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劉祖枝痛不欲生。高志海攝

　　患有“小腦萎縮”全身疼痛的秦進民淩晨3點仍無法入睡，他痛苦的呻吟聲再次吵醒了妻女。爭吵之後，煩躁的妻子劉祖枝將敵敵畏遞給了丈夫，秦進民飲後身亡，劉祖枝因此成了殺人嫌疑犯。經北京市檢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訴，6月9日，該市第二中級法院公開開庭審理此案。

　　北京市檢察院第二分院指控，劉祖枝涉嫌故意殺人罪;辯護律師則認為，秦進民是服毒自殺;秦進民的家屬均稱“劉祖枝賢惠、善良，承擔家庭重擔多年，希望法院輕判”。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吳丹紅認為，此類“善良的罪犯”可以在量刑上得到輕判，但是罪名必須依法確定。

　　妻子獨撐家庭20年，面臨“內憂外患”

　　劉祖枝是河南省羅山縣人，1981年與鄰村青年秦進民結婚，但幸福似乎並沒有眷顧他們太久。婚後半年，秦進民被診斷為小腦萎縮，不能生育，二人抱養了一個女兒。

　　“那是他們家族的遺傳病，姊妹5個中3個得了這種病。”劉祖枝説，患病後秦進民四肢哆嗦，全身乏力、疼痛，不能幹重體力活，喪失了勞動能力，家中一切都由其打理。親屬們都稱讚劉祖枝能幹、人品好，賢惠孝順。

　　考慮到在家務農賺不到錢，劉祖枝帶著丈夫和孩子來到北京，擺早點攤賺錢過活。但2003年以後，秦進民的病越來越重，甚至不能走路，只能臥床休息，劉祖枝不得不停止了早點攤生意，在家專職照顧丈夫。

　　因疼痛難忍，秦進民每夜無法入眠，呻吟不停。痛苦不堪的秦進民曾多次産生輕生念頭。“他説被病痛折磨得受不了，不想活了，還讓劉祖枝去買毒藥給他，但我弟媳沒有理他。”秦進民的姐姐説。

　　生活的壓力就像駱駝背上的稻草，一點一點地累加。2010年10月10日，劉祖枝向房東繳納下一季度的房租，沒想到房東拒收。房東説:“你家老頭子晚上叫喚聲太大，擾得鄰居實在睡不著呀。你們也體諒一下我們，還是另外找地方住吧。”劉祖枝聽後很生氣，但也無可奈何。

　　之後，劉祖枝開始四處找房子，但那條街上的人都知道她家的情況，都不願意將房子出租給她。

　　家人淩晨吵架，妻子遞給丈夫敵敵畏

　　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終於落下了。2010年11月8日淩晨3點，秦進民再度因疼痛無法入睡，低聲呻吟。女兒被父親的呻吟聲吵醒，指責了父親幾句。

　　秦進民説:“我也不想這樣，但我控制不了。想死也死不了，活受罪。”被吵醒的劉祖枝勸女兒説:“你睡吧，別管他。”聽到這句話，秦進民情緒很激動，與妻子爭執起來。劉祖枝也很生氣，想起櫃子下邊還有用來滅蒼蠅的敵敵畏，一時糊塗，拿出來倒在一個藍花玻璃杯中，放在秦進民床邊的小桌上。

　　劉祖枝説:“你不是想死嗎?這裡邊有毒藥，有本事你就喝下去。”

　　“謝謝你。”秦進民回了妻子一句，拿起杯子便喝。劉祖枝見狀趕緊上前搶奪丈夫手中的杯子，不料丈夫早已喝下去一口。

　　劉祖枝趕緊拿起不銹鋼水杯喂丈夫喝了兩大口水，希望能讓他吐出來，但適得其反。秦進民開始咳嗽，喝下去的水也不斷地從口中溢出來，並吐白沫，最後昏迷過去。缺乏常識的劉祖枝並不知道，敵敵畏遇水會加速生效。

