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磊是一家商業銀行浙江地方支行的行長，他手上拿著一張巨大的地圖，上面繪製的是由天煜建設有限公司引發的互保圈信貸危機所涉企業的信貸關係圖，一圈一圈往外蔓延至第六圈擔保鏈，所涉企業逾百家，包括中國民營500強企業，互保資金總額超100億元。

　　2012年春節過後，浙江的企業老闆繼續跑路留下的債務，與其他破産倒閉的企業一起，形成了龐大、複雜、盤根錯節的互保圈危局。在很多專家看來，這些企業的互保，也引發了新一輪的三角債危機。

　　陳磊對《中國經濟週刊》説，從業10多年，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局面，伴隨著經濟的下滑，這種出於分散風險而設的互保、聯保制度的弊病全部暴露無遺。

　　這樣的地圖，陳磊的同行們人手一張，這是他們進行風險預警和討債的嚮導。最快地做出反應，催貸、抽貸、壓貸，是他們的職責。

　　但他們也備受指責：正是他們未盡職守的過度信貸，為這場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他們也被認為是加速企業死亡和互保危機蔓延的“劊子手”。

　　資金鏈斷裂企業的名單仍在不斷更新。這場以杭州、溫州、紹興為核心的擔保鏈危機在繼續蔓延。而這或將只是冰山的一角。官方統計，這種聯保互保模式佔浙江省企業融資總額的40%，民間估算，更佔到70%。

　　可怕的是，雖已全力以赴，政府仍無良策。

　　更可怕的是，這不只是一場債務危機，更是一場信任危機。它正在一點一點瓦解浙江經濟賴以起家的商幫信任基礎和傳統，像一場無法遏制的“瘟疫”不斷蠶食經濟的繁榮、影響企業的正常運行。

　　互保：火燒連營仍在繼續

　　鄒曉東的S公司是這張巨大的互保信貸關係圖中的一員，處於天煜建設擔保圈的第四圈。這是浙江省一家農業龍頭企業，業績良好，它其實與天煜建設沒有任何交集，但曲折輾轉，遙遠的擔保關係也使其捲入了天煜建設的擔保圈危機。

　　S公司的5個億銀行貸款，99%採用了互保形式，它因此與5個企業建立了互保關係。其中，S公司為R公司擔保了1.5個億，為T公司擔保了2000多萬。今年5月，R公司和T公司受擔保危機影響，倒閉停産。

　　9月的一天，鄒曉東剛從銀行處理完擔保債務匆忙趕過來，滿臉疲憊。在過去的5個月時間裏，他四處忙著籌款，分別償還1.5個億和2000多萬的擔保債務，“幾乎沒睡過一個安穩覺。”鄒曉東對《中國經濟週刊》訴苦説。

　　真的頂不住了

　　今年3月，R公司的老闆對鄒曉東説，“我頂住了，你放心。”之後，5月的一天，這個老闆告訴鄒曉東説，撐得很辛苦，真的頂不住了。説完，他哭了。

　　在與R公司建立擔保關係的時候，鄒曉東與R公司的老闆熟稔，他確定R公司經營良好。但他對R公司的“其他擔保公司”，以及“其他擔保公司的擔保公司”一無所知。

　　R公司是杭州傢具行業的一家企業，處於天煜建設擔保圈的第三圈。杭州傢具行業深陷天煜建設擔保圈危機。引爆杭州傢具行業危機的是處於擔保圈第一圈、該行業的龍頭企業嘉逸集團，它與天煜建設存在直接擔保關係，而天煜建設于2011年12月20日即被法院查封。

　　根據杭州傢具行業商會的一份統計資料顯示，傢具行業擔保圈所涉企業逾100家，債務金額超100億元。R公司上遊的那兩家擔保企業同屬傢具行業。

　　與R公司存在擔保關係的企業年初的時候已經倒下了，其中一個老闆還跑路到了國外。跑路老闆的電話是通的，他隔洋對銀行説：“只要你不收我貸，你把錢放給我，我照樣回來，你們不放給我，我不回來。”

