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上海7月4日電(“新華視點”記者 陸文軍、陳冀) 一邊是堪稱“最貴鐵皮”的上海車牌“高燒”不退，一邊是廣州突然加入汽車限購行列。私車牌照，正成為大城市最為稀缺的資源之一。

　　日益凸顯的“堵城效應”，似乎在“倒逼”政府加速出臺“限令”，這些舉措能否緩解“堵城”痼疾？汽車社會，日漸蹣跚的步伐又將走向何處？

　　車牌之“重”，幾近於中彩票？

　　根據廣州7月1日零時起開始實施的汽車限購政策，在為期一年的試行期內，廣州市中小客車增量配額為12萬輛，按照每月1萬輛進行配置。而近年來廣州市汽車每年的增量為30萬輛左右。

　　一石激起千層浪。“北上廣”等標誌性城市啟動汽車限購政策，傳遞著一個信號：對於猛烈增長的汽車保有量，國內大城市的道路、環境資源承載力已經岌岌可危。

　　一位廣州的市民表示，如此大的政策調整，不打提前量，而是“突然襲擊”，讓市民覺得措手不及，以後取得私車牌照的難度更大了。

　　對於市民密切關注的“如何辦理配置指標”等問題，廣州市政府表示，將在7月底前另行制定發佈相關管理規定。這意味著，廣州究竟採取北京的搖號模式，還是上海的拍牌模式，抑或制定新辦法，還不得而知。但汽車銷售商通宵營業，購車者連夜提車，突擊式搶購已經説明了一張車牌的分量。

　　車牌話題今年以來一直熱度未減。北京搖號限購政策實施一年半以來，中簽率已經從最初的1：12猛跌到如今的1：47，對於許多迫切購車的市民而言，搖到號的難度甚至不亞於中彩票；

　　持續了十多年的上海車牌拍賣，也在2012上半年，連續突破5年前創下的5.6萬元歷史記錄，最高達6.4萬元，成為升值最快的“鐵皮”。

　　“社會對於‘北上廣'等大城市車牌政策高度關注，隨著擁堵、停車、排放等各種壓力增大，不排除一些城市會效倣。”汽車業內專家鐘師説。

　　“堵城”之困，“限字令”的難言之隱

　　不斷激增的汽車保有量，業已絆住了一座經濟高速發展城市的“時速”，“堵城”之困，迫使一些城市做出“艱難選擇”。

　　北京在15年間，汽車保有量從100萬輛暴增到500萬輛，加上不盡完善的城市規劃和道路設施，嚴重擁堵發生越來越頻繁。自2011年實施搖號限購政策以來，第一年就擋住了約60萬輛的新車增量。

　　廣州市機動車保有量已超過240萬輛，近5年年均增長率達19.0%，但同期道路里程增長僅約2%，全路網晚高峰平均車速已逼近20公里／小時的國際擁堵警戒線。

　　上海從1994年就開始車牌控量，據測算，如果當時不採取措施，到2010年底，汽車保有量就可能達到338萬輛，而實際僅為170余萬輛，這被認為是目前上海交通未出現嚴重擁堵的最重要因素。

　　誠然，客觀壓力導致了國內一些城市不得不用汽車“限購”來治堵，然而，以“卡”為主是否根治良策？

　　同濟大學交通工程系主任楊曉光就説，一些城市習慣於研究“擁堵收費”“限購令”“尾號限行”等限制性政策來治堵，但首先應弄清造成擁堵的主要原因是什麼？是規劃問題、建設問題還是管理問題？必須對症下藥。“如果簡單採取限制性措施，可能會掩蓋造成擁堵的真正原因。”

　　“以‘卡'為主，可以説治標不治本。”楊曉光説，如果單純“限制”，只能讓交通癱瘓來得晚一點，無法實質性改變。只有將目前的一些限制措施“時間換空間”，通過提高道路資源利用率，大力發展公交優先兩大舉措，改觀“堵城”困境。

　　鐘師也認為，雖然國內一些城市實行了限行等行政措施治理擁堵，但也是“頭痛醫頭”的方式。對於管理者來説，目前最緊要的是發展公交。“公共交通目前的任務不僅是解決無車族的出行問題，而是吸引有車族選擇公交。私車在經濟性和便捷性上都沒有優勢，自然擁堵就緩解了。”

　　行業專家賈新光則指出，治堵不能只盯著私家車，私車對於交通的衝擊是“潮汐式”的，每天也就早晚高峰的一兩個小時，而大量公車卻是全天連軸轉，這種影響應該評估。

　　科學治堵，讓“鐵皮”不再沉重

　　備受關注的“北上廣”車牌之限，正是中國迅猛發展的汽車産業，遭遇到環境、交通、資源、土地等“硬約束”的一種表徵。中國如何應對突如其來的汽車社會？

　　“十一五”期間，我國汽車産銷量由570萬輛猛增至1800萬輛，年均增速25%，創造了超高速，也帶來了深刻的社會變化，越來越多的尷尬開始擺在我們面前。

　　一方面汽車數量增長很快，但相比紐約、東京等大都市，國內城市人均汽車保有量仍低得多，但各種汽車困境卻提前出現；全球都在提倡綠色出行，國內汽車“以大為美”的觀念卻愈演愈烈。據統計，2010年中國新上市乘用車的平均油耗分別比2008年歐洲高18.3%，畸形的消費結構和消費文化，成了比堵車更可怕的隱患。

　　專家認為，當前汽車消費所帶來的大量社會性問題，政府職能應該及時從汽車産業層面要提升到汽車社會，進行趨利避害的引導和調控，需要的不僅是簡單的“限令”，而是綜合統籌的汽車社會健康發展規劃。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清泰就表示，近年來中國走向汽車社會，來勢異常迅猛，以至於我們在很多方面都沒能做好準備。他建議，目前汽車社會政策制定有五大方面值得重視：首先是把汽車産業引入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規劃；其次是城市的發展應該更加充分考慮汽車社會的因素；第三是要牽住汽車消費政策的“牛鼻子”，培育健康的汽車社會文化；第四是要制定和實施汽車能源戰略；第五是要制定和實施越來越嚴格的排放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