　　女兒建議劉祖枝趕緊打“120”急救電話，劉祖枝哭著説:“你爸不行了，不用打了。趕緊打電話給你姑他們，告訴他們你爸喝藥自殺，不行了。”女兒無奈地打“110”報案。

　　就在女兒打電話報案時，劉祖枝將敵敵畏瓶子和藍花玻璃杯扔進了垃圾堆。第二天，劉祖枝便被警方羈押。

　　妻子涉嫌故意殺人，夫妻雙方親屬齊求情

　　法庭上，公訴人指控劉祖枝涉嫌故意毒殺丈夫，理由是她明知丈夫秦進民有自殺想法，仍向其提供毒藥，且秦進民服毒後，不僅沒有救助，反而在女兒提出打“120”急救電話時説丈夫已經“不行了”，這些都充分説明她主觀上有殺人的故意。

　　劉祖枝對此並不認可，她説:“我當時只是想嚇唬他，並不是想讓他死。我真不是故意的。”劉祖枝的辯護律師也認為，本案應當定性為自殺而非他殺，理由是:首先劉祖枝並沒有殺人的故意，是丈夫自己服毒身亡的;其次，劉祖枝只是為秦進民自殺提供了輔助條件，只應承擔過錯責任，因敵敵畏原是用來滅蒼蠅的，並非準備用來毒殺丈夫的。

　　“我們並不想追究她的責任，不管是刑事責任還是民事責任。”被害人秦進民的一名家屬説，“希望她能得到輕判”。

　　“弟媳自嫁入秦家，賢惠、孝順、勤勞、能幹，照顧完病重的母親，又照顧患病的弟弟，撫養女兒直到成年。她承擔家庭重擔多年，日子過得很艱難，精神壓力也很大，期望法庭能寬恕她，從輕處罰我的弟媳。”秦進民的姐姐懇請法院寬恕劉祖枝的罪行。秦進民其他兄弟姐妹也都出具證言，表明秦進民之死與劉祖枝無關。

　　劉祖枝戶籍所在地的44名親屬也聯名簽署了擔保書，證明她一人承擔家庭重負，人品良好，賢惠孝順，希望法庭對其從輕處罰。

　　專家:“善良罪犯”可寬量刑嚴定罪

　　“善良的罪犯”已不是新鮮熱詞，2009年便有郎計紅為給身患尿毒症的妻子籌錢搶劫一案，前段時間又發生了“慈母溺死腦癱雙胞胎兒子”一案，而此案亦在此列，情與法的衝突在這類案件中不無彰顯。

　　“當情與法發生衝突時，事實和罪名的認定都應尊重證據和程序，依法確認，不能受到人情的影響，但在量刑上，可以從解決糾紛和化解矛盾角度作出更符合人性的判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吳丹紅説。

　　“我們不能因為同情善良的罪犯，就判定他無罪，因為他畢竟實施了搶劫、殺人等犯罪行為，我們不能背離原則。”吳丹紅説，“但是在量刑方面可以從輕考量，被害人家屬的諒解、罪犯良好的認罪態度等都可以成為從輕處罰的情節。”

　　也有人曾質疑，如果對此類罪犯施以輕刑，那麼一些與罪犯家庭背景類似的人會以此為“擋箭牌”，實施犯罪行為，逃避應承擔的法律制裁。

　　對此，北京市某律師事務所主任張青松認為，不排除這種犯罪行為發生的可能性，但是他同時也表示:“這類犯罪的實施者通常都會以自己是‘善良的罪犯’在法庭上進行辯解，以求逃避重刑的制裁，其目的是否能夠得逞，取決於檢察機關在法庭上出示的證據。”

　　山東政法學院副教授李克傑則認為，如果我國的重症殘障人士保障制度能夠完善，也許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此類家庭悲劇的發生。“政府應該結合慈善基金建立一些供養或者托養機構，給予一定的護理補助等，這對於有重病或者殘障人士的家庭，將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家屬的精神和經濟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