　　火燒連營，銀行很快找上了R公司，要它承擔連帶責任還錢。苦苦撐了半年，R公司最終還是趴下了。銀行起訴，法院封賬，企業倒閉。

　　S公司的另一家互保企業T公司，則受一家與其互保的房地産公司所累，該公司去年年底資金鏈斷裂倒閉，債務危機最後傳導至S公司。

　　不幸中的萬幸是，鄒曉東最終湊足了這1.5個億和2000多萬，截斷了S公司所在的擔保分支鏈條危機的傳導，挽救了自己，也挽救了處於其下游的其餘3個互保企業。

　　成也互保，敗也互保

　　湊不齊錢的那些企業，大多死掉。“如果因為自身經營不善而死掉，只能願賭服輸，但如果是死於互保，我死不瞑目。”鄒曉東説。

　　“但除了互保，我還有別的辦法嗎？沒有。”鄒曉東抱怨説，作為一家農業企業，土地是租來的，無法抵押，投入最大的農業基礎設施、水利設施以及溫室大棚也無法抵押，作為庫存的苗木同樣無法抵押，企業的所有資産都無法盤活。

　　互保，即企業之間對等為對方保證貸款，當對方企業還不上錢的時候，則需要互保方承擔還款連帶責任。

　　聯保，即三家或三家以上的企業組成擔保聯合體，聯合體中的成員為其中任何一家的貸款承擔連帶責任。

　　事實上， 互保、聯保制度正是始於中國農業銀行支持農村經濟發展，針對農戶缺少抵押物推出的一種貸款方式。其後，這種模式被商業銀行廣泛普及于中小企業的擔保，其中，又以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地區為甚。根據浙江省的官方數據，在浙江省內，這種企業互保、聯保模式約佔企業總融資比例的40%。而在民間的估算中，這個比例高達60%~70%。

　　在過去的10多年中，這種中小企業間“互哺”的融資擔保模式，在浙江省內表現出了極強的創造力和財富效應。

　　然而，其弊端亦十分顯著，“火燒連營”式的株連所帶來的危害，在經濟陷入低迷的時候，會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2008年的金融危機，鄒曉東們曾見識了它的厲害。紹興當時最大的企業浙江華聯三鑫石化有限公司深陷互保案漩渦。這家企業融資80多億元，與數量龐大的企業存在盤根錯節的互保關係，紹興當地知名的展望集團、浙江玻璃、加佰利集團皆牽涉入內，數十家銀行牽涉其中。若非紹興市政府出手挽救，整個紹興地區企業界岌岌可危。

　　如今，遭遇經濟下行，互保的危害及弊端再次顯露無遺。

　　截至2012年6月末，浙江省不良貸款率為1.34%，比年初上升0.42個百分點。同期，廣東省的不良貸款呈下降趨勢。監管機構將此不良貸款的突升，歸結為“受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和破産倒閉的影響，局部信用環境仍未恢復”。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的數據顯示，浙江省內5月份以來發生風險的企業中，60%緣于為其他企業提供擔保代償後出現資金困難。

　　銀行：不負責還是不得已

　　不良率來了，銀行風聲鶴唳。企業資金鏈一旦出現問題，銀行的普遍做法是催貸、抽貸、壓貸。

　　企業、銀行各執一詞

　　以天煜建設互保危機案為例：天煜建設今年1月初資金鏈開始出問題，第一層擔保圈被收貸發生在3月初，第二層擔保圈被收貸發生在3月中旬，第三層擔保圈被收貸則是4月初。

　　“現在的銀行已成驚弓之鳥，聽風就是雨，我們明明在正常經營，銀行卻傳出來消息，説我們宣佈破産了，趕緊追過來。”鄒曉東認為，若不是銀行謹慎過度，本就經營良好的R公司再撐個半年就能緩過來了。

