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瞭望

　　中國足球反思錄（上）

　　中國足球，與世界距離太遠，欠國內球迷太多，要解決的問題太繁重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始於2009年的中國足壇掃賭打黑風暴，經過長達兩年多的調查審理後，終於迎來了一審終結。兩位中國足協原專職副主席、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前主任謝亞龍、南勇一審均被判刑10年半。中國足壇昔日呼風喚雨的人物楊一民、張建強、陸俊等人此前已分別受到了法律懲處。

　　一邊是如火如荼、魅力四射的歐錦賽，一邊是面容憔悴聽著司法判決書的謝亞龍、南勇，這不由得讓人一聲長嘆！中國足球，與世界距離太遠，欠國內球迷太多，要解決的問題太繁重。

　　這場司法大審判能否成為中國足壇衝破黑暗的一道曙光，令足球觸底反彈，獲得重生？

　　反思之一：足球主管為何紛紛倒下——必須徹底改變官商一體、管辦不分的現有體制

　　3年前，南勇正式出任國家體育總局足球管理中心主任時，曾對致賀的熟人説：“説不定是壞事啊。”

　　一語成讖。僅一年後，南勇被批捕，成了足球打黑中職位最高的足壇官員之一。而他上任伊始用來形容中國足球的三個詞“病入膏肓”、“積重難返”和“舉步維艱”，猶在耳邊。

　　這不是個人的悲劇。中國足球自1994年推行職業化改革至今，五位足管中心主任中就有謝亞龍、南勇兩人倒在“中國足球掌門人”這個火山口上。這已無法單純用個人素質和道德修養來解釋。

　　十年前，當時還是副主任的南勇帶病堅持親赴十強賽現場後，因胃出血病倒在醫院，他的吃苦敬業曾讓時任足管中心主任閻世鐸感動得潸然淚下。在他被捕之前，許多圈內人對他的評價都不錯。一位足協內部人士表示：“當年南勇很努力，很正派，是很有前途的年輕幹部。”

　　1997年，36歲的南勇成為最年輕的足協專職副主席，是當時國家體委最年輕的副司級幹部；2009年成為足協一把手。鐵腕、敬業、敢幹，是圈內人對他的普遍評價。然而，在擺平各種關係並樹立權威後，那個上任時高舉“反黑”大旗的南頭，將自己反進了牢獄。

　　和前任謝亞龍一樣，南勇同樣在任上留下罵名甚至遭遇牢獄之災。

　　業內人士和專家的普遍共識是：中國足球的職業化框架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有著體制上的先天缺陷；中國的職業足球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個怪胎，一個官商一體、由視政績重於聯賽利益的行政管理者所主導的“偽職業”聯賽。

　　江西財經大學副校長、體育産業研究專家易劍東説，南勇事件一點也不奇怪。“作為足球運動的管理者，卻直接介入了聯賽的市場行為，又管又做，猶如會計和出納是同一個人一樣，很容易監守自盜”。

　　中國足協等體育行政管理部門“一套班子、幾塊牌子”的機構設置早已廣受詬病。足管中心、足協、中超聯賽公司多種身份給投機者提供了足夠的空間和擋箭牌，他們可在其中來回鑽空子，有好處就撈，有風險就躲。負責聯賽經營的中超公司是足協自家所辦，是典型的“官商一家”。

　　成都體育學院教授郝勤提出了一個問題：謝亞龍、南勇們，他們到底是一個公司的CEO呢，還是政府的官員？他們應該服從誰的利益？

　　他認為，假設謝亞龍、南勇像NBA總裁斯特恩一樣，可能就不會去貪污。因為NBA的總裁收入是跟其業績挂鉤的。但謝、南在體育總局只拿一份死工資，當他們面對幾十萬、上百萬的金錢利益時，是很難抵擋誘惑的。“中國體育制度的‘雙軌制'必然産生如謝、南這樣的官倒。”

　　南勇曾是正廳級幹部，但從中超公司2005年成立到2009年，他一直是公司第一任董事長和法人代表，而第二任則是楊一民。

　　郝勤説，中國足球的“雙軌制”導致體育制度既沒有完全實行商業化和職業化，而做的又是商業化的事情——中國足球的體制是兩種體制強扭的結果。“中國足球深層次的問題就在於此”。

　　中國足球改革近20年，其成果只是證明了行政管理無法解決足球推行商業化、職業化後所帶來的一系列負面效應，反而加重了症狀。

　　反思之二：聯賽賠錢，贊助商權益受損——職業足球是個綜合體，只有每個單體都職業化了，分清職責，遵守規則，職業足球才能做到職業化

　　中國的職業足球也曾經有過好日子。甲Ａ也曾經金光燦燦，各界名人曾以談論足球為榮，足球明星的地位曾遠高於影視明星，連國家隊外教施拉普納的一根頭髮也被拿到春晚説事。

　　有數據顯示，就在1996年，甲Ａ聯賽場均現場觀眾已達到近3萬人。而中超時代，即便在球市出現明顯反彈的2011賽季，場均上座率只為1.76萬人，但這已經創造了中超紀錄，令足協欣喜不已。

　　涉足中國足球的，有簽下“中國新名片”李娜的國際管理集團（IMG），也有成功參與了籃球CBA“北極星”計劃的瑞士盈方，但這些在國際體壇赫赫有名的體育管理公司，卻都在中國足球上摔了大跟頭。

　　“前五年賺了多少，後五年就賠了多少，”IMG中國區前總裁王應權如此形容與中國足協的十年合作。這家世界最大的體育和娛樂營銷管理公司，是第一個介入中國足球職業化的吃螃蟹者，見證了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的興衰。

