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許昌市委書記李亞的“第二職業”，是講解員。講解地點在6000平方米的許昌規劃展覽館，展示的是2020年城鄉遠景新貌。

　　李亞總是走在參觀隊伍最前面。“規劃先行，就是要看清楚歷史，看明白未來，讓農民懂得城市生活是啥樣子，讓外來客人知道許昌未來啥樣子。讓老百姓監督政府，看能否按規劃的藍圖去執行、去落實！”他略帶嘶啞的男中音透過話筒傳出來。

　　魏武揮鞭處，今日中原故地正面臨大轉型的歷史時刻。中原經濟區去年上升為國家戰略，像李亞一樣準備實實在在為河南的未來做些事情的幹部，無處不在。

　　“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幹部”，基層老百姓的熱心腸也被調動起來。中原經濟區成了街談巷議的焦點。電視、廣播裏有人爭論，建了中原經濟區，“鄭州能解決堵車問題嗎？”“咱農民能多增收嗎？”“在家門口能找著工作嗎？”

　　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曾表示：“為民不是一句空話，需要我們在具體的發展實踐中體現為人民負責。”

　　由此，建設中原經濟區的核心任務，在河南省逐漸歸結為“一條路子”：持續探索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生態和環境為代價的新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新型農業現代化“三化”協調科學發展的路子。

　　河南經濟社會的發展如同“中國的縮影”。在新一輪經濟轉型和全球化競爭中，人多地少、資源有限、“三農”問題待解、工業化進程剛剛過半、國際競爭空前激烈……一系列挑戰擺在面前。

　　中原是四方聚合之所，是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今天，這裡能否再為中國趟出一條新路？

　　“老四難”和“新四難”

　　河南至少有兩個“第一”廣為人知：

　　其一，戶籍人口超1億，是全國第一人口大省。

　　其二，2000年後連續十年糧食産量全國第一。即便去年落在黑龍江省之後，河南仍保持連續8年增産、6年超千億斤的紀錄，用全國1/16的耕地，生産了全國1/10以上的糧食，每年調出原糧及加工品400億斤。

　　“也就是全國每10個湯圓有6個、每10個水餃有4個在河南生産而已。”一篇廣為流傳的網文《河南沒啥》，以此描述這些年河南在食物上所作的貢獻。

　　河南全省經濟總量多年來穩居全國第五，可一看人均指標，還是落後。

　　2009年，河南人均地區生産總值排全國19位，人均財政總收入只是全國水平的37.6%。當年，河南人均財政支出全國倒數第一，全省農村初中人均教育事業費倒數第三，農村小學人均教育事業費倒數第一，每500萬人擁有高等學校數量5個，全國倒數第一。

　　河南開始自我反思：“打開我省主要工業産品目錄，最能代表‘河南製造'的不是軟體、手機、汽車，而是原煤、水泥、鋁錠……‘粗、低、重、耗'産品過多，既污染了環境，還把更多利潤拱手相讓，無異於‘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柴米油鹽醬醋茶，衣食住行教業保，老百姓生活中的很多大事，讓人感覺並不輕鬆……”

　　河南省委把河南的問題歸納為“老四難”和“新四難”：

　　前者“錢從哪來、人往哪去、糧食怎麼保、民生怎麼辦”，還沒能有效解決，後者“土地哪來、減排哪去、要素怎麼保、物價怎麼辦”，就已經迫在眉睫。

　　河南的“難處”不只如此。

　　中國經濟多年來高速增長積累的弊病，在“後金融危機”時代的週期調整中暴露出來。這對河南發展同樣提出警示。

　　盧展工提出，落實科學發展觀，河南省要避免“有增長而無發展”，避免“無業的增長”、“無情的增長”、“無根的增長”和“無未來的增長”。

　　“某些沿海地區犧牲環境、犧牲農業，單單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老模式，在河南肯定走不動了。”河南省發改委副主任劉偉説，河南省一方面要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另一方面要保證經濟發展，不給全國如期實現小康“拖後腿”，這就必須走一條新路。

　　這條“新路”，隱藏在一系列“統籌”和“協調”當中：

　　統籌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讓老百姓得到更多實惠，才能更好地實現人與社會的全面發展，給經濟增長提供內生動力；

　　統籌“三化”進程，使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成為有機整體，才能實現共同發展、協調發展，而不是“單腿蹦高”；

　　統籌中心城市、縣域經濟發展，高昂起“龍頭”，帶動形成“一百單八將鬧中原”的局面，才能實現區域平衡發展；

　　統籌經濟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才能使“富裕中原”同時也是“綠色中原”、“宜居中原” ……

