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劉偉近日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改革開放30多年之後，中國無論在經濟體制上，還是在總量規模上，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還能不能繼續保持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繼續增長的動力在哪，如何使經濟增長與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相適應，都是國內外廣泛關注的問題。我國未來幾年尤其是在“十二五”期間的長期年均經濟增長率，很可能不會重回“十一五”期間兩位數的水平，也就是説，在經過改革開放後的逐步加速增長後，由於各種長期因素的影響，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率可能會出現放緩的現象，但仍然能夠保持7%- 9%的較快經濟增長。我國經濟增長仍然處於高速增長階段，但是也必須通過結構調整提高經濟增長的效率。

　　十二五期間經濟增長放緩 但仍有較快增長

　　劉偉説，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保持了長期的高速增長，但在發展的不同階段，經濟增長率有所差異。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到1992年，中國開始了經濟起飛，經濟增長由停滯進入高速增長，年均增長率迅速提高到9%左右；而在推動市場化改革的1992-2002年期間，年均經濟增長率提高到10%左右，但迅速的經濟轉軌也使經濟增長出現了較大的起伏；從2003年到現在，中國進入了經濟全球化、加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新階段，而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宏觀調控的實施又為經濟的平穩發展創造了條件，中國實現了改革開放以來持續時間最久，波動幅度最小的高速經濟增長，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10%以上。從長期發展上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實際上是在緩慢提高的。從改革開放初期的9%左右，提高到上世紀90年代的10%左右，再提高到新世紀以後的10%以上。這種長期的高速增長，使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迅速提高，成為在世界上有影響力的經濟大國。但在另外一個方面，我們也要看到，從人均水平上看，中國和世界先進水平相比，甚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而且各個地區各個方面的發展也不平衡，中國仍然需要有一個相當長時期的平穩較快增長。但在改革開放30多年之後，中國無論在經濟體制上，還是在總量規模上，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還能不能繼續保持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繼續增長的動力在哪，如何使經濟增長與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相適應，都是國內外廣泛關注的問題。如果説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主要面對的是能不能實現高速增長的任務，那麼到了現在，我們還要解決如何增長的問題，也就是説，不但要保證經濟增長的數量，還要通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不但要保持經濟總量的持續遞增，還要實現經濟結構的不斷優化。這就對現階段中國經濟增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實現增長目標的難度也在加大。

　　2011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為9 .2%，比2010年的10 .4%回落了1 .2%。分季度看，一季度到四季度，GDP同比增長率分別為9.7%、9.5%、9.1%和8.9%。無論從年度還是季度的發展趨勢上看，都呈現出逐步回落態勢。那麼，如何看待中國經濟的這種放緩？這種放緩主要是由於短期因素的影響，還是長期因素的結果？如果主要是短期因素造成了經濟放緩，那就應該採取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刺激經濟增長，使經濟增長保持穩定。但如果是長期因素作用的結果，就應該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相對穩定，通過深化市場化改革，為自主的、由市場推動的經濟增長創造更好的環境，在新的基礎上改善經濟增長的總量失衡與結構失衡，實現平穩較快的經濟增長。

　　劉偉認為，從總體上看，2010年以後，我國在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寬鬆的貨幣政策“擇機退出”後，宏觀調控取得的成效是積極的。物價總水平大幅度上漲的趨勢得到了控制，就業平穩增加，經濟增長率也達到了預期的水平，但有所回落，重回一位數水平。這説明中央在針對短期因素的衝擊採取積極的措施後，宏觀調控取向一旦從“政策刺激”轉向鼓勵“自主增長”，經濟增長率就可能出現回落。如果我國繼續實行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那麼未來幾年尤其是在“十二五”期間的長期年均經濟增長率，很可能就不會重回“十一五”期間兩位數的水平，也就是説，在經過改革開放後的逐步加速增長後，由於各種長期因素的影響，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率可能會出現放緩的現象，但仍然能夠保持7%-9%的經濟增長。

　　降低增長速度要為轉方式調結構創造空間

　　對於經濟增長速度的降低，劉偉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認識：

　　首先，我國經濟增長仍然處於高速增長階段。從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到現在，儘管我們也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世界上最好的，是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無論是從經濟發展階段來看，還是從我國和發達經濟體之間人均水平的差距看，抑或是從本身的需求和供給看，中國經濟增長都還有很大的潛力。從經濟發展的必要性看，無論從全面建設小康和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從改善就業和人民生活等經濟發展目標來看，還是從更深層次上解決現階段的各種矛盾和失衡的要求看，都需要較快的經濟增長。這一次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雖然有著各種複雜的原因，説到底還是經濟增長出了問題，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歐洲經濟的年均增長率低於2%，這就使它們的經濟缺乏抵禦各種突發事件的能力，歐洲一體化進程加強了歐洲各國(歐元區17國或歐盟27國)的聯絡，但也加大了相互之間的牽制，在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下，它們就無法有足夠的實力在短期內解決主權債務危機。中國之所以成為全世界最早走出金融危機陰影的國家，靠的就是自己的經濟實力，靠經濟增長創造的財富。現在要通過改善民生等途徑改善內需，同樣也需要依靠經濟增長創造的財力，用來調整經濟活動中的各種關係。如果説歐洲需要有3%的經濟增長來支持經濟發展以及解決發展中的各種矛盾，那麼對於我們這樣一個處於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以及過去30多年的經驗來看，至少需要有7%以上的經濟增長率。

