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題記

　　春風化雨潤民心——新時期基層宣傳幹部好榜樣周恩義系列報道之二

　　2012年1月22日，除夕。家住興隆臺區興海街道的張素蘭估摸著她的“大兄弟”該來看她了，早早站在家門口張望。果然，沒一會兒，她就看到周恩義拖著傷腿吃力地走了過來，他的兒子、兒媳婦和小孫子抬著大米，拎著豆油、黃花魚、水果等年貨走在後面。原來這個“大兄弟”和張素蘭非親非故，是四年前，領導幹部包乾扶貧時年結成的幫扶對子，之後每逢年節，周恩義都要來給老大姐送東西。一家人高高興興地貼上春聯，周恩義拉過兒子周雷和孫子周煒強，對張素蘭説，“老大姐，我雖然退休了，但是扶貧不退休。等到有一天我走不動了，就讓我的兒子、孫子接著照顧您。”張素蘭的眼淚奪眶而出，只顧著抹眼淚，把滿肚子的感謝話兒全忘了。

　　想感謝周恩義的人不止張素蘭一個，裴家村、糧家村、趙家村……很多地方的老百姓都記著周恩義的恩情。農村出來的年輕人在城裏開出租車，拉到周恩義的活兒總是免費，周恩義過意不去，扔下錢下車，常常又被追上來把錢硬塞回手裏，“你為我們辦了那麼多好事，這點車費算什麼。”周恩義用行動詮釋著他對工作、對群眾的愛，也收穫著豐厚的愛。

　　“理論變成家常話，黨的政策傳萬家”

　　有人説，宣傳思想工作是空對空，不好做。而周恩義認為，宣傳思想工作是很具體很實在的，只要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就能收到實效。

　　1992年，周恩義在基層調研時發現不少農村的年輕人寧願在街頭打零工，也不願意回村務農。他問了一大圈，得到的答案幾乎是相同的：“不掙錢唄。”“必須想辦法讓農民富起來。要讓農民富起來，得先在農村黨員中樹榜樣。要讓農村黨員&&富，宣傳部得幫著選好路。可這條路該咋選呢？”一堆問題在周恩義的腦子裏盤桓了好多天，他每天在各個村落裏轉悠，蹲在田間地頭，坐在百姓的炕頭上，和大夥細細地嘮，了解農民想什麼、急什麼、盼什麼。沒過多久，周恩義就拿出了一份按照群眾需求制定的培訓計劃。在這份培訓計劃裏，既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農村黨組織建設，又有蔬菜大棚、食用菌培植技術；既有稻田養蟹及河蟹病蟲害防治，又有養豬、養雞、飼養奶牛的技術。除了自己做專題報告和輔導，周恩義還親自上門邀請高級農藝師王京平、河蟹養殖專家曹景方等各方面專業人士現身説法，傳授致富技術。黨員們一聽，早早就去“佔座”，筆記記得認認真真，下課還要互相核對。

　　看到黨員培訓學到那麼多知識，普通村民“有意見”了：你們不是不保密嗎？我們能不能聽啊？於是，培訓班的學員越來越多，屋裏坐不下，就擠在走廊裏站著聽，有的婦女甚至抱著孩子聽。老師在臺上剛講完，台下的黨員又跑上來講經驗、談體會。一次，老師講稻田養殖河蟹，提到河蟹小時候最怕青蛙，青蛙一張嘴就能吞下好幾隻蟹苗。一位農民狠狠地拍了下大腿，恍然大悟，“哎呀，終於整明白了，我吃了青蛙的大虧啊。”農民的致富勁頭越來越高，每到正月十五以後，大夥就開始盼著上黨課。要是哪年沒有及時下發培訓計劃，農民就上門去找：“啥時候開課？今年學點啥啊？”