　　在企業看來，他們的難關主要來自銀行的抽、壓貸。這種壓力沿著龐大的互保、聯保網絡蔓延，引發了大面積的企業資金鏈危機。

　　為了收回貸款，銀行無所不用其極。

　　“有的銀行騙企業説，你把錢還了，我一定會貸給你，甚至有的把借款協議書都寫好放在桌上了，企業哪能不相信？結果千湊萬湊，把高利貸借來還了，錢不貸給他了。企業心都寒了，所有企業都不敢還錢，傻瓜才去還錢。”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對《中國經濟週刊》説，事情因此變得越來越糟。

　　銀行與企業之間形成惡性循環：不良率上升，銀行不願貸，企業不願還，不良率繼續上升。

　　銀行的明哲保身引來諸多非議。周德文甚至認為，正是銀行毫無預警的抽、壓貸，加速了企業的死亡和擔保危機的蔓延。

　　浙江省高院的數據顯示，因為企業擔保鏈危機的出現，金融糾紛案件明顯激增，僅以溫州為例，金融糾紛案同比增加了209%。在諸多案例中，銀行均以原告出現。

　　但某商業銀行浙江地方支行行長陳磊站在銀行的角度認為，銀行也是企業，有自己的考核制度，也有自己的不良資産率控制。“有些企業倒掉確實很可惜，但銀行也愛莫能助。”

　　“我們知道一些老闆欠銀行一屁股債，但他個人或家庭有幾十套房産，還有好多臺名車，別墅照住、寶馬照開，甚至把財産轉移到國外，銀行一點辦法也沒有。”

　　公開報道顯示，大多數跑路的老闆在跑路之前不同程度地進行了財産轉移。

　　前述那位隔洋向銀行喊話的跑路企業主轉移財産後在國外與家人團聚，靜觀事態發展。全部爛攤子留給國內的銀行、政府以及互保鏈上的企業。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不良率出現，陳磊他們的貸款條件中開始增加了一條，法人的個人資産也必須與企業一起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這一規定出來，老闆們跑得更快。“銀行與企業、企業與企業生出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機。”周德文認為，這是更大的危機。

　　立足全局考慮，政府努力制止這場危機的蔓延。

　　浙江省政府召開會議，建議“儘快建立專案小組受理危機企業的報告，幫組企業渡過難關”。浙江省人大及多個政府部門先後發出預警，建議對企業資金鏈斷裂的潛在風險給予高度關注，並加強對企業的生産經營情況、資金鏈、擔保鏈進行風險監測與排查。

　　各地方政府也紛紛成立應急專項資金，用於緩解企業轉貸時的資金週轉困難。問題企業先用政府的錢給銀行還貸以後，銀行兌現放貸承諾。

　　地方政府試圖努力協調銀行與企業之間的關係。但銀行未必聽政府的。

　　“如果區域內的政府本身對我們銀行有支持，同時我們肯定，這個企業能救活，也會尊重政府的要求，不抽貸不壓貸，但很多時候，這個企業不僅僅是區域內的貸款，其他地方也有貸款，政府就很難做工作。”陳磊説，這種情況下，銀行説一套做一套的現象就難以避免了。“例如通常會説，我批了，但總行不批啊。”

　　危機根源：過度信貸惹的禍

　　追根溯源，造成如今這種局面，周德文認為，銀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國家為了刺激經濟，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銀行放出海量的貸款。彼時，銀行考慮的是市場佔有的份額，於是鼓勵企業借貸。但大多數的中小企業缺乏抵押物，為了能增加貸款規模，銀行積極主動促成企業之間的互保和聯保，造成企業互保聯保貸出的資金佔比激增。而且，審核相當寬鬆。

