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赴任廣東不久，習仲勳收到市民來信，裏面裝著無法兌換的五毛錢的魚票。時任廣州市越秀區區委書記的朱森林後來回憶，這件事極大地刺激了習仲勳。

　　靠海卻無魚可賣，這是習仲勳主政初期面臨的現實之一。當時“文革”浩劫剛過，廣東物品奇缺，農業凋敝，工商不振，冤假錯案成堆，每年偷渡逃港者數以萬計。

　　1978年3月，葉劍英與華國鋒、鄧小平交換意見後，中央決定派曾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勳南下廣東，出任省委書記。這是他被審查、關押、監護達16年之後的重新出山。

　　從1978年4月到1980年11月，習仲勳主政廣東共兩年零八個月，“把守南大門”(胡耀邦語)，發揮出驚人的能量。這段不長的時期，成為他“一生兩個最大的閃光點之一”(秘書俞惠煜語)：一是早年跟隨劉志丹創建陜甘邊根據地；二是帶領廣東“殺出一條血路”，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同時為深圳、珠海特區奠基。

　　反“偷渡外逃”

　　“怎麼能把他們叫偷渡犯呢？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內部矛盾。”

　　在盧荻看來，習仲勳上任初始面臨的一個嚴峻形勢，就是邊境洶湧的偷渡逃港潮。盧荻是廣東省黨史研究室助理巡視員，《習仲勳主政廣東》的執筆人之一。

　　1978年7月，上任三個月後，習仲勳即前往寶安視察。在沙頭角中英街，習仲勳看到，香港那邊很繁榮，內地卻破破爛爛。

　　曾擔任珠海市委書記的梁廣大後來的一番話映照當時現實：“雖然我們的輿論整天宣傳社會主義是‘天堂’，資本主義是‘地獄’，但是存在決定意識，老百姓看到在困難時期港澳同胞回來探親穿得漂漂亮亮，還把一筐一筐的東西帶回來，就不信。很多人趁颳風下雨的晚上，就往香港、澳門逃，冒著生命危險衝過去，非要往‘地獄’裏闖一闖，非去‘水深火熱’中泡一泡。”

　　1978年深圳農民的年收入是134元，雖然遠高於廣東全省農民人均收入77.4元，卻與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農民年收入13000元港幣差之百倍。

　　官方統計表明，從1952年至1977年，僅寶安有偷渡外逃行為的達62305人，其中逃出去40598人，佔全縣總人口近二成。有的公社，比如大鵬公社有三條村莊共34戶117人全部逃光。

　　此前1977年11月，廣東省委已將此作為重大惡性政治事件，向正在廣州視察的鄧小平彙報。當時南方日報副總編張漢青回憶，反偷渡因為被當作敵我矛盾，“偷渡的人被叫作偷渡犯”。內部會議上，就逃港是政治原因還是經濟原因存在爭論，是習仲勳改變了以往的看法，他認為：“我們自己的生活條件差，問題解決不了，怎麼能把他們叫偷渡犯呢？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內部矛盾。”張漢青認為，這一轉變促成了認清、解決偷渡問題的正確途徑。

　　同時，廣東省和港澳工委反復做工作，希望“港英當局改變此前所謂‘人道’做法”。從1980年秋開始，港府實施新措施，偷渡者到香港一律不發身份證，不準在香港居留，全部遣返內地。香港僱主雇用偷渡客者，罰款5萬元(港幣)，坐牢一年。措施公佈後，11月份廣東偷渡外逃人員僅近百人。

　　習仲勳意識到，堵禁之外，發展生産，改善人民生活，儘快縮短與香港的差距，才是長久之道。在習仲勳的領導下，廣東省委提出設立特區的設想，並經中央批准同意。

　　1980年8月，特區條例公佈後，當年曾參與籌建特區的原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發現：“最令人感到高興和意外的是，最困擾著深圳——其實也是最困擾著社會主義中國的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樹林中準備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