　　在許昌，“統籌”、“協調”的關鍵抓手，是新型農村社區建設。

　　2011年，許昌市基本建成11個新型農村社區，配套了與城市小區相同的社區服務中心、文化廣場、衛生所、學校、超市等。今年，這裡將陸續開工建設102個新社區，到2015年將基本建成300個新社區。

　　“出門兩腳泥”的農民，住進了新房，拿到了“房産證”，新房可轉讓、互換、繼承、贈與和抵押。他們像城裏人一樣實現了“有恒産”。

　　李亞説：“用城鎮化的理念去建設農村，以社會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來覆蓋農村，以現代的産業體系來支撐農村，才能夠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的城鎮化。”

　　在以城帶鄉、以工輔農的時代，李亞眼裏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是新型城鎮化的著力點和突破口。

　　如同一頭挑著新型工業化，一頭挑著新型農業現代化，這才能真正實現“三化”協調。

　　李亞為什麼去“客串”解説員？他認為，河南一些地區轉型最大的阻力是思想。“小富即安，小進即滿，缺乏乾大事、創大業的銳氣，沒有大發展、大突破的膽識”，有些幹部“不樂於、不敢於、不善於”下功夫抓基層工作。

　　戰國時秦人變法，立木為信。李亞把規劃館當成了一個“信物”，在他看來，建設中原經濟區，河南人必須用真情實意，喚起真知灼見，進而務實求真，真抓實幹。

　　“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中原大地，沃野千里。

　　河南人的性格，就像中原的土地一樣，看上去平常、平靜又平凡，內裏卻藏著極強的責任感、滿腔熱血和遠大追求。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設中原經濟區，河南人堅信思想解放是“總開關”。“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他們認為，河南轉型的最大障礙，是“一些幹部思想認識上不理解、不到位”。

　　這種態度，不可能解決“河南之難”。

　　在具體工作中，“三化”協調會表現出複雜的多樣性：既要金山銀山，更要綠水青山；既要糧食安全，又不能耽誤工業化、城鎮化；既要搞技術創新，又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産業，解決就業……如此紛雜的矛盾，需要領導幹部們高度的責任感，更需要他們統籌兼顧的管理“藝術”。

　　盧展工寫過一篇署名文章《用領導方式轉變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文章開宗明義，“講轉變，首先要從黨委、政府和領導幹部轉變開始，思考自己怎麼轉、怎麼做。”

　　他提出：“個別幹部比較喜歡拍腦袋、大呼隆、一風吹、一刀切，一會兒一個思路、一會兒一個戰略，但基層幹部怎麼想？老百姓怎麼想？有多少東西老百姓能夠記得住？”

　　文章發表後，圍繞建設中原經濟區、“三化”協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一場全省範圍的“思想大討論”有序展開。

　　《河南日報》連續刊發9篇述評，提出轉變領導方式的“八個關鍵詞”。18個地市陸續推出“十八談”，各亮“家底”，自揭“家醜”，邊做自我批評，邊為發展立綱定調。

　　有人形容，這場爭論看似平靜，實則猛烈，就像思想深處發生了一次“革命”。

　　“最根本的，是河南人認清了自己要走的路子。”河南省委副秘書長蘇長青説，“只要方向正確，路再遠、路再長、路再難，都不怕啦！”

　　以“談”促“轉”過程中，河南新鄉市就發現，只要一邊發展産業集聚區、拓展就業基礎，一邊創建農村合作組織，推進農業産業化經營，打牢基礎，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就能取得很大進展。

　　商丘是傳統農業區，也是有885萬人口的大市。利用南菜北運和北菜南調的特殊區位、交通優勢，商丘建成了輻射全國的農産品批發中心，形成影響全國的“商丘價格”。

　　商丘市委書記陶明倫在“十八談”中總結道：商丘的産業集聚區著力培育“特色主導産業”，構建産業集群，從而在服裝、紡織、製冷、醫藥等領域形成了“雁陣效應”。

　　兩年來，商丘外出打工的勞動力已由220萬降為150萬，能在家門口實現就業，農村的“空巢”難題就能逐漸改變。

　　以傳統煤電産業為支撐的河南鶴壁市，一度遭遇金融危機的“洗劫”。2008年9月至11月，工業增速竟由25.2%驟降到負2.6%。

　　他們由此認識到，必須要有一場“全局性的、根本性的、戰略性”的轉型。一方面，鶴壁夯實産業基礎，除了上馬大型煤化工産業，還引入汽車、芯片、鎂深加工、高檔服裝、高檔面料等“龍頭”項目；另一方面，他們擴展農業産業鏈，向玉米種子研發、有機農業等高端環節推進。

