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懲治行賄力度

　　許多人認為與那些收受賄賂的貪官相比，行賄人是被動的甚至是被迫的，是“弱者”，忽視了行賄行為的社會危害性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周立權 胡錦武

　　日前，《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在多地檢察院採訪了解到，目前在賄賂案件的偵查中，為取得受賄證據，形成證據鏈條，檢方有時不得不對一些行賄人放棄追查，將辦案重點放在查處受賄上。

　　江西省某地一位檢察長介紹，近兩年其所在檢察院查辦幾個腐敗窩案，讓20多人獲刑，而無一行賄者被定罪。

　　“很多行賄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挖空心思拉攏腐蝕國家工作人員，行為確實惡劣，但無奈的是，出於辦案現實的考慮，對行賄者處理往往偏輕。”這位檢察長説。

　　另有檢察機關人士對本刊記者介紹，目前，不僅個人行賄受懲處較輕，單位行賄行為受處罰更是屬寬鬆狀態。按照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規定，由各級檢察機關建立施工企業行賄記錄檔案，規定凡是被法院判決確認有行賄犯罪的企業，均應記錄在案，不得參加工程招投標。然而，能被最終定罪的行賄人或行賄單位卻寥寥無幾。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所長于曉光等專家分析指出，目前打擊行賄仍受到立法、執法、思想認識等多方面制約。

　　按現行刑法規定，對一般行賄罪，即情節不嚴重的，判刑為5年以下。且行賄人只要在被追訴前有所交代，便可減輕處罰乃至免除處罰。行賄犯罪的構成要件也規定得比較原則。如今，行賄手段花樣翻新，無孔不入，甚至出現了跨地區行賄、用公款行賄的新現象，原來的法律沒有規定，或者規定得含混不清，使得行賄犯罪仍然處於定性難、處罰難、責任落實難的困境。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傅大中表示，有關單位行賄罪的具體規定尤其有待完善。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單位行賄罪會對單位及其主管人員、直接責任人採取雙重懲罰。但如果他們利用手中職權，為了謀取與單位無關的個人利益，用單位的名義去行賄，這種情況屬個人犯罪還是單位犯罪不易分清，往往無法明確責任人，即使明確了責任人，個人是否達到犯罪的程度也難以把握。

　　近幾年，行賄犯罪呈現出領域廣泛化、行賄對象擴大化、行賄數額巨大化、犯罪趨勢群體化等特點，公款行賄現象也越來越突出。行賄犯罪多呈連續狀態，具有長期性、隱蔽性，而且行賄人為了逃避法律責任，往往一跑了之，由於偵查手段有限，大大增加了調查取證的難度。賄賂犯罪大多數是在“一對一”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産生了對口供的依賴。偵查人員為了偵破案件，順利取得行賄人口供，有時對行賄人會“網開一面”。

　　“我收了17萬元，被判了11年6個月，有的老闆就算行賄100萬元，也一點事都沒有，這樣公平嗎？”一位因犯受賄罪在獄中服刑的原官員對此表示不解。

　　受訪專家還分析，賄賂案件曝光後，人們往往關心誰收了多少錢，而對誰是行賄人則不太關心；許多人認為與那些收受賄賂的貪官相比，行賄人是被動的甚至是被迫的，是“弱者”，忽視了行賄行為的社會危害性。

　　在今春全國人代會上，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在工作報告中表示，要加大懲治行賄犯罪力度。受訪人士認為，嚴打行賄不法行為，應從以下幾個層面入手：

　　一是明確法律界定，消除“模糊地帶”，加大打擊力度，做到受賄、行賄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二是創新建立健全打擊行賄犯罪新機制，並充分賦予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破解取證難。南昌市人民檢察院職務犯罪預防處副處長吳國強介紹，江西省已建立了“行賄行為檔案”查詢制度，形成“行賄黑名單”，對有行賄前科者在承攬工程等方面給予一票否決。目前，華東地區六省一市已實現“行賄行為檔案”查詢系統聯網。

　　三是加大宣傳力度，充分認識行賄犯罪危害，形成全社會監督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