　　溫州一家鞋業企業老闆王勝建告訴《中國經濟週刊》，一家年銷售收入不足2000萬的企業，銀行卻跟他説銷售額超過1億，讓他們建立互保關係，結果，現在對方資金鏈斷裂跑路了，銀行逼著他還款。

　　他自身的企業原本是經營良好的，但如果要還掉這將近3000萬的互保債務，很可能要陷入困境。

　　王勝建認為，互保、聯保等擔保制度本身並不是主要問題，真正的危險是超過自身能力的過度借貸，造成了虛假繁榮。

　　溫州的問題尤其嚴重，一些企業，資産不過四五千萬，卻因為參與了多家銀行的互保貸款項目，最後卻拿到了數億貸款。“企業的負債率太高了，利潤根本不夠付利息，倒掉是必然的。”

　　還有一些企業通過設立關聯公司互保、聯保套取貸款。例如，去年負債20多億倒下的寧波高新區七鑫旗公司及其關聯企業有21家，在保證擔保的5.28億債權中，關聯企業的互保聯保佔到了4.49億元。

　　受天煜建設擔保危機所累的虎牌集團掌門人虞成華後來反思説：“事實上，我們只知道與榮事集團有互保關係，但榮事集團與嘉逸集團、嘉逸集團與天煜建設的互保關係，我們根本不知道，更無從知道這些企業的經營狀況。”

　　海量的貸款從銀行出來，並不全部流向企業的擴大再生産或轉型升級，而是大部分流向了地産、礦産、期貨以及高利貸市場等獲利更高的投機領域。來自中國人民銀行溫州支行撰寫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調查報告》顯示，溫州1100億民間借貸的總盤子中，僅有35%用於實業經營，其他都用於投機。而根據民間的估算，投機的比例或許還要更高。

　　當經濟形勢發生逆轉，國家政策突然轉向，銀行銀根緊縮，企業幾乎一夜之間陷入困境。事實上，最先倒閉的那些企業往往因為高利貸或房地産所累。

　　所有這些因素的疊加為互保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王勝建的孩子明年就要大學畢業，他決定讓孩子去考公務員，不再做企業了。他説，“老闆的信心都沒了。”

　　（應採訪對象要求，陳磊、鄒曉東、王勝建係化名）

　　溫州今年年底形勢更嚴峻

　　互保引發的危機，在草根經濟最發達的溫州表現得最為典型。

　　今年10月，溫州濱江大道上的高端消費場所慘澹經營。自去年下半年始，溫州的高端娛樂場所已經少有人問津。與此同時，溫州新建的商品房比最高價時下跌近了40%。

　　這個曾經創造了經濟領域諸多傳奇的明星城市，如今陷入了罕見的困境：上半年，溫州的GDP總量跌出浙江前三，增速位列全省11市之末。8月末，溫州市銀行業不良貸款率已上升至3%，連續12個月上升，創下10年來的新高，亦為浙江省最高。

　　去年末，這個城市剛剛經歷了瘋狂的高利貸危機，但如今這場正在蔓延的企業互保、聯保危機，對溫州經濟的打擊或將比去年末的高利貸危機更為沉重。它的致命之處在於，一些原本經營良好的優質企業也被拖垮。

　　浙江省人大財經委6月的調研發現，作為浙江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溫州3998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今年已經停産140家，産值同比下降的有2276家，佔比近57%。

　　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預料到的最壞結果是，互保危機將繼續向更多的企業蔓延，進一步影響溫州經濟的基本面。“年底的還貸高峰期到來，將使形勢變得更加嚴峻。去年資金緊張的時候，還可以去民間借點錢，但今年的民間借貸也全面萎縮了，誰也不敢放貸。”

　　從邏輯上看，高利貸危機造成的個體企業資金鏈斷裂死亡，點燃了互保危機的導火索，使得企業隱性的互保風險迅速地、無邊地蔓延。之後，銀行惜貸，民間惜貸，企業斷“血”死亡。地上與地下金融一起合謀了這場危機。