　　其次，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將會轉變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已從改革初期的貧困狀態上升至中等收入水平發展中國家，即所謂小康水平。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之後，客觀上由於增長的基數效應以及資源約束、環境約束等多方面的原因，增長成本上升，增長速度相對來説比此前會放慢。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提高可能導致經濟增長率有所放緩，這是一個必須承認的客觀事實。2011年，我國經濟最發達的省市中的上海、北京、浙江雖然還保持著較快的經濟增長，但經濟增長率已經由全國領先轉變為排名靠後，尤其是固定資産投資的增長率明顯回落，而過去增長比較慢的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率則有明顯加速的趨勢，尤其是重慶市，在改革開放中前期一直髮展較慢，但這幾年經濟增長提高得非常快，處於全國領先地位，四川、貴州、陜西、青海、雲南等過去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增長率都排名偏後的地區，現在的G D P增速都在全國平均水平以上。無論是從季度還是年度數據看，近些年中國經濟增長區域格局的變化都表現得非常明顯，發達地區的投資和經濟增長率在回落，而欠發達地區的投資和經濟增長率在提升，2011年，我國東部地區投資比上年增長21.3%，中部地區增長28.8%，西部地區增長29.2%。這説明我國經濟增長區域間的梯度效應突出，這種增長速度的梯度效應是大國經濟可以保持相對更長時期高速增長的重要條件。但從總體上看，發達地區對整體的經濟增長的貢獻還是大於欠發達地區，因此欠發達地區的經濟加速還不能夠完全抵消發達地區的增長率回落，這樣，經濟增長率就有可能向下調整。

　　其三，外向型經濟的發展雖然仍會對經濟增長做出積極貢獻，但內需必須對中國經濟增長産生更大的拉動。2011年，儘管世界各國的經濟仍然沒有擺脫衰退，但已經開始了緩慢的復蘇，這對中國對外貿易産生積極的影響。全年進出口總額比上年增長22.5%，其中出口增長了20.3%；進口增長了24.9%。在貿易方式上，一般貿易的進出口增速都明顯高於加工貿易，反映了中國在轉變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方式上取得了進展。在出口額中，一般貿易出口增長了27.3%；加工貿易出口增長12.9%。但是在內需方面，增長卻比較緩慢，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上年名義增 長17 .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6%)，明顯低於近幾年來15%的實際年均增長率。2011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上年名義增長14.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4%，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977元，比上年名義增長17 .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4%。可以看出，農村居民收入的改善程度好于城鎮，這與我們近些年來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密切相關。但另外一方面，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卻相對偏慢，而在我國按支出法計算的國內生産總值中，城鎮居民的消費佔居民消費的比重達到75%以上，如果城鎮居民的收入不能得到更大幅度的提高，那麼擴大消費比重的目標就很難實現。從需求方看，當投資和出口受到各方面因素影響而增長放緩時，擴大消費就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手段，而要增加消費以及消費在最終需求中的比重，就必須更大幅度地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隨著中國對外貿易在國際上所佔的份額不斷增加(現在已經達到10%以上)，國際市場對中國商品的吸納能力有可能逐漸降低，再加上歐美各國政府對中國商品的貿易壁壘不斷提高，中國出口商品以及整個對外貿易的增速也有可能出現回落，如果再過度地把中國經濟增長的希望寄託在出口上，由於世界經濟形勢的複雜多變，就會增加中國經濟增長的不穩定性。處理好外需和內需的關係，實際上是中國經濟發展和市場體制建設所遇到的新的挑戰，發展外需面臨著國際市場和可持續發展的制約，發展內需則牽涉到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係。這些矛盾僅僅靠改變貨幣供給等總量政策是很難解決的，而需要通過體制創新、結構性調整等一系列長期措施。

