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3日，合肥，趙龍在跟孩子踢球。

趙龍穿著舞裙，在一群小女孩面前翩翩起舞教授她們跳舞。

　　1989年出生的趙龍因為喜歡孩子，選擇了幼師專業，成為一家幼兒園的老師。他熱愛幼師這個職業，喜歡跟孩子在一起，園長和孩子們都親切稱呼他“男媽媽”。

　　凡是來過方書賢辦公室的人，都會不自覺地問他：“你真是教研室唯一的‘黨代表'？”

　　方書賢已在河南開封市某所中學待了22年，現任該校數學教研組組長。他的身邊曾先後來過5個男教師，但幾乎是每兩年走一個。如今的教研室，除他以外，其他13位教師都是清一色的女將。

　　對方隨即再問：“他們為什麼會走？”

　　方書賢像背書一樣反復講起這樣一個場景：每年，市教委都會為單身青年教師專門開展一些聯誼活動，除學校之外，其他參與的部門多是政府機關或企事業單位。聯誼會的保留項目是跳舞，女伴多是學校的女教師，而男伴則通常是那些外來單位的“有為男青年”。

　　男教師去哪了？方書賢自問自答：作為“香餑餑”的女教師看不上男教師，公務員嫌棄自己掙得少，和做生意的又談不來。無奈之下，男教師都躲在舞廳的角落裏，和同事喝著悶酒。

　　會後，總有一些年輕男教師向老大哥方書賢抱怨：“我熱愛這個職業，我願意為它‘犧牲'，可是我的家庭誰來支撐？”

　　在方書賢看來，這般無奈的反問足以解釋“他們為什麼會走？”

　　不過，按照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中小學教師發展報告（2012）》（以下稱報告）的數據統計，一個矛盾的現象出現了：一方面是近10年來中小學男教師所佔比例愈來愈小；另一方面，教師整體收入水平在不斷提高。

　　僅僅以收入差異或男女擇業觀為緣由，難以解釋男教師的“逃離”。

　　經濟越發達的地區，教師職業對男性的吸引力越弱

　　收入是令男教師“逃離”的一個因素。日本中小學男教師的比例比中國高出近10個百分點，按照日本川口市一位小學教師的説法，日本從事義務教育的教職工的工資要比一般公務員高，因為除了工資，他們每個月還有各種名目的津貼；中國儘管已經作出規定，教師工資參照公務員標準，但各地情況不同，以開封為例，一位小學教師介紹，教師月薪最高能達到3000元左右，而當地公務員可拿到四五千元。

　　北師大這份報告的課題組負責人、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曾曉東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如果只以收入、待遇指標來論男性的職業選擇會十分片面，既不符合事實，也會將問題極端化。

　　事實上，這一報告除了透露10年來男女教師比例的變化外，還涉及一個重要的數據差異，即以城、鎮、鄉為指標，不同地區中小學男女教師的比例——

　　城市教師隊伍更為“女性化”，縣鎮次之，農村學校中女性教師所佔比例最小。具體而言，在小學階段，城、鎮、鄉小學女性教師相應的比例為79.39%、68.16%和46.11%；在初中階段，城、鎮、鄉初中女性教師的比例分別為64.4%、47.88%和41.67%。一個更為明顯的對比是，北京、上海、廣州2009年小學專任女教師所佔比例分別是74.4%、74.21%、61.74%，而貴州、雲南、西藏則分別是43.66%、46.56%和49.15%。

　　從報告可以看出，經濟越發達的地區，教師職業對男生的吸引力越弱。

　　對農村男教師所佔比重更大的一種解釋是，在多數經濟和文化較為落後的地方，能將義務教育讀完，乃至走出去讀書的多是男性。相應地，整個農村文化程度較高的也多是男性，他們中沒能走出老家的一部分人便留在當地做起教師，撐起了鄉村的師資隊伍。

　　留給經濟發達地區的則是一個追問：一些大城市給中小學教師的待遇已是十分優越，以北京一些重點中學為例，招收教師的門檻有的抬升至碩士學歷，相應的待遇則是解決戶口、宿舍加5000元的中等月薪，為何仍受不到男性的青睞？

　　曾曉東的分析是，一方面，全國教師等級工資是一致的，即使在北京、上海這些生活成本很高的城市也只是多一些津貼補貼。換句話，與同在一所城市的其他職業相比，教師的工資待遇“仍抬不起頭來”；更為重要的是，大城市工作機會多，男性選擇的餘地更大。

　　當然，這也就涉及擇業觀念和社會地位的因素。用方書賢的話來説，“男人要面子，對象都難找的工作，即便錢給的多了些也沒人願意去。”

　　除了教書還是教書，老師成了“套中人”