　　去年末，在高利貸危機爆發的時候，溫州市政府拿出了10個億建立應急轉貸基金。一年後，溫州市政府再拿出10個億。如今，一共20個億的應急轉貸基金專門用於中小企業的轉貸。“政府支持的力度不可謂不大，可見形勢之嚴峻。”周德文感到擔憂的是，除此之外，政府基本沒有其他更好的解決方案。

　　浙江互保重災地圖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郭芳

　　這是一場由企業之間的互保、聯保引發的典型的債務危機，但更像是一場瘟疫，來勢洶洶，防不勝防。

　　“瘟疫”之源來自一個叫天煜建設的公司。這家公司註冊地在浙江東陽，註冊資本8000余萬元。2011年12月20日，其下屬江蘇分公司經理因涉嫌非法集資被法院立案，天煜建設全部賬戶和房産陸續被法院凍結查封。

　　2012年1月起，受天煜建設影響，為其互保、聯保的多家企業開始遭遇銀行收貸。 之後，這場始於天煜建設的借貸危機因錯綜複雜的互保、聯保關係不斷傳染、蔓延、輻射，引發了大面積的企業資金鏈危機。一份來自杭州傢具行業的報告指出，收貸事件涉及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等23家銀行，關聯債務金額超100億元，相關企業逾百家。

　　重災區杭州

　　在這個以天煜建設為原點的互保危機圈上，處於一級圈內的是嘉逸集團和華洲集團，它們又各自成為更大的“傳染源”形成不同的互保危機圈，一發不可收拾。

　　以華洲集團為原點的二級互保圈涉及5家企業包括榮事實業、高盛科技、浙江中業控股及下屬關聯公司、浙江正見集團建設有限公司。

　　以嘉逸集團為原點的二級擔保圈包括六大集團，涉及企業超過30家，互保金額總計4.18億元，其中三家是當地的大型龍頭企業，總資産逾55億元。

　　天煜建設在建設銀行的1.4億元貸款，其中9000萬元由嘉逸集團與之互保。2012年1月，受天煜牽連，嘉逸集團共被8家銀行收貸1.15億元，頓時陷入困局。僅就天煜建設而言，它的貸款總額不算太高，大部分的貸款與嘉逸集團互保，直接所涉企業並不太多，它的破産本不足以引起大的危機，但它所點燃的嘉逸集團確是一個重磅炸彈。

　　嘉逸集團是杭州傢具行業的龍頭企業，曾入圍 2008 年奧運會辦公傢具供應商。3月初，與嘉逸集團和華洲集團均有互保關係的浙江榮事實業集團被北京銀行收貸3000萬元。榮事實業又是一個地雷，它是國內人造板行業的領軍企業，以它為“傳染源”的三級互保圈中，涉及的企業包括虎牌集團、九龍控股、朗華傢具、博洋傢具、榮業傢具、新世紀管道、東新木業等近10家。在第四級互保圈中，與浙江九龍控股互保的又有博洋傢具、杭州康順；與浙江博洋傢具互保的單位又有浙江晶瑞辦公傢具、浙江麥尚實業等。

　　3月26日，虎牌集團受榮事實業收貸影響，加上自身因收購引發問題，被華夏銀行收貸4000萬元，3月27日被中國銀行收貸4000萬元。被捲入第三級擔保圈危機中的虎牌集團是浙江地區備受矚目的明星企業，連續5年躋身“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是擁有絕緣子、電務、電氣、電纜及銅業等多板塊的多元化控股集團。

　　目前，虎牌集團正在重組過程中。

　　與此同時，虎牌集團下游擔保圈即第四級擔保圈的6家互保企業陸續出現被收貸的情況。例如，互保鏈上的正邦水電自4月起，短短45天，被4家銀行收貸1.05億元。

　　正邦水電原來與另一陷入危局的企業中江控股也存在互保關係。中江控股董事長俞中江因無力償還高利貸，資金鏈斷裂，已被杭州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刑拘。旗下數十家實體企業和相關資産、債權、債務正被依法核查，涉及金額初步統計達數十億元之巨。