　　中國足球職業化伊始，IMG就以一年120萬美元承包費，每年20％遞增的合同拿下頭五年甲Ａ開發權。五年一直都算蜜月期。當時作為總冠名商的某煙草公司也通過足球迅速打通全國銷售渠道，賺了個盆滿缽滿。那時候，聯賽是絕對的賣方市場，想贊助的企業擠破了頭，但都需要排隊等候。

　　1998年，IMG和中國足協簽訂第二個五年甲A聯賽賽事推廣合同時，價碼已經提高了近十倍。等於甲Ａ品牌價值五年增加了近十倍。

　　同年這家煙草公司因煙草廣告的管制禁令無奈退出後，百事可樂以一年1000萬美元擊敗可口可樂，拿下冠名權。

　　百事沒有想到，同當時前景貌似一片光明的足球聯姻，會成為一段傷心史。2000年底，為國家隊備戰世界盃考慮，足協拋出了聯賽2001年只升不降、2002年只降不升的詭異方案，同時聯賽賽程被“腰斬”。這個嚴重破壞聯賽正常秩序的創意引起口水一片。俱樂部最終服從了，IMG多次向足協進言，百事也表示反對，理由是不願意贊助一個沒有競爭氣氛的職業聯賽。

　　但在足協的強制命令下，這個“新賽制”最終還是推行了。取消升降級意味著，甲Ｂ隊伍如果2001年衝不上甲A，只能再等兩年後才能圓夢。因此在該賽季末時，一些甲B球隊為升級不擇手段，最終誘發了“甲B五鼠”的醜聞。

　　壞消息接踵而至，2002年初，足協宣佈甲A聯賽電視轉播權由足協統一開發。也許是國家隊在韓日世界盃的出線讓足協挺起了腰板，他們向中央電視臺開出了較高價碼，雙方久久難以談攏，導致當年前6輪聯賽沒有直播。

　　當年底，百事單方面宣佈暫停對甲A的贊助，認為中國足協以及IMG在2002年先後多次違反了合約規定，僅在六輪沒有直播這個環節上就讓他們損失了數百萬元，包括沒有清理賽區廣告等，並以此要求扣款。百事退出後，在其中兩頭不討好的IMG也在2003年底合同到期後離開。

　　足協沒有挽留的意思。肥水不流外人田，2004年中超元年，在沒有任何招標的前提下，前身為足協聯賽開發部的福特寶公司直接接手中超聯賽。

　　此後，聯賽商業開發事故不斷。西門子贊助了中超一年後就退出，翌年中超“裸奔”；中超公司取代福特寶後仍然換湯不換藥，結果2006年拉贊助拉出了著名的愛福克斯案；2007、2008年冠名商改成了國産品牌金威啤酒。但據報道，2008年每傢俱樂部只得到了750箱啤酒、一台打印機外加150萬元的分紅，創聯賽分紅最低紀錄。

　　有報道説，在百事糾紛時，IMG在他們與中國足協的合同裏，圈出了一百多處違約條款，而這些直接損害的都是贊助商百事的利益。“掏了錢卻沒權説話”，是許多曾經投資中國足球的企業的共同體會。因此，西門子、飛利浦，這些國際大品牌最終都紛紛撤退了，目前只剩下一個指望抄底的阿迪達斯。

　　曾參與制定CBA“北極星”計劃的國家體育總局科研所社科中心主任鮑明曉指出，“贊助商的利益永遠要放在第一位，但我們對贊助商和球迷沒有基本的尊重。”

　　2003年，IMG中國區總裁王應權等高層辭職，隨後IMG放棄中國足球。內部人士透露，一個原因是“中國體育市場並非這些中心和協會吹噓的這麼光明，很大部分是泡沫。實際上，在經營過程中困難很大。”

　　有專家認為，虧損與燒錢産生的泡沫有關。

　　1997年，前衛寰島開創國企“燒錢足球”之始，他們以明顯偏離正常性價比的價格吸引國腳轉會，斥鉅資引進了高峰、姜峰等，並聘請中國國家隊前主教練施拉普納任主教練。隨後的一個賽季，該隊又以235萬元的創紀錄價格買下了彭偉國，以200萬元買下符賓。

　　這種偏離規律的“燒錢”，為日後困擾中國足球的球員高薪、俱樂部高成本運作埋下了伏筆。

　　一方面是經營成本已經被抬得過高，另一方面是聯賽始終沒有形成良好的運營機制和創收渠道。再加上俱樂部也缺乏真正有經驗的職業經理人，中國足球一直沒有被做成一個好生意。

　　所以甲Ａ的歷史，也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歷史。除北京國安這一支戰鬥始終的獨苗，廣州松日、四川全興、吉林延邊、重慶寰島、深圳平安、廣東宏遠與甲A共同成長的這些名字，已不復存在。十年甲A，燒得眾多投資者落荒而逃。

　　英超等聯賽的俱樂部，從出售電視轉播權得到的收入佔總收入的一半左右。而中國足球俱樂部始終沒有找到生存之道。由於中國電視業不發達的客觀情況，所謂電視轉播權的銷售，實際上俱樂部最後得到的貨幣收益微乎其微。同時，球市的日益不景氣讓門票收入成為杯水車薪，而俱樂部在産品開發方面也幾乎為零。至於出售球員所得，還遠遠比不上引援的支出。贊助幾乎是俱樂部唯一的進賬。

　　鮑明曉説：“聯賽出問題一定是財政出問題。一個聯賽要保持健康發展，俱樂部可以虧，但必須要從市場上掙回成本的70%到80%。如果低於這個標準，長期一定會出問題。”

　　易劍東説：“國外足球俱樂部也有不少虧錢的，但中國是誰都不賺錢，這就不正常。”

　　俱樂部和投資人到底如何盈利，是中國職業足球必須解決的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