　　方書賢的説法並不誇張。根據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當代中國社會的聲望分層——職業聲望與社會經濟地位指數測量》報告顯示，大學教師排在第8名，中學教師排在12名，小學老師則排在第35名。而工程師排第4名，外企經理第10名，銀行出納員排在22名。

　　深圳市翰林學校語文教師武宏偉對此深有感觸：“教師的社會認同度太低，家長對老師的尊重大多停留在教他孩子的那會兒。”而就教師職業的成長空間而言，因其過於“狹窄”、“難有進步”也讓一些男教師望而生畏。

　　有一句話在教師圈內廣為流傳：“one day as a teacher，always a teacher”。對此一個較為誇張、但還算形象的翻譯是：“當你踏入教師這個行列後，就像被關在學校這個籠子裏，再難與這個社會有過多交集，以至被社會的快速腳步落下，越來越遠。”

　　這種隱痛並非所有人都能理解。武宏偉説，他曾經向很多非教師職業的朋友訴苦，但朋友多會半開玩笑地回應：“你們有寒暑假，加一起3個月，知足吧。”

　　不身在其中，難解其味。實際上，學校並沒有給教師打開社會活動這扇窗。武宏偉發現，30年來的教師生涯，工作日要上課，週末要做繼續教育，有時還給學生在家裏補課“開小灶”，平日裏幾乎沒有多少時間用來充電。

　　一個研究生時的同學告訴武宏偉，相對於其他領域，教育是個“落後”的部分。以前和這位同學一起做教育的都離開了教師崗位，他們寧願去中小企業接受未知的挑戰，也不願一直做個“套中人”。在學校裏，學生是“有期徒刑”，老師是“無期徒刑”。

　　武宏偉本人則告訴記者，如果不是在學校裏輪崗做過團委書記、副校長等職務，恐怕自己早對學校失去了感情，“男人要有自己的事業，如果只是教書匠，沒了發展空間，真的怕被瞧不起。”

　　教師的任務不是簡單的培養高分學生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吳國珍起初並不願意過多談及男性“逃離”中小學的原因。在這位北京師範大學教師教育專業碩士生導師看來，外在因素列舉起來總是簡單，而一旦談及更深層次的內涵原因，一來難以説清楚，二來難以為人信服，

　　吳國珍所説的“內涵原因”簡單來説，就是男性在選擇教師職業時所憧憬的教育抱負，以及現實教育環境對其的“扼殺”。

　　吳國珍説，願意為教育犧牲自我，把積攢20年的知識悉數掏給學生的教師大有人在，阻礙他們釋放能量的是僵化了的應試教育環境。

　　試想如果讓一個男人站在課堂上盯著學生們唸書，看著他們背書，拼命做練習，這與傳統意義上的蠟燭精神相比，完全變了味兒。

　　換言之，當下的環境讓教育失去了“育人”的血液，只剩下“教書”的軀幹，成了“僵化的教育”。在吳國珍看來，一味地追求高分，而不是根據學生特徵發展個性，不僅讓學生成了機器，老師也成了教書機器，從而真正成了他們所自嘲的“教書匠”了，真正有教育抱負的男人誰甘心於此呢？

　　吳國珍的一位朋友，在北京一所重點中學教語文。剛教了幾年，這位男教師便離開這所公辦學校，去了一所民辦中學。他告訴吳國珍：“我很愛教學，但我不甘於教授作秀的官課。”

　　到了民辦學校後，這位教師接觸到了差生、問題少年等各類學生，他的工作明顯要比以前多了許多，除了學習，還要幫助學生解決生活、家庭乃至“人生困惑”等各類問題。但是他很喜歡這種狀態，因為“這樣的教師生涯才顯得完整”。

　　中小學男教師所佔比重小的現象並非中國獨有。一份數據顯示，在美國，幼兒園、小學和初中女教師的比例分別為94.7%、86.5%和60.2%；法國小學和初中的女教師分別佔到77.7%和62.8%；捷克、匈牙利、意大利、阿根廷和巴西，初中女教師的比例都高達70%以上，有的國家還超過八成。

　　學者們對此的解釋更多是男性、女性之間興趣本能的差異：“女的喜歡帶孩子，孩子帶好了也有成就感。”但除此之外，影響這一問題的因素各國都不盡相同。吳國珍説，就中國而言，值得注意的是應試環境對教師職業“成就感”的影響。

　　更進一步説，在國內，一些男性對中小學教師崗位的“逃離”，折射的是他們對應試教育環境的價值不認同。

　　北京師範大學李瓊教授十分認同的一個觀點是：不能讓男性覺得進了教師這個行當，就是走“讀書進修、考證拿文憑、評職稱”的套路，而任務就是培養高分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