　　正邦水電很慶倖地在此之前及時與其完成了數千萬元擔保款項的交割，免受其害。但最終因虎牌集團還是陷入了互保危局。

　　諸暨崩塌的企業信用

　　起源於杭州的這場危機持續發酵，蔓延到了距離杭州不遠的湖州市。處於此次危機“二級擔保圈”中的另一家杭州企業浙江高盛科技，其老闆為洪漢民，浙江桐鄉人，在浙江實際控制9家企業，除高盛科技在杭州外，其餘企業均在湖州。

　　受危機影響，洪漢民于2012年3月跑路加拿大，總共留下高達18億元的欠債，其中10億元為銀行貸款。那些為洪漢民旗下公司擔保的企業深受重創。而且，來自洪漢民的危機波及到了數百公里外的紹興。位於紹興上虞的浙江康輝銅業有限公司和位於紹興諸暨的浙江經發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正是深受其害的兩家企業。

　　洪漢民跑路後，多家銀行找到了為其提供擔保的康輝銅業，康輝銅業被迫停産，董事長陳德康被當地公安部門控制。康輝銅業處於第三級擔保圈，與其存在互保關係、處於第四級的大約10家企業岌岌可危，再往下處於第五級擔保圈的近10家企業日子也非常煎熬。

　　其中一家位於紹興濱海新區的包裝企業為康輝銅業6500萬貸款提供擔保，自身還欠了銀行4500多萬債務。

　　另一家為康輝銅業擔保的經發實業集團，又是一家“中國民營500強企業”。該公司註冊資本58721萬元，總部位於浙江諸暨，管理中心設在杭州，産業涉及旅遊、酒店、金融、房地産、紡織製造、對外貿易等眾多産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經發實業參股了多家銀行，包括浙商銀行、徽商銀行、包商銀行、諸暨農村合作銀行等。

　　康輝銅業出事後，經發實業很快受牽連。坊間傳言，經發實業涉及負債近30億，民間借貸近8億。但該數據無法得到核實。

　　官方消息稱：經發實業集團由於企業過度擴張、受關聯擔保企業牽連等因素影響，遇到了現金流緊張、負債率上升等困難。

　　經發實業陷入信貸危機之後，鋻於該龐大經濟體在當地影響巨大，諸暨市政府介入幫助企業重組自救，終得以平穩過渡。

　　諸暨的另一互保企業冠軍集團也陷入了焦灼。據悉，與冠軍集團互保的企業包括經發實業、達亨控股集團、宏磊股份等10家企業。其中，為經發實業擔保的金額為1400萬元，為達亨控股集團擔保的金額為7500萬元和330萬美元。真正將冠軍集團拖入債務泥潭的是達亨控股集團。

　　2011年11月，洲際橡膠集團因民間高利貸導致資金鏈條斷裂。與冠軍集團存在互保關係的宏磊股份同時也是洲際橡膠集團的互保企業，曾因此發不出工資導致工人堵門。達亨控股集團為洲際橡膠集團提供了9200萬元的貸款擔保，因而陷入還貸危局，董事長何先永被當地警方控制。

　　達亨控股集團是紹興地區的一家大型製衣企業，從1981年的一個小作坊起步，最後發展成為擁有1000多名員工的跨國企業集團，年出口創匯超過1億美元。

　　據公開報道，為達亨控股集團提供擔保的企業包括冠軍集團、濠泰機械、海魄集團、愛萊針織公司等16家企業，擔保金額為5.22198億元。何先永的絕大多數資産投資在海外，無法在短時間內變現償還債務，終在6月17日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被批准逮捕。

