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邊廂，市城管委頻密放風，將在垃圾收運領域實行改革，以試探民意的反應；那邊廂，不少市民群眾對一些設想反彈很大。其中，“垃圾袋實名制”遇到的質疑最多。知名環保人士櫻桃白8日中午接受羊城晚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如果對台北經驗只學一半，不學另一半，恐怕‘畫虎不成反類犬'。”

　　據了解，市城管委主任李廷貴6月29日透露，垃圾袋實名制是強制推行垃圾分類的一種措施，用強制分類取代自願分類，以提高市民參與垃圾分類的比例。

　　簡單地説，所謂“垃圾袋實名制”，就是由政府在特製的垃圾袋上印上居民的住宅地段號和房號，以此追根溯源，並且作為“據袋收費”的依據。或許市城管委的初衷是想借此控制垃圾的産出和流向，確保收費得到實現，誰産生的垃圾多誰就付費多。另外，如果居民沒有按照規定對垃圾分類，將根據垃圾袋上的標記信息追查到居民個人。

　　但在櫻桃白看來，這個設想看上去很美，但只能“防君子不防小人”。居民在投放垃圾時如果無人監管，則這個制度最終會不了了之，實行不下去。

　　櫻桃白説她有一個擔憂：政府一天發放給一戶家庭兩個印有編碼的特製垃圾袋，但如果有人不用這種“實名制”垃圾袋裝垃圾，而是另外用普通垃圾袋扔垃圾，有誰會去監管？依靠事後回溯追查，也很難查到不按規矩扔垃圾的人。退一步説，即使有人做“垃圾偵探”，但如果靠清潔工來監管，也不會産生很大作用。因為清潔工無強制能力，也無執法權，硬要讓他們干預垃圾投放，居民“睬你都傻”。其實，台北沒有所謂的“垃圾袋實名制”，這一制度只在韓國的商戶間實行，在小範圍內是可行的。廣州不可能成立一支龐大的監管隊伍，來監管全市1800萬人按實名制的要求扔垃圾。失去了監管，這一制度很可能就像當初垃圾不分類就罰款一樣，不具備可操作性，最後不了了之。因此説，“垃圾袋實名制”的思路是不明智的，甚至是愚蠢的。

　　櫻桃白的擔憂不是杞人憂天。在8日上午某媒體舉辦的垃圾分類活動現場，一名小朋友就“問計”市長陳建華：“我奶奶假設不捨得用特製的垃圾袋裝垃圾，而是偷偷地把垃圾扔掉怎麼辦？”市長回應説：“那你就教育你奶奶做文明市民。”問題是，光教育，靠譜嗎？

　　櫻桃白説，現階段推行垃圾分類，不能依靠市民自覺。靠自覺，只會有20-30%的市民進行垃圾分類。大部分人會覺得不做垃圾分類也沒什麼處罰，何必要浪費時間、精力去做這事？因此，必須制定人性化的措施，給人以適當的強制。

　　台北實行垃圾不落地，扔垃圾必須定時定點地交給市政垃圾清運車，當面交垃圾時，市政清運工會拒收沒有分類的垃圾。北京市2011年在1200個小區推行垃圾分類時，在社區聘請了垃圾分類指導員，會對沒有進行垃圾分類的業主進行教育和督促。德國的高層住宅，一個樓道的住戶共用一個上鎖的分類垃圾房，如果垃圾分類很差，垃圾清運工會對整個單元的住戶提高垃圾費以示處罰，這樣的措施也使原本自掃門前雪的居民也開始相互監督。在垃圾投放環節進行監管是推行垃圾分類成功的關鍵。

　　“堂吉偉德”也認為，“垃圾袋實名制”目前太過激進，還沒有實施的基礎。

　　羊城晚報記者 林圳 何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