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曾有人對中國城鄉之間繁榮與衰敗的巨大落差作出這樣的描述。今天，當記者深入各地採訪時，發現城鄉之間正悄然進行著從割裂到融合的演變：被跨越的貧富鴻溝，被拆毀的制度城墻，被破除的産業藩籬……

　　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是一項複雜的系統性工程，單兵突進難以有效突破，必須通過綜合配套改革，協同推進，集中攻堅。按照中央的試點改革精神，成都和重慶在被確定為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以來，圍繞農村産權、戶籍登記、社會保障、基層民主、民生建設等領域，針對城鄉之間體制機制性障礙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創新，他們和全國其他地方一起努力探索一條中國式的統籌城鄉新路。

　　從理順“農村産權制度”改革著力

　　3年前，為了更深入地推進統籌城鄉領域的改革探索，國務院批復了《成都市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允許成都市在9大方面先行先試。在國家相關部門的支持下，成都統籌城鄉改革不斷向縱深領域推進。

　　戶戶青瓦房，家家大宅院；門前水泥路，屋後大花園；水電氣光纖，直通家裏邊……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根本無法將這一切和幾年前還是成都市貧困村的新津縣袁山村聯絡起來，它的嬗變折射了近年來統籌城鄉改革在四川成都不斷深化所取得的成就。

　　袁山村翻天覆地的變化，得益於成都市啟動的以理順“農村産權制度”為核心的系列改革：通過對農村資産進行“確權頒證”，明晰農村産權，給農民頒發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證》（即“宅基地使用權證”）和《房屋所有權證》等産權證明。

　　60多歲的袁山村村民袁福清，已經利用這“三證”成功地“變現”。他和全村近400戶村民將手中近2000畝承包地的經營權，以每畝650斤大米市價的年收益，集中流轉給一家農業産業化公司建設養殖基地。

　　袁老漢一家流轉出去5畝承包地的經營權，每年可穩定收入近4000元錢。此外，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後，袁老漢的兒子、孫女都沒有了農忙的後顧之憂，完全轉戰到二、三産業中。

　　在北京，農村集體經濟産權制度改革也迅速推進，已有3300多個農村組織完成改革，250多萬農民成為農村集體資産的“股東”。全市工商註冊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約4800個，成員出資總額逾40億元，覆蓋三分之二以上從事農業生産的農戶。

　　使千百萬農民成為“有産者”是“破譯”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原因的密碼。

　　從“土地人”轉向“社會人”

　　與成都同屬於國家級統籌城鄉試驗區的重慶市，在彌合橫亙在城鄉之間的體制性障礙道路上不斷前行。重慶市石柱縣悅崍鎮南埡村村民冉其鋒，從2004年起在石柱縣城打工，並買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

　　2011年3月，冉其鋒夫婦和兩個兒子的戶口全部轉為城鎮戶口，他們享受了原來只有城裏人才能享受的醫療、養老和教育等保障。冉其鋒説，他們在鄉下的土地和農房並沒有被收回，3畝多土地的租金加上政府農業補貼，每年還有2500多元收入，既享受了市民待遇，又保留了農民權益。

　　這幾年，重慶通過加大投入，整合社會資源，著力在住房保障、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進行配套改革，降低農民進城的門檻和成本。

　　目前，重慶已在全國率先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善、系統的戶籍制度改革配套政策體系，陸續出臺社保、教育、衛生等30多個政策文件。從今年開始，重慶戶籍制度改革工作也將轉入常態化，按照現行戶籍政策和城市容量、農民轉移規律來進行戶籍的遷移，保證農村居民有序地向城市流動。

　　打著紫紅色的領結、穿著黑色的職業裝，舉止大方，容貌秀麗……成都市雙流縣興隆鎮保水村村民湯炳瓊給人以清新亮麗的印象。她的另一個身份是一家名叫“玫瑰園”的農業休閒山莊接待部主管。

　　在湯炳瓊居住的灰白相間、綠樹環繞的居民小區裏，10多棟6層高小洋樓矗立在一片綠樹環繞的坡地上，水、電、氣、光纖全部通到戶，小區外有活動廣場、健身設施，小區內有超市、衛生站。

　　成都市市長葛紅林介紹説：“在持續8年改革成果基礎上，現在成都市的城鄉統籌工作已經深化到全面推進農民從‘土地人'向‘社會人'轉變的階段。”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成都市重點做了3個方面的工作，歸納起來就是9個字：解放他、保障他、維護他。

　　國務院近期召開的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了《社會保障“十二五”規劃綱要》。會議特別指出，“十二五”時期，要堅持“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基本方針，以增強公平性、適應流動性、保證可持續性為重點，更加注重保障公平，更加注重統籌城鄉發展，更加注重優質高效服務，更加注重可持續發展，加快建立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

　　奠定長遠基礎開拓未來空間

　　“許多農村地區發展滯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去城市反哺力度不足，政策支持力度不夠，北京也是如此。”北京市發展改革委副主任蔣力歌説，近年來，北京市注重按城鄉一體化的思路解決農村發展問題，進行統籌規劃佈局和制度安排，並以一系列強有力的政策措施作為支撐，促進政策和資源向農村傾斜。

　　有了政府的大力“輸血”，北京農村自我發展、自我“造血”的能力顯著提高，農業向高端化、多功能轉化。

　　為改變“人均耕地不足1畝、農業效益低、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工業‘小弱散'、農民居住分散、公共服務配套差”的局面，成都市率先在全國實施“城市規劃”向“城鄉規劃”的轉變，通盤規劃1.24萬平方公里範圍內城鄉發展，將工業向集中發展區集中，走集約、集群發展道路，帶動城鎮和二、三産業發展，為農村富餘勞動力的轉移創造條件；讓農民向城鎮集中，聚集人氣和創造商機，也為土地規模經營創造條件；把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進一步轉變農業生産方式，推動現代農業發展。

　　經濟學家、成都大學副校長張其佐説，只有集中、集群、集約地發展産業，才會做大做強，對環境的污染也會降到最低，水電氣等配套設施就能得到充分利用。2003年成都有116個工業園區，通過政策引導和調整，目前僅保留了21個工業園區。這樣的佈局從源頭上確保了工業的發展和環境的保護。

　　同時，從2005年初起，成都市開始了一系列的機構撤並：撤銷農牧局、農機局，成立農業委員會；撤銷林業局和城市園林管理局，組建林業和園林局；組建水務局，對全市城鄉水資源實施統一調度和管理；撤銷市交通局、市政公用局，成立交通委員會……服務於統籌城鄉改革要求的“大農業”“大林業”“大水務”“大交通”等新政府機構在成都初步形成。（《半月談》2012年第12期，記者侯大偉 叢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