　　為其提供7500萬元和330萬美元擔保的冠軍集團深受其害，被各大銀行逼迫償還銀行貸款。該集團董事長駱冠軍今年6月8日向涉貸銀行公開承諾：即使賣掉所有家産，也一定會努力讓銀行貸款資金不受損失。

　　冠軍集團擁有目前國內最大的香榧加工基地和苗木繁育基地。據公開報道，駱冠軍賣掉了他旗下“香榧會所”90%的股權，變現了5500萬元的現金，之後歸還深發展銀行2000萬元，南京銀行1000萬元，浙商銀行1000萬元，諸暨宏潤小額貸款公司1000萬元，諸暨海博小額貸款公司700萬元。

　　至此，那些與冠軍集團互保的企業，以及更多的陷入互保危局的企業境況如何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諸暨當地的企業信用體系近乎崩塌，企業主們紛紛撤保，包括何先永在內的多位當地企業負責人被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抓捕。然而，擔保的危機始終難解。

　　令人擔憂的是，這僅僅是浙江龐大的互保、聯保網絡的一個縮影和分支。我們只看到了危機的起點，但看不到邊界，也猜不到結局。

　　浙江互保危局中的犧牲者

　　2011年11月，杭州錢江開發區的綠成集團資金鏈斷裂，債務危機爆發，債權人紛紛起訴，很快，與其互保的企業捲入訴訟，被要求代償債務。根據公開報道，“綠成互保危機”直接涉及到的企業超過14家，這14家的年産值超過60億，員工人數超過7000人，銀行貸款金額超過41億。僅浙江通達實業有限公司就為其提供擔保7000萬元。據悉，綠成在江蘇進行的房地産項目虧損嚴重，而綠成的董事長本身在民間借貸的高利貸高達5億~6億元，並涉嫌合同詐騙。目前當地警方已介入調查。

　　5月2日，海寧宏昌製革的老闆黃健留下了近10億的鉅額債務跑路加拿大，為其提供擔保的吉恩仕、萬方經編、八方布業、耐爾襪業、聖奧集團、宏廈裝飾等多家企業受牽連。據悉，宏昌的銀行貸款高達8億多，至少涉及當地七八家銀行。

　　5月4日，浙江億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倒閉停産。公司公告稱，因經營不善，無法正常生産，企業所有資産已經由當地人民法院進行封存。坊間傳言，倒閉破産的原因或是億達生物為其他企業提供鉅額擔保因而深陷困局。

　　7月8日，身負巨債的浙江浦江宏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潘紹江和妻子跑路迪拜。據悉，浦江宏業共有8200萬元的貸款面臨壞賬風險，有8000萬元民間高利貸借款合同也無力履約，同時還有對外高達1.54億元的擔保金無力負擔。跑路半個月後，迫於國內各方壓力回到了浙江。

　　2010年初，浙江寧海強蛟鎮春雷電器集團因管理混亂、資金鏈斷裂等問題被迫停産。不久，與春雷電器互保的另兩家企業也相繼宣佈停産；之後包括寧海實力型企業九龍五金等在內的11家處於第二層擔保圈的企業宣佈陷入危機。半年後，危機波及寧海縣另外的20家企業，這些處於春雷電器第三層擔保圈的企業也因互保、聯保關係面臨被銀行收貸的處境。

　　2012年上半年，溫州樂清的浙江滬洋電氣有限公司老闆劉碎孟突然失蹤，銀行開始逼債，為其提供擔保的多家企業陷入恐慌。據估算，全部擔保金額或高達2億。據了解，劉碎孟在失蹤前，通過假並購、假轉讓等手段轉移了公司及個人資産。

