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的規定。草案刪除一審稿“對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的故意殺人等重大案件，檢察機關可以對偵查取證活動提出意見和建議”條款，理由是需“繼續探索”。

　　此外，在審判程序中，二審稿新增規定，對發回重審的案件，除了有新的犯罪事實、檢察院補充起訴的以外，原審法院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罰。

　　“刑事訴訟的目的，除了追究犯罪，還在於保證無辜的人不受追究，這是一條底線。”徐顯明委員説，國家在任何時候都要避免以合法的方式侵害人的自由、財産和生命的錯誤;公、檢、法三機關要強調製約關係。

　　“贊成本次常委會將草案提交全國人大會議審議。”汪光燾委員表示。2011年12月31日，本次常委會作出將草案提交明年全國人大會議審議的決定。（鄭赫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