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千軍萬馬過高考獨木橋後，高考錄取也陸續拉開帷幕，然而，近年來不同區域考生錄取卻嚴重失衡。近日一條微博公佈的一組數據亮瞎了廣大網友的眼睛：北大對廣東、安徽學生設置的門檻比北京考生整整高了100倍。而上海考生進復旦的機會是全國平均的53倍，內蒙古考生的288倍。

　　在嚴重的不公面前，高考的主角考生卻“被沉默”，似乎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隨之而來的，還伴有愈演愈烈的高考移民以及伴生的各種問題。

　　歧視：不同省份相差100倍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認為，地方保護、戶籍歧視是錄取名額失衡的“幕後黑手”，實行統一考試並原則上實行平等錄取是大學招生公平合理糾偏的解決之道。

　　根據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在其研究課題“大學招生與憲法平等”中得出的結論，廣東、安徽考生考進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孩子的1%。以北京大學為例，根據2011年的錄取數據，每萬名考生中考入北大的比例，安徽為1.27，廣東為1.4，貴州為1.48，河南為1.87，北京為52.5。安徽每7826名考生中才有一人能上北大;北京每190名考生中，就有一個可以上北大。北京學生考上北大的幾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是廣東考生的37.5倍，是貴州考生的35.4倍，是河南考生的28倍……

　　“北大的招生方案還不是最糟糕的，和復旦、浙大、南京大學等京外高校相比，可以算是相對最不歧視的‘楷模'”。張千帆在其課題報告中總結説。

　　以2009年的招生為例，復旦在上海市投放的招生指標高達每萬名考生117.1名，在浙江則是5.2名，在北京4.2名，全國平均2.2名。而在山東、山西、廣東、內蒙古等10個省區投放的招生指標都在1名以下。上海考生進復旦的機會是全國平均的53倍，山東考生的274倍，內蒙古考生的288倍。

　　張千帆指出，地域錄取失衡背後有地方保護和戶籍歧視的原因，“學校與地方政府聯絡很大，出於自身利益考慮，需要與地方政府搞好關係，招生也更加偏重本地生源。”

　　他還透露，作為計劃經濟的産物，與戶籍捆綁在一起高校招生名額分配製一直沒有放開，成為教育改革中的“攔路虎”。

　　“地域歧視帶來的後果是欠發達地區錄取比例與發達地區相差很大，赿是資源不足的歧視程度越大”張千帆表示，這也是農村考生在高校尤其是知名高校的比例連年下滑的重要原因，“寒門難出貴子，靠考試改變命運的機會越來越少，社會階層越來越固化，進行拼爹時代。”此外，由於地域歧視，高考移民的現象也愈發嚴重，為了子女教育，許多家長都向北上廣遷徙。

　　與此同時，張千帆也注意到部分省份到教育資源發達地區爭奪指標的現象，“錄取指標分配任意，催生腐敗，或許背後存在交易，特別是發達省份可能達成協定互相交換名額。”他説，這也是對不發達地區變相的不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不平衡。

　　壓力：優質教育資源不足

　　近年來，參加高考的考生人數呈下降趨勢，更有許多學生選擇“逃離高考去留洋”。而錄取比例卻將從2008年的57%，提高到2012年的75%以上，可是學生卻反而感覺“鴨梨山大”。

　　張千帆認為，由此可見，人們已經不是滿足於有學上，而是要上好大學。在就業壓力加劇的情況下，人們希望上的大學仍然是數量極有限的那些學校，尤其是39所“985”高校和100多所“211”高校。其中大多數是直屬中央、由全國納稅人供養的“國立大學”。這些大學不僅數量少，招生人數太有限，而且在全國分佈極不均衡。眾多名牌大學集中在京滬等發達地區，有的省市卻連一所985高校都沒有。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嚴重供不應求，是高考壓力加劇、素質教育難以推行的根本原因。

　　糾偏：統一考試平等錄取

　　張千帆指出，中國的招生考試改革必須先從摒除地域歧視開始。對全國各地考生，必須實行統一考試並原則上實行平等錄取。考試方式和內容可以改革，但是考試和評分必須保持全國統一，對於少數族群聚集地等欠發達地區，大學可以按其全國平均錄取比例和當地考生數量，實行同比例錄取，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平合理的糾偏行動。“這是大勢所趨，不管願不願意，也是教育公平的要求。”同時，他也坦承，目前要實行全國統一考試、錄取難度很大，“觸動既得利益者太多，改革力度不可能太大。”他補充説，就地高考、按照當地標准考試、錄取是教育改革應該邁出的第一步。

　　他説，在大學招生糾偏方面，國家也對少數族群開展了“糾偏行動”，但問題在於，現在的招生制度首先照顧的恰恰是不該照顧的既得利益者，“應該得到實惠的家庭沒有得到照顧，因為沒有建立完善的考生資料信息系統，特別是信譽不高的中國，困難更大”。 文/本報記者李華、張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