　　（據媒體的公開報道整理）

　　浙江互保病根不在互保制度本身

　　張建科

　　關於互保或聯保貸款方式的起源已難以考證，但使這種模式發揚光大的，是被稱為 “窮人銀行”的格萊珉銀行。其創始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于1976年對42名最窮的農戶進行小額信貸試驗開始，逐步建立起孟加拉國鄉村銀行格萊珉銀行。這個銀行目前擁有超過2000個分支機構，650萬客戶，還款率高達98.89%。它借用了類似中國古代保甲制的方法，讓農民自願組成五戶小組，小組裏互相擔保，小組裏只要有一戶不還錢，其他戶永遠別想在銀行借錢了。這就是鄰里壓力。很多經濟學家用各種模型證明，這種壓力的效果和抵押貸款一樣，甚至更強。

　　互保與聯保模式在中國最早被用於農戶間的貸款擔保。之後，這個模式被很多銀行在商圈、行業協會、地方商會的企業之間採用，一度被當作商業銀行的創新和經驗廣泛運用。銀行可以借此控制貸款客戶的信用風險。

　　在信用制度發達的國家，抵、質押以及擔保貸款比例很低，貸款多是信用貸款，利率市場化的存在使得這成為可能。

　　但在我國，銀行貸款利率浮動範圍不大，信用貸款自然只授予了國有大中型企業，中小企業的信用貸款一般只是奢望，互保及聯保貸款則提供了一種類信用貸款的模式，在中小企業的融資環節無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該制度設計的初衷是銀行通過自己熟悉的客戶，將信用延伸到不熟悉的客戶，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然而，該産品的天然缺陷是一個聯保圈子往往行業相同，經濟上行時，一榮俱榮，在經濟下行時，則一損俱損，呈火燒連營之勢；正常情況下本應識別出的風險極易被似是而非的擔保而掩蓋；同一企業可能在不同銀行有不同聯保圈，風險沒有得到充分揭示等等。

　　風險分散是金融風險轉移的重要手段之一，即俗稱的“不把所有的雞蛋放進一個籃子裏”。該理論為馬克維茨贏得了199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其基本原理是：幾乎不存在未來收益波動完全正相關的兩個資産，因而對資産進行組合投資不會增加投資風險。

　　按照該理論，銀行對不同企業貸款視同為銀行的“投資組合”，對不同企業投資將不會增加銀行的風險。然而至今，以溫州為代表的中小企業聯保大面積風險蔓延，是理論還是實踐問題呢？

　　馬克維茨理論的基礎是：在投資額度一定的情況下，對不同的資産進行組合，可以降低投資的風險。即一組企業的總授信額度應該是組內實力最強的單戶的授信額度，而非進行各戶額度疊加。額度疊加的後果是，授信額度低的企業獲得了授信額度高企業的額度，授信額度高的企業的授信額度也沒有降低，這已經背離了理論假設。按此操作，風險不但沒有得到分散，反而進行了放大。

　　該風險分散理論起作用的另一個前提是，互保企業的行業關聯度不大。例如，食品行業與飲料行業關聯度肯定要比食品行業與IT行業關聯度要高。

　　即使這樣，並非所有的風險都可通過投資組合而化解。系統性風險無法通過資産組合的辦法進行回避。目前的互保，多數在同行業或上下游、同圈子之內進行，這樣造成的情況往往是“你好我也好，你差我也差”，這樣的資産組合風險分散效用本來就有限。現在經濟下行，系統性風險暴露。銀行反而由於這種似是而非的擔保的存在，降低了風險意識，本來不大符合標準的企業由於這個創新産品的存在而得到了授信。

　　此次浙江地區發生的大面積的聯保問題並非互保或聯保産品本身問題。在解決銀行與客戶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上，該産品起到了應有的作用，這種模式也為銀行擴大自身的客戶渠道提供了重要途徑。然而任何一個産品本身都不可能做到完美，總是有這樣那樣的風險。關鍵在於執行層面，是否對産品風險有足夠認識？是否制定了相應的操作規程以及是否遵守了這樣的操作規程？

　　（作者係中國先鋒金融集團高級董事總經理、佛羅裏達州立大學金融數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