　　2001年初，周恩義利用一個月的時間，跑遍全市各大養殖場、種植基地和花卉基地，選了6處學習點，雇用大客車帶著農村黨員到大洼縣和盤山縣參觀學習，找差距，定措施。區委常委利用兩個休息日，專門聽取了鄉村黨員培訓情況彙報，及時出臺了促進農業産業發展的意見，一經實施，受到農民的普遍歡迎。

　　從1992年到2002年的十年時間裏，周恩義策劃、組織培訓班240多次，培訓黨員20000多人次，把培訓課打造成了品牌。後來區裏入黨積極分子培訓、後備幹部培訓等都要邀請周恩義去講課。只要答應下來，不管工作多忙多累，他都要擠出時間，認真準備講義。“理論變成家常話,黨的政策傳萬家。”老百姓編了一段順口溜,誇獎周恩義用百姓語言宣講黨的理論,把道理講得既深刻又生動。

　　“為百姓辦實事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工作”

　　周恩義説，“為百姓辦實事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把為百姓辦實事、解難題作為密切黨群關係的基石，每年抽出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基層調研，幫助百姓解決實際困難。

　　1994年冬天，周恩義到農村搞小康村調研，裴家村黨支部書記裴昌學愁眉苦臉地跟他“叨咕”：全村的大米還沒賣出去呢。這麼多大米老在家裏堆著換不來錢，恐怕大夥連年都過不好。村支書本來是想向周恩義倒倒苦水，並沒指望他能幫上什麼忙，只不過因為周恩義平易近人，所以心裏有啥憋屈事兒，都願意跟他説上幾句。但周恩義卻把他的話記在心裏。當天工作結束後，他就直奔郵局。他幹嘛去了？發電報!賣大米！

　　周恩義在部隊當團政委時，跟駐地政府關係很好。如今，農民兄弟有困難，他決心動員自己的“老關係”了。他騎著那輛破自行車頂著寒風跑了4趟郵局，發了9封電報。電報過去不到一個星期，就在裴家村村民一籌莫展的時候，車隊開進了村。村民迎上去一問：“幹嗎來了？“對方很乾脆地回答：“買大米！”“誰告訴你們，我們要賣大米？”“我們的老首長。”“老首長是誰？”“周恩義。”村支書恍然大悟。結果，24萬斤大米賣了出去，而且每斤比市場價多賣了2分錢。全村百姓都樂壞了，裴昌學賣完糧食，直奔周恩義的辦公室，進門就緊握著他的手不放，“您可幫了我們大忙了，讓我們咋感謝您呀？”

　　趙家村是個特殊的村落，城市的快速發展讓它成了“城中村”。城市在長大，耕地在減少，村民要變成市民，出路在何方？周恩義在趙家村蹲點一年，根據趙家村的實際，結合當時國內發達地區農村經驗，給村裏指出了三條路：發展路邊經濟帶，引領農民包商網，轉移剩餘勞動力。這在上世紀90年代初可謂驚人之語。在他的幫助下，趙家村成為全市第一批小康村，第一批文明村，第一個億元村。現在趙家村有事，村民第一個想到的還是他們的“高參”周恩義。

　　糧家村的幹部群眾一提起周恩義也讚不絕口，在他的幫扶三年時間裏，糧家村還上了200萬元的外債，人均增收400多元。村長吳煥歧説，“周部長可幫我們老大的忙了，我們欠他的太多了，到現在他都沒在村裏吃過一頓飯。”

　　“周恩義為人實在，給大家辦實事。”時間久了，周恩義的“名聲”越傳越廣，來找他反映問題、尋求幫助、請求指導的人越來越多，提出的要求也五花八門。最意外的要求就是有人請周恩義幫他找個幫扶的貧苦戶。