　　鶴壁市委最重視“統籌”。他們在“十八談”中提出，要頭腦清醒、抓準時機。因為“抓晚了貽誤戰機，抓早了拔苗助長，大事抓小了無法突破，小事抓大了本末倒置”。

　　“不要只從經濟意義上理解中原經濟區，要看到其精神價值！”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員劉道興表示，如今全國24個部委、央企與河南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國家給河南173項“先行先試”優惠政策，這些“真金白銀”還只是眼下的物質收穫。

　　未來20年到30年，通過舊村改造、整體搬遷、村居合併，全省18萬個自然村將面貌一新，並能節約出600萬畝土地，用於復耕和建設。“河南人的使命感和雄心壯志被喚醒了，6000萬河南農民不再固守那一畝三分地，他們要換一種活兒法！”劉道興説，“這無異於農村的又一次革命”。

　　“一根扁擔挑兩頭”

　　中原是炎黃子孫的母體，是華夏國家的胸膛。

　　“三皇五帝”時代，先民在中原孕育文明的胚胎；商周時期，中原先進的青銅酒器折射出農耕文明的輝煌；秦漢時官私共營冶煉工廠，反映出發達的手工業製造能力；隋唐時代，中原出現了絲織、彩陶、釀酒、雕刻、造紙等諸業繁榮的盛景。

　　至北宋，東京汴梁常住人口超百萬，商貿額佔全國一半，為當時世界第一大都市，同期的英國倫敦人口僅有1.5萬人。中原文明由此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從歷史上看，中華民族每一次盛世，大都源於中原的繁榮：只要中原穩定，人丁興旺，糧食豐産，“盛世”就不期而至。

　　過去十幾年，河南省歷屆政府大力提倡和推進“中原崛起”戰略，本質上是對歷史規律的呼應。

　　河南省社科院院長喻新安認為，我國區域經濟戰略大致走過三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初期，為應對國際封鎖和競爭，投資偏重中西部，大致是“均衡發展”；改革開放後，為促經濟起飛，以東部率先發展為牽引，走了“非均衡發展”之路；到上世紀90年代，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協調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的戰略選擇。

　　他説：“從單極思維到多極思維，從單極突進到多輪驅動，這將成為未來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遵循的客觀規律。”

　　就全國而言，除東部沿海的“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等地區之外，“東北新工業基地”、“中原經濟區”、“長江中游經濟帶”、“關中-天水經濟區”、“成渝經濟帶”，都將成為新時期內陸經濟新的“增長極”。

　　中國經濟的龐大軀體，由此才能變得經絡舒展、血脈暢通，全身骨骼和肌肉得以快速、持續、均衡的生長。

　　在新一輪區域經濟“競賽”中，以河南為中心的中原經濟區具有“連南貫北、承東啟西”的特殊優勢。“一橫兩縱”（即隴海線經濟帶、京廣線經濟帶和京九線經濟帶）由此貫穿，這種“接合部”的區位要素，可形成與各個經濟板塊互動、聯動、齊動，發揮“四兩撥千斤”之效。

　　更重要的，中原地區從稟賦特徵、産業格局、發展水平和人文傳承看，都可謂“中國的縮影”：人多地少、資源有限，工業化只有中等水平，高端技術能力不足，在全球産業分工鏈條中處於中下游環節。

　　河南的“難處”，也是中國的“難處”。 如果這種發展態勢的“被動性”，不能轉化成破釜沉舟、扭轉乾坤的“主動性”，就沒有未來可言。

　　“河南在中國的位置，正如中國在世界中位置；重新厘定河南的發展路子，就是重新審視中國的未來道路。”劉道興説，從這個意義上説，走“三化”協調、科學發展之路，是“求生”的需要，是“逼出來的出路”，更是“謀河南的事，破中國的題”。

　　建設中原經濟區，用河南話講，叫“一根扁擔挑兩頭”，其內涵卻無限大：

　　一頭挑著農業，一頭挑著工業；

　　一頭挑著東部老經驗，一頭挑著中西部新探索；

　　一頭挑著昨天積累的舊矛盾，一頭挑著明天的新希望；

　　……

　　這是務實的河南人主動的選擇；這是奮進的河南務實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