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收入分配格局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呈現出一些新特點。而面對這些特點，是否可以斷定我國收入差距出現了“庫茨涅茲轉捩點”呢？“庫茨涅茲轉捩點”意味著收入差距出現了由不斷擴大向不斷縮小趨勢的轉變。從一些導致收入變化的因素來看，給出肯定的判斷還為時過早，因為導致收入差距縮小的一些因素或者不具有長期持續性，或者其影響作用還不足以大到抵消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因素的作用。

　　作者：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教授李實

　　導致收入差距縮小的主要因素有三

　　在過去兩年中導致收入差距縮小的主要因素有三個，一是農産品價格大幅度上升，二是包括農民工在內的非技術工人或藍領員工工資較大幅度的提高。農産品價格大幅度上升帶來了農民農業收入的快速增長，導致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縮小，也成為導致全國收入差距縮小的主要因素。藍領工人工資的快速提高，一方面使得農民工工資上升，提高了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有助於縮小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甚至全國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也對提高城鎮中低工資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和縮小城鎮內部收入差距起到積極作用。

　　三是農村的公共政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逐漸顯現。2003年以來，中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惠農政策措施。根據農戶的受益方式，政府的惠農政策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直接增加農民收入為目的的補貼政策，主要包括糧食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等；一類是以構建農戶社會安全網為目的的公共服務性政策，主要包括新型合作醫療、教育“兩免一補”、農村低保政策等。毋庸置疑，這些惠農政策對於增加農民收入，抑制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發揮了一定作用。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惠農政策對於縮小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緩解農村貧困也起到了積極作用。一些研究表明，農民從農業中獲得收入對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擴大起到抑製作用。因而，對農業加以補貼，包括糧食補貼和農業生産資料價格補貼，會使得那些從事農業生産經營的農戶從中獲益，使得他們的收入有更快的增長速度。這有利於縮小農村內部收入差距，降低其陷入貧困的風險。

　　同樣，這兩年以農民工為主體的藍領工人工資的快速提高也受到了一些短期因素的影響。在政府經濟刺激計劃的作用下，近期的投資結構和産業結構出現了明顯的變化，並且引發了就業結構的變化。例如，在2007-2010年期間，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增加了8.5%，而建築業增加了20.6%，房地産業增加了27.1%，租賃與商務服務業增加了25.4%。這些行業對農民工都有著較大的需求，構成了拉動農民工工資上升的主要因素。而這些行業的擴張是與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分不開的，具有很強的經濟週期性，其持續性是有問題的。

　　導致收入差距擴大七因素

　　然而，還應該看到一些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因素。一是城鎮房地産價格上升會使得高收入人群的財産性收入大幅度上升，加大了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二是較高的通貨膨脹，特別是食品價格拉動的物價上漲，往往對窮人和低收入居民更加不利，他們收入的實際購買力下降幅度超過高收入居民。這是因為窮人和低收入居民具有更高的恩格爾系數。

　　三是，城市化進程在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同時，也在推高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這是因為城鎮經濟規模擴大會提高資本收益，也會大幅度增加對高技術和高學歷員工的需求，從而帶動這些人群的工資水平快速上升；城鎮經濟中新興行業的高速發展，對特殊人才需求的急劇增加，也會提升他們的工資水平。

　　四是，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壟斷行業高收入問題更為嚴重。例如，金融行業的職工平均工資與城鎮平均工資相比，在2003年高出49%，在2009年高出87%；金融行業的職工平均工資與製造業相比，在2003年高出64%，在2009年高出125%。壟斷行業工資的過快增長，雖然反映了這些部門員工人力資本的提高，而更多地反映了這些部門壟斷利潤的快速增加和利潤向工資的轉移過程。

　　五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分割造成不同人群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這方面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不同花樣的退休金制度帶來了老年人退休收入的巨大差異。在城鎮中退休保障制度可謂是“百花齊放，花香不一”，公務員退休保障制度是最“香”的一種，其次是事業單位人員的退休保障，還有是企業單位退休制度，最差的是無就業人員的養老保障制度。

　　六是，腐敗收入帶來的收入差距和社會不公問題愈發嚴重。由於受到統計數據的限制，我們還很難對腐敗收入的規模及其導致的收入差距做出準確的估計，但是並不妨礙我們可以對腐敗規模和程度有一個大致的估計。過去幾年中對貪腐官員的“捕獲量”有增無減，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腐敗的範圍在擴大；被“捕獲”貪官的人均腐敗收入額也在直線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腐敗的力度在增加。

