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新疆、福建、遼寧、吉林等多個省區的鐵路法院，均在6月與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簽署了移交協議。

　　“鐵路法院人、財、物一次性移交給地方，一次性整體納入國家司法管理體系，改革邁出了關鍵性一步。”曾參與鐵路法院改革設計的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原副主任、國家法官學院教授張泗漢今天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鐵路法院體制改革提高了司法公信力，維護了我國法治的尊嚴和統一。

　　“一家人”模式必須改

　　2006年，王英博從鄭州鐵路檢察院副檢察長調任陜西西安，重建了西安鐵路運輸中級法院並擔任院長。面對此次鐵路法院改革，他“心情非常複雜”。

　　“走，讓鐵路法院人感到依依不捨。”王英博説，即便如此，“走”仍然是必須的。因為部門、企業辦司法，在一定時期起到了維護髮展穩定的積極作用，但現在看來，此舉容易引發群眾對司法公正的質疑。

　　鐵路法院法官同時是企業員工，也讓法院公信力大打折扣。

　　有人曾經這樣説鐵路法院:端企業的飯碗，幹國家的活，公正性從何談起?司法實踐中，對於涉及鐵路企業的合同、侵權糾紛案件，也常常出現當事人要求鐵路法院審判人員集體回避，或要求移送地方法院管轄的尷尬局面。

　　“盡心盡職辦案，卻不被認可。”在鐵路司法機關工作了30多年的南京鐵路運輸法院院長郭中英對此深有感觸。

　　郭中英告訴《法制日報》記者，以往鐵路法院法官在案件審理及調解中，雖然做了大量説理釋法工作，當事人還是懷疑法官的公正性。法官作出了公正判決，當事人總認為法院偏袒鐵路一方。因此，鐵路法院改革是大勢所趨。

　　平穩移交案件量未變

　　“鐵路系統不願意放，一些地方不願意收；是否將人、財、物一次性移交；硬體設施、工資收入、人員素質等存在的差別如何解決……這一系列問題導致鐵路法院改革進展較為緩慢。”張泗漢説。

　　之前，一些地方鐵路法院也曾為改革設置過時間表，但最終都是無疾而終。為此，不少群眾甚至業內人士都擔心，“鐵路法院按時完成移交”會存在變數。

　　事實證明，改革進展順利，鐵路法院人、財、物移交平穩。

　　據了解，各地鐵路法院均成立了移交工作領導小組，對涉及移交的工作進行了細化和部署。將人員檔案、經費、物資和裝備登記造冊，保證各類報表數據準確無差錯；明確工作流程，確保工作責任落實到部門及人員。

　　“這幾年來，我們一直在為改革作準備，在思想上轉變觀念，積極提高人員素質，招錄的48名大學生，已有40人通過國家司法考試，逐步走上了法官崗位。同時，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非常重視鐵路法院改革工作，省高院院長親自抓這項工作。”王英博説，這促成了陜西鐵路兩級法院成為全國首批移交地方的法院。

　　郭中英介紹説，南京鐵路法院移交協議於今年4月6日簽訂後，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立即組織召開會議，就一系列具體移交對接工作進行了研究和討論。省高院院長對此作出明確要求，8個部門彙報了移交對接工作方案，並建立每月例會制度，確保南京鐵路法院工作有序開展。

　　“移交後，我院隊伍穩定，受理的案件暫時沒有發生變化。”郭中英錶示，為充分利用鐵路法院的司法資源，根據最高法的要求，南京鐵路法院今後還將辦理省高院指定管轄的案件。

　　建議設鐵路高級法院

　　改革同樣帶來了一些必須要解決的問題。西安鐵路運輸中級法院的法官們面臨的問題就很現實:如果按照地方工資標準，每月工資將從原來的5000多元降至3000元左右。因此，他們期待設立過渡期。

　　“由於目前鐵路法院所管轄的案件未變，辦案區域遍佈全國鐵路和全省各地，具有‘小規模、大半徑'的辦案特點。改革後，我院人、財、物歸江蘇省高院管理，而案件的二審和審判業務指導、監督仍舊歸上海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存在著管事管人分離的問題。”郭中英指出，應建立溝通協商機制，做到管事管人相協調。

　　郭中英説，改革設置了3年人事凍結期，鐵路法院的人員不能出、不能進、不能提拔，甚至到法定退休年齡的人員也辦不了退休手續，將造成審判資源缺乏。這些問題都需要找出合理的解決辦法。

　　“改革對全國4000多名鐵路法官的業務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地法院應當儘快組織有針對性培訓。同時，應明確一定期限內，鐵路法官如果不能通過國家司法考試，不得擔任法官職務。”張泗漢建議，在案件管轄上，原先鐵路法院管轄的都是鐵路系統、沿線發生的刑事案件，後來將涉及鐵路的經濟糾紛等案件也納入了管轄範圍。改革後，鐵路法院應該以專屬管轄為主、屬地管轄為輔，不應再“插手”涉及鐵路的經濟糾紛案件。

　　張泗漢認為，鐵路法院案件管轄、審理都有別於普通法院，專業性很強，一審為鐵路中院審理的案件，二審由不熟悉此類案件的地方高院審理，存在不協調。“長遠而言，鐵路法院應當朝著自成體系的方向發展，可以在北京設立一個專門的鐵路高級法院”。本報記者周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