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照鏡　勤洗臉　　　張浩/漫畫

    今年6月，我國首部以官德為主題的叢書《中國古今官德研究》在北京面世。而在此前，中國行政倫理研究會會長、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部教授王偉等人編著的《公務員道德讀本》等也引人關注。官德系列書籍的出版引發了人們對於公務員道德考核問題的思考。

　　官員因道德敗壞而落馬

    三名省部級領導幹部因“德”出問題被查處，引發輿論關注

    5月底，鐵道部原部長、黨組書記劉志軍，因存在濫用職權、收受他人鉅額賄賂、道德敗壞等嚴重違紀問題被開除黨籍。

    6月下旬，山東省原副省長黃勝因嚴重違紀被“雙開”。經查，黃勝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鉅額錢物，給國家造成嚴重經濟損失，且道德敗壞。

    7月初，吉林省原副省長田學仁因嚴重違紀違法被“雙開”。經查，田學仁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鉅額錢物，收受禮金。

    這些落馬的高官，都可謂能力不凡，但都是在官德上出了問題、栽了跟頭。

    劉志軍、黃勝、田學仁的教訓是極其深刻的。那麼，我們應如何構建一個科學的官德考核評價體系來制約、監督官員的道德行為?

　　一些地方官德考評引爭議

    道德評價跟一般的績效評估有很大區別，有其自身特點

    經過長期的實踐探索，我們形成了從德、能、勤、績、廉方面對幹部進行考核評價的制度體系，但對於幹部的德，缺乏專門的考評，且考評內容較籠統、抽象、概念化。

    為此，近年來很多地方都在積極探索幹部德考制度化問題。如重慶、河北保定、山東濟南、甘肅隴西等地都先後出臺過領導幹部德的考核評價辦法或意見，在幹部考察中細化幹部德的評價指標。

    “從某種意義上講，對幹部進行道德評價在理論上是可行的。”王偉教授認為，道德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可以進行評價，道德評價是整個道德建設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

    但是，道德評價機制跟一般的績效評估有很大的區別，有其自身的特點。“將公務員道德評價指標進行量化，是一個很大的工程，公務員道德也絕不是簡單地一評就能評出來的。”王偉表示。

    縱觀各地關於官德考核的標準，有的地方幹部官德考評辦法一齣臺便引起很多爭議。

    2010年，江西萍鄉出臺領導幹部選拔辦法，將生活方式不健康、不孝敬父母等列為一票否決事項。同年，湖南邵陽則出臺規定強調提拔幹部需要家庭出具道德鑒定書。

    四川省彭山縣委2012年2月出臺《科級領導幹部德的考核評價辦法(試行)》，規定提拔幹部先徵求其父母、鄰居甚至小區物業的意見。當時，彭山縣有5名幹部通過此項考核，但5人均在家庭美德方面被扣分，其中一名幹部因不愛做家務被扣兩分，導致其總分最低。考察組一名成員表示:“我們向他家人了解情況時，他妻子説，他在家很少做家務，比較懶。我們向家裏其他人證實後，對他扣兩分並歸檔。”

    “這裡有一個誤區。一説考官德，就把領導幹部在家裏孝敬不孝敬父母、尊敬不尊敬老人等納入考評範圍，但這不是官德考核的主體指標。”中國人民大學反腐敗與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暉教授認為。

    一個幹部私德好並不一定説明他官德好。在毛昭暉看來，官德考核除了基本素質的考量外，其主體指標要看幹部在關鍵時刻、重大事件中的表現，而不是把官德考核簡單化、隨意化。

    德是人的一種內在本質，很難通過直觀的形式去了解和把握。就目前的情況而言，要將官德考核真正落到實處，的確還面臨著許多困難。以上各地的一些考核標準主觀隨意性很大，得出的結論未必客觀真實。在這些地方幹部道德考核的設計中，還有一個問題不容回避——官德考評的得分越高是否就意味著官員的德性越好?

    “比如，一個官員的考評分數為91分，另一個為90分，這是否就意味著前者比後者的官德要好?是否在幹部的任用等問題上，前者就享有優先權?”湖南城市學院院長李建華教授指出，“如果是的話，這就意味著領導幹部的官德水平高低可以通過一個數字來體現，這無疑是將官德問題簡單化。如果不是的話，那麼官德考核指標體系建立的意義又在何處?”

　　官德考評如何法制化

    官德不僅僅是道德問題，應通過立法形成禁止性規範

    2011年，國家公務員局發佈《公務員職業道德培訓大綱》，要求“十二五”時期對全體公務員進行一次職業道德輪訓，並將職業道德作為公務員選拔任用的重要標準。

    同年，中組部印發《關於加強對幹部德的考核意見》，明確對幹部德的考核，要以對黨忠誠、服務人民、廉潔自律為重點，加強對幹部政治品質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其中道德品行包括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個人品德、家庭美德。

    《關於加強對幹部德的考核意見》進一步加強了考核體系的科學化，提出要在全面考核的基礎上，根據不同層級和崗位分級分類考核幹部的道德。

　　如何才能考准考實公務員道德?

    王偉認為，道德評價不外乎這樣幾個方面:風俗習慣、社會輿論和內心信念。所謂風俗習慣，對於幹部來講，可以把它具體化為對公務員或者領導幹部的有關要求，包括黨的一系列要求。這是道德考核中最基本的內容。社會輿論則是廣大群眾特別是幹部本單位所接觸群眾的認可度。而內心信念則是幹部對自己的評價。

    從道德的角度來講，內心信念非常重要。王偉説:“現實中，一些幹部在述職的時候都會把自己説得很好。其實，一個真正有高尚道德境界的人是不會去這樣做的，他能看到自己的不足。”

    受訪專家指出，要讓官德考核真正具備有效的約束力，根本的途徑，還是要建立一套法制化的官德考核評價指標體系。道德法規在內容的設計上應具體詳細，以確保可操作。

    李建華建議，官德考核評價體系應包括限制接受禮品的規定、限制政府公職人員兼職的規定、嚴禁假公濟私和鋪張浪費的規定、限制工資以外收入的規定、對政府公職人員離職後利用原職位的影響獲得不正當利益的限制規定。“對公務員在行使公共權力、進行社會管理、提供公共服務等活動的過程中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以及應該怎麼做，違反規定將受到什麼懲處等，都應有明確、嚴格的規定，避免對官德的要求過於籠統和空泛。”李建華説。

    幹部道德考評法制化反映了用道德和法律的雙重力量加強官德建設的思路，這也是國外官德建設的有益經驗。“在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政府官員、國會議員的道德法典，他們的經驗值得我們思考與借鑒。”中央黨校教授、反腐專家林喆表示。

    官德不僅僅是道德問題，某些道德禁令應通過立法成為禁止性規範。“現在相關的規定基本上屬於立法的內容，只不過還不夠完善，還需要整合，這需假以時日。”王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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