　　其四，必須通過結構調整提高經濟增長的效率。從當前的國際經濟態勢來看，世界金融危機正逐步演化成越來越深刻的經濟危機，這使我國外向型經濟的持續擴張受到了挑戰，但與此同時，我國內需不足的矛盾仍然尖銳，尤其是消費需求不足的矛盾十分尖銳。在金融危機期間，我國通過一系列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通過繼續擴大投資來對衝出口回落所帶來的影響，在短期內取得了比較明顯的結果。但是從長期經濟增長的角度看，我們的結構調整是滯後的。2003年我國進入新一輪加速經濟增長週期之後，固定資産投資的增長長期保持在20%以上，這使得投資和消費逐漸開始出現失衡，現在已經發展到比較嚴重的程度。而金融危機後採取的刺激投資和經濟增長的措施，更是加劇了這種失衡。現在在每年新增的經濟總量中，用於投資的比重越來越大，但所形成的生産能力卻已經過剩，不能由出口和消費充分消化，導致生産能力的閒置和浪費。因此，如果再通過擴大固定資産投資帶動經濟增長，不但有可能形成新的浪費，從實際操作上也是有難度的。2011年，全國的固定資産投資比上年名義增長23.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6.1%)，投資的增長實際上已經開始回落。在金融危機衝擊下，若能利用危機對低效率過剩的産能加以淘汰，藉以加快結構升級提高增長的效率和質量，便可化危為機。在經濟增長率放緩的情況下，如果使以往的投資能夠更好地發揮作用，人民享受的福利反而可能提高，那麼我們前一階段所加大的固定資産投資也就有了長遠的效益。

　　其五，應當看到這一現象背後的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的變化。主動降低增長速度本身並不是目的，目的在於為轉方式、調結構創造空間，如果速度降下來的同時，經濟結構的變化加快，那就是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或者説速度下降作為一種成本，贏得了增長方式和經濟結構的預期變化。從我國發達地區當前經濟運行結構演變狀態看：在需求結構上，一方面，重視投資對消費的拉動，圍繞擴大消費改善投資結構和社會環境以吸引消費；另一方面，努力擴大消費需求，如2011年北京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扣除汽車類商品後)增速為22%，明顯高於全國水平，這是發達地區經濟增長的必然選擇。在産業結構上，一方面，對房地産、汽車、耗能産業等加大調控力度，強調控制規模完善結構，尤其是要加強對房地産的調控力度，減少這一領域的泡沫，以此為産業結構升級創造空間；另一方面，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優化産業空間佈局。如果在增長速度降低時，在轉方式和調結構上能取得有效進展，那麼，降低速度所付出的成本就是最為有效的“投入”。

　　現階段仍應採取穩健的貨幣政策

　　劉偉表示，2003年，我國進入新一輪經濟增長週期後，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了相對穩定階段，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成為調控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政策工具。由於世紀之交我國推進的一系列市場化改革措施，形成了對市場經濟和微觀主體的有力激勵，我國經濟是富有活力的。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裏，克服總量失衡的主要手段是通過貨幣政策對過熱的投資和經濟增長加以遏制，從而平抑經濟波動，實現平穩經濟增長的目標。但是經濟增長並不僅僅是總量問題，同時也是結構問題，如果沒有均衡的經濟結構，那麼經濟增長中的資源配置將可能出現問題，在經濟規模擴張到一定程度、資源約束達到一定程度時，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就會受到影響。新世紀以來，我國取得了歷史上規模最大、持續最久的平穩高速增長，經濟規模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出口則先後超越美國、德國而成為世界第一，這是我們在新世紀取得的偉大成就，但是在另外一方面，長期的高速經濟增長使我們在經濟活動中積累了很多矛盾和失衡，反映在經濟結構上，就是地區經濟結構、最終需求結構、産業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各個方面的矛盾和失衡，這些問題很難通過總量需求政策來解決，而必須應用供給管理的手段，通過各种經濟政策和體制創新來調整生産和供給領域的各種關係，從而達到優化結構、提高效率的目的。如取消實物分房，進行住宅商品化改革，對我國過去十年的經濟增長具有極大的拉動，同時也明顯地改善了民生，但是在這一過程中，由於我們沒有及時地處理這些矛盾，最終導致了城市房價失控，又反過來對經濟增長和民生造成了負面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仍然強調增長速度，我們就會更多地依賴低效率的規模擴張，一方面在浪費著我國的社會、經濟和自然資源，另一方面也可能影響我們未來的經濟增長。我們應該在保證我國經濟發展需要的前提下，合理地調整我們的經濟增長預期。要通過體制創新和供給管理，集中精力解決那些對我國經濟增長可能造成長久影響的矛盾，從眼前看來，我們可能要做一些“投入”，使短期經濟增長率有所下降，但由於我們進行了更深入的體制創新，推動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從長遠看，是有利於我國實現可持續的平穩較快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從這個意義上看，在現階段，我國繼續實施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是必要的，既然要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技術創新，那麼宏觀經濟政策就不能太松，從客觀上看，中國目前的貨幣政策也不能説是太緊，和通貨膨脹率相比仍然是負利率，只不過對一些企業，如房地産企業和一些出口加工企業來説獲得進一步貸款的難度在加大，但從另外一個方面看，商業銀行擴大對這些企業貸款的風險程度也在加大。當前貨幣政策確實應該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適度調整，提高貨幣政策的靈活性、針對性和有效性，但是從總體上看仍然應該保持穩健，而與此同時，應深化市場化改革和政府職能的轉變，進一步完善市場體系和市場秩序，促進經濟增長由政府刺激為主向自主增長為主的有序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