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裏娃的“上學路”

　　三四個小時的回家路程，在隆林縣農村寄宿學生中比較普遍，最遠的學生回一次家甚至需要7個小時以上，路上的安全隱患讓人擔憂

　　每週五，是10歲的蔡旭倫最喜歡的日子，因為終於可以回家見媽媽，可以無拘無束地玩耍。他上個學期才到德峨鄉中心校上三年級。下午3點放學後，蔡旭倫會約上同村的三四個夥伴一同步行回家。幾個孩子在公路上跑跑跳跳、嬉笑打鬧。

　　公路是環山開鑿的，一邊是峭壁，另一邊就是百丈的懸崖。不時有汽車從身邊呼嘯而過。對於貧困地區的孩子來説，家裏根本沒有多餘的錢用作交通開支，而且回家的路車輛也根本無法到達，最後還得爬上1小時的崎嶇山路。這樣，大概晚上6點，天色變暗的時候蔡旭倫才能回到家裏。

　　三四個小時的回家路程，在隆林縣農村寄宿學生中比較普遍，最遠的學生回一次家甚至需要7個小時以上。路上的安全隱患讓人擔憂。

　　等到週日下午2點，他又得往學校趕。回去時，書包裏多了三四斤米，那是他一週的主食。菜由學校統一做，爭取讓學生每天都吃到肉，錢從3元的寄宿生生活補助裏出。

　　實行“兩免一補”伊始，學校都是直接把錢一次性發給學生，由家長簽字領取。但後來發現，學生的伙食並沒有改善，錢被家長用作家裏的其他開支了。於是，才採用現在的方式。

　　在隆林縣，學生住宿是免費的，也基本不産生交通費，所以家長只需給孩子帶些主食和零花錢就可以了，負擔不重。當地家長文盲居多，在家庭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他們很希望孩子學知識，有文化。雖然路遠了，但是可以免費接受到相對更好的教育。

　　但從全國範圍來看，農村寄宿生通常要額外支出住宿費、交通費和伙食費，寄宿導致教育成本大幅增加。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剛剛出版的教育藍皮書《2009中國教育發展報告》顯示，在中部地區，每個農村家庭因寄宿而額外增加的費用平均為657.3元，在西部，這個數字是787.8元。

　　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農村寄宿制學校管理干預，對於學生的身心健康和在校生的鞏固率都有重要影響。

　　該機構對於學生飲食、身體發育和心理髮育方面的數據調查顯示，寄宿生和非寄宿生之間存在顯著差異。有高達50%的寄宿生每天只吃兩頓飯，高於非寄宿生的38%。農村寄宿生比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平均身高矮9厘米，非寄宿生只矮5厘米。

　　此外，與非寄宿生相比，寄宿生的娛樂時間減少，課業負擔重，學生普遍感到生活緊張、壓力大。學校活動空間狹小，寄宿生在學校的生活簡單枯燥。因此帶來的學生尤其是低齡學生心理問題不容忽視。

　　撤並之後的思考

　　總的來説，辦學重心上移是對的，但不能操之過急，不能一刀切。中國農村盤子這麼大，情況這麼複雜，教育改革又是個牽涉千家萬戶的事情，應該有足夠的緩衝期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及城市化、工業化發展，造成農村就讀學齡人口減少。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顯示，在2001年左右，城鎮初中在校生首次超過農村，城鎮小學在校生數雖然一直小于農村，但二者差距卻在不斷縮小。

　　農村中小學的佈局調整，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隨著農村土地流轉的大規模推廣，農村學齡人口將進一步向城市轉移，佈局調整的客觀需求依然存在。寄宿制學校成為優化農村教育資源配置、促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的一種重要辦學模式。

　　2001年之後，農村教育管理體制由原來的“三級辦學兩級管理”，即縣、鄉、村辦學，縣、鄉兩級管理，改為以縣為主。當時，這一消息曾讓多年研究農村教育的袁桂林興奮不已。他評價這是“第一次將農村教育納入國民財政保障”。

　　目前，各地區的佈局調整基本是根據當地實際進行，初中已基本形成“一鄉一校”，實行寄宿制，小學尤其是中心小學實行部分寄宿，多為高年級學生寄宿，村小和教學點基本無寄宿生。

　　寄宿制學校的優點是明顯的。如顯著擴大了學校的服務半徑和服務人口，一定程度上集中了優勢資源，特別是對留守兒童、單親家庭兒童的積極作用突出。

　　同時，佈局調整中出現的陣痛不可避免。比如學生宿舍擁擠，條件艱苦；食堂面積過小、設施不全，學生就餐不方便；用水存在一定困難，缺乏開水房與浴室；學生從家到學校路途中存在安全隱患等等。個別地方路沒通，教學點撤並後，學生不去上學了，個別學校則出現了因民族、宗教、文化因素學生輟學的現象。

　　回顧寄宿制學校的發展路徑，袁桂林認為，這些問題與佈局調整步伐太快有關。“幾乎是一個文件下來，就要在一夜之間改。總的來説，辦學重心上移是對的，但不能操之過急，不能一刀切。中國農村盤子這麼大，情況這麼複雜，教育改革又是個牽涉千家萬戶的事情，應該有足夠的緩衝期。”此外，他認為，一鄉一校這種做法有點機械。“很多大的村子，原來有很成熟、教育質量也不錯的村完小，但現在都給很機械地合併了。”

　　解決農村兒童上學遠，袁桂林教授在寄宿制之外提出另一解決思路：校車系統。他曾赴美、加、日等國考察，那種黃色校車遍佈全國，是政府義務制教育階段免費配套服務之一。只有在校車無法達到的地區，才發展寄宿制學校。袁桂林認為，校車和寄宿制至少應該是解決問題的兩個途徑，而且校車系統應該優先考慮。“現在有些地方已經在嘗試，也有私營人員進入這個市場，但需要全國性的規範。”

　　社會學者梁曉燕從教育理念的角度出發，提出了自己的憂慮。她認為教育是一個文化傳承的過程，“如果讓孩子從小與社區文化、家庭文化隔絕，我們的教育便製造了文化的斷裂。所以，孩子的教育中，社區教育、家庭教育都不可少。”

　　“寄宿制學校是一種學校形態，本身沒有問題，全世界都有寄宿制學校。但要根據地區、具體情況具體對待。”梁曉燕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