　　還應該看到，在過去十年中，收入分配不公惡化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收入分配製度的無序和再分配手段的缺失。比如，個人所得稅沒有有效調節城鎮內部的收入差距。雖然高收入人群繳納的個人所得稅要高於低收入人群，但是，個人所得稅佔其收入的比例並不是很高。許多高收入者可以通過各種方式避稅。又如，城鄉的低保政策對於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相當有限。相關研究表明，根據2007年數據推算，中國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在獲得低保金後下降了不足1%，可見低保政策對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作用非常有限。還有，農村中一億多貧困人口（新扶貧標準下）的大部分並沒有獲得有效的救助，他們中能夠轉移性收入的比例不高，而且獲得的數額相當有限。

　　不難看出，我國收入分配狀況的未來變化趨勢並不令人樂觀。對於經濟長期發展和社會穩定來説，過大的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都是不利的因素。在過去，中國經濟社會之所以能夠在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同時，保持相對穩定的狀態，主要有賴於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低失業水平。然而，如果經濟增長出現下滑或出現長期衰退，過大的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對社會不穩定的影響就會更加凸顯出來。這樣一種局面並非杞人憂天。

　　設計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方案“四步走”

　　基於以上分析，我們要未雨綢繆，及早地設計出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方案，出臺系統的、有效的收入分配與再分配政策，以抑制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從根本上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問題。

　　首先，要對國內外各種各樣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製度和政策加以系統梳理，從中選擇一些可以解決當前實際問題的改革措施，並儘快出臺。在制定改革措施過程中，要充分認識到各種複雜的利益關係，但要排除利益集團的干擾。

　　其次，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與政策制定要與生産要素市場化改革緊密結合起來。由於中國的生産要素市場存在過度的政府干預，缺乏充分的競爭，受到信息不充分、法規不完善、市場壟斷和分割、要素價格扭曲等問題的困擾，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過程既未體現效率，也顯失公平。在各個領域中打破壟斷、引入競爭一直是市場化改革的一個主要目標。然而，在實際推進過程中，由於受到部門利益的制約，市場化改革的進展在部門之間出現明顯的不平衡。一些部門不願意放棄自身的壟斷利益，利用部門的影響力來延遲市場化改革的進程，或者只是選擇更加有利於部門利益的“改革方式”，極力抵制不利於部門利益的改革方式。而且，在現行的分配體制下，壟斷部門的壟斷收益和企業利潤很容易被轉化為部門職工的收入和福利。其結果是壟斷部門的職工收入增長大大超過了一般競爭部門，導致了全社會收入差距的擴大。更應該看到，一些壟斷性部門為了維護其高收入水平，設置行業進入壁壘，從而導致了部門之間和行業之間勞動力市場的嚴重的分割性。因而，應充分意識到完善的生産要素市場是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最有效的制度因素，要在完善土地市場、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方面下更大的力氣。

　　再次，出臺收入分配政策與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和城鎮失業問題要具有高度相容性。我們城鎮就業壓力仍然存在，農村仍有一定數量的剩餘勞動力。在未來一段時期，實現經濟高速增長，促進充分就業，仍將是中國發展戰略和政策選擇的基本點。一些歐洲國家的經驗表明，工資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要與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緊密結合起來，才不至於帶來效率損失和失業問題。

　　最後，針對“收入差距過大”與“收入分配不公”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採取不同的政策，最為迫切的是解決當前的收入分配不公問題。我們亟需出臺一系列改革措施，從根本上遏制腐敗收入、尋租收入和壟斷性收入帶來的收入分配不公。

　　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在經濟領域的市場化改革過程中，政治體制如不作出相應的改革，政府部門如不作出相應的轉型，政府職權如不作出重新的界定，政府官員的行為如不受到相應的約束，原來設想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可能演變為權力操縱下的市場經濟，原來設想的各種生産要素共同參與的公平的收入分配模式可能演變為權力參與或者權力與資本勾結共同掠奪社會財富的分配模式，原來設想中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很有可能演變為“權貴的資本主義”。而權貴資本主義下的市場經濟只能帶來少數人的暴富，而不是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

　　因此，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不僅是一個收入再分配問題，而且涉及到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各個層面。這不僅需要經濟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的深化改革，更需要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