　　這到底是咋回事呢？原來提出這個要求的人叫朱景武，家住東躍村，曾經是周恩義幫扶的貧苦戶。周恩義還清楚地記得第一次到朱景武家的情形：朱景武剛做過大手術，喪失了勞動能力，一家人擠住在別人家的倉庫裏，生活十分困窘。回去之後，周恩義就自己掏腰包拿出三千塊錢，又通過鄉里和村裏的幫助，為朱家蓋上了新房。周恩義又出資幫助朱景武和愛人開起了建材超市，日子過得很紅火。老朱致富後，總想向周恩義表達謝意，都被他謝絕了。後來，朱景武又想到了一個“報恩”的辦法，泡在周恩義的辦公室裏，非讓周恩義給他找個幫扶的貧困戶。他説，你幫我們脫了貧，我們也想幫助幫助別人。幾年來，朱景武為王永富、裴廣深、范華銀等八戶貧困戶免費提供化肥一千多公斤。村民王文德因病去世，愛人帶著三歲的孩子生活很困難，朱景武就用推車把免費化肥送到他家裏。

　　“我們願意聽他的話”

　　周恩義説，“宣傳思想工作只有敢於圍繞群眾關心的難點熱點問題開展，才會有針對性，才會有戰鬥力，才會有生命力，才會有威信。”在他的努力下，每年全區基層群眾反映的吃水難、行路難甚至於居民樓下水道不通等問題都被列入宣傳思想工作日程。

　　渤海火車站前有一條路，因排水不暢造成路面常年積水，行人行走艱難，附近居民反映強烈。周恩義得知這一情況，主動找區、市有關部門協調，並向附近企業呼籲共同整治這條路。經多方努力，這裡的行路難問題終於得到解決。新工地區有1.3萬多人吃水困難，多年困擾居民的正常生活。周恩義多方奔走四處呼籲，引起市有關部門的重視，徹底改造了供水設施，使居民用水得到正常供應。

　　周恩義的足跡遍佈興隆臺區城鄉，他在農村老黨員李體旺家的炕頭上一坐就是半天，嘮農村的出路、農民的出路；他和基層群眾打成一片，和社區老大娘一起打著小旗走上街頭迎奧運。大夥都説周恩義不太像官兒，因為“他一點沒有官架子”。周恩義笑笑，“我就是一名黨員。”

　　老百姓不把周恩義當“外人”，總有人想請周恩義吃頓飯，或是從自家屋裏拖出一袋大米“表示一下心意”，都被他婉言謝絕。周恩義帶隊檢查工作，從不在基層吃飯，群眾説他是“只幫忙，不添亂；光幹活，不吃飯”的好幹部。

　　周恩義幹工作的“實惠勁兒”讓人感動，甚至覺得有點“發傻”。周恩義説，“誰都不傻，但咱不能耍小聰明，咱就踏踏實實、光明磊落地為黨為人民辦事。一個人如果把自己看得越重，在老百姓的眼裏就越輕。”是啊， 老百姓心裏有桿秤，黨員幹部的分量，百姓心裏稱得分明，“老周是個好幹部。一個宣傳部長幫著咱們賣大米，給咱們上課，幫著解決實際困難，我們願意聽他的話。”

　　2011年12月底，周恩義到文化社區進行思想政治工作調研，幾位老大姐看到他行走吃力，湊在一塊兒商量：老周的腿怕寒，咱們給他織幾雙毛襪子吧。買來了毛線，大夥都想織，又怕針腳兒不一樣。經過商量，選出聞彩雲和張雅萍兩個人代表大夥兒完成這件“大事兒”。當兩雙紅色的毛襪被送到周恩義手上，他破例收下了這份“厚禮”，連聲説，“這禮物太重了，太重了……”

　　一聲“大兄弟”的稱呼，反映出多少親民愛民之情；一個“高參”的稱謂，反映出多少與百姓的知心貼心；一句“不太像官兒”的評語，反映出多麼生動的公僕形象。這些樸實話語來自於周恩義實實在在地為群眾所辦的一件件實事。而伴隨著一件件實事，黨的政策也春風化雨地深入百姓之心，也在百姓心中樹立起黨的形象、黨員的形象、宣傳幹部的形象昇華為群眾對黨的感恩，昇華為巨大的感召力、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