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就是力量。科學的思想在照亮人們精神世界的同時，也改造著人們生活的物質世界。90多年來，中國共産黨的思想歷程孕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孕育了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道路，孕育了今天正蓬勃發展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一條通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

　　這條道路是怎樣走過來的呢？回顧一下中國共産黨的思想歷程，就能對中國道路有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

　　選 擇

　　毛澤東同志，中國共産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在他誕辰100週年時，出版了八卷本的《毛澤東文集》，開卷篇是1921年元旦期間他在新民學會的兩次發言。

　　穿越時空隧道，這篇文獻為我們還原了這樣的場景：

　　1921年新年的長沙，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十幾個年輕的知識分子，來到潮宗街文化書社，召開新民學會長沙學員新年大會。會議是在一個並不起眼的小房子裏召開的，但討論的話題卻是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和目的。

　　28歲的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兩次發言。他説：我贊成用俄國式的革命道路。他比較了社會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方法，認為“激烈方法的共産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

　　毛澤東同志只是那個年代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一個代表。在當時的北京、上海、廣州等地，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走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認定只有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他們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選擇呢？毛澤東同志道出了其中的緣由：“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採這個恐怖的方法。”“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毛澤東同志用形象的10個字，概括了近代以來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復興之路的苦澀歷程。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日益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危亡，民不聊生。救國尋路，民族復興，就成為近代中國的基本政治主題。中國的各種政治力量為此進行了不懈探索，做過各種嘗試。

　　洋務派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中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當然值得稱道，但試圖在不變更大清王朝封建皇權的前提下走強國之路，結果只能是失敗。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民族資産階級改良派登上政治舞臺，試圖“跪著造反”，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式的資本主義，結果同樣是失敗。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拉開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序幕。但由於中國民族資産階級自身的軟弱、妥協和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依賴性，不能和不敢充分發動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中國仍然在黑暗中徘徊。

　　就在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求索時，1917年，俄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建立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勞農政府，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理論學説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它像一縷新世紀的曙光，照亮了暗夜中國的前程。

　　於是，在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影響下，走俄國革命的道路成為中國一批先進青年最終的選擇。

　　有人認為，當時選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手段是不可取的，甚至認為它對中國的現代化起了破壞和延誤作用，似乎不發生革命，中國的現代化會更早些到來。這種看法完全忽略了當時的歷史條件。事實上，選擇革命，並不是他們的本性對革命有什麼特別的喜愛，根本原因在於那個時期的中國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實在太尖銳了，中華民族已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而中國傳統社會已經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其他的路都試過了，結果統統失敗了，都走不通。1961年，毛澤東同志曾對來訪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説：“革命不是想幹不想幹的問題，我最初就沒有想過幹革命的問題，我那時是小學教員。”

　　歷史常常是這樣，在看似山窮水盡時為人們展現出一線生機。91年前那個夏天的晚上，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等13個年輕人，在上海秘密成立了中國共産黨。

　　新的革命實踐、民族復興道路的新探索由此開始。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馬克思成為了先進的中國人最感興趣的外國人。他的理論成為了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追求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富裕幸福的旗幟。在中國道路的每一段歷程上，人們都可以看到這面飄揚的旗幟。

　　1936年，毛澤東同志同斯諾談話時曾説：“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

　　1992年，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挫折陷入低谷時，鄧小平同志説：“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

　　進入新世紀，江澤民同志和胡錦濤同志反復強調：馬克思主義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了根本。

　　探討中國道路，離不開馬克思主義。中國人只是在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以後，才有了一個正確的目標和方向。中華民族復興的新道路也是從這裡起步的。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産黨奮鬥的動力和方法也就找到了。中國道路如果説是一幅藍圖的話，馬克思主義就是描繪這個藍圖的一個底本。馬克思主義是認識、理解和開啟中國道路的一把鑰匙。

　　奠 基

　　中國人就這樣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然而，信仰不等於實踐，實踐也不等於成功。當中國共産黨人拿著這個理論武器去改造中國社會的時候，卻發現如何運用它與此前選擇它一樣艱難。

　　中國共産黨面對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後農業大國，農民佔人口的絕大多數，分散的小農經濟、小生産廣泛存在，又遭受著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中國的條件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所分析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無産階級革命的條件有著巨大的差別。

　　最初，年輕的中國共産黨基本照搬馬克思主義學説和俄國革命的經驗，把主要力量放在了城市，發動城市工人罷工。但是，1923年的“二七”慘案，使工人運動陷入了低潮。

　　中國共産黨轉而與國民黨合作，建立工人階級和民主力量的聯合戰線，掀起了國民大革命的風暴。然而，蔣介石、汪精衛集團背叛革命，大批共産黨人被殺害，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失敗了。

　　中國共産黨人終於認識到了“槍桿子”的重要，開始武裝奪取政權的嘗試。但當時黨內的一些領導人繼續推行以“城市中心論”為特徵的“左”傾冒險主義。各路起義軍在攻打大城市的過程中接連失敗。

　　第一個發現必鬚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創造出指導中國革命實踐新理論的，是毛澤東同志。

　　秋收起義攻打長沙失敗後，毛澤東同志把工農部隊帶上了井岡山，開始在農村創建根據地。然而，在四週都是白色政權的包圍下，這條道路能走得通嗎？

　　為了回答和解決嚴酷環境中一個又一個的緊迫問題，毛澤東同志寫下了《井岡山的鬥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後又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一系列著作。中國共産黨人逐步明確了實行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這樣一條中國革命的道路。

　　這是一個偉大創造。不論是從國際共運的理論看，還是從實踐來看都是史無前例的。共産國際的一切文獻，在講到無産階級政黨領導奪取政權時，都是同工人運動聯絡在一起的。從當時已有的實踐來看，國際上第一個無産階級政權巴黎公社是以巴黎為中心，通過城市起義取得的，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也首先是從城市工人和士兵的武裝起義開始的。

　　創造新的理論不容易，讓人們接受新的理論更需要時間，需要過程，需要實踐的檢驗。共産國際領導人當時就認為，中國革命就要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在城市裏組織工人暴動，武裝奪取政權。他們覺得中國共産黨跑到山溝溝裏去搞武裝割據，站不住腳，是註定要失敗的。受共産國際的這種影響，當時黨內有許多人認為，搞工農武裝割據，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最後是走不通的。

　　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年輕的中國共産黨再次犯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與國民黨軍隊的正面對抗中遭到嚴重失敗，丟失了幾乎所有的根據地，並被迫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這次失敗的教訓是慘痛的，中國共産黨人由此也重新認識到了毛澤東同志和他的理論的正確。

　　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系統總結了中國革命的經驗，寫出了《〈共産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作，對中國革命的性質、目的、步驟、領導階級、依靠力量等重大問題進行了分析，創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

　　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使得毛澤東同志開闢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更加成熟、清晰、可行。正是依靠這一理論，毛澤東同志和他的戰友們建立起了一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武裝起來的無産階級政黨、一個在黨的絕對領導下為人民解放事業英勇奮戰的人民軍隊、一個團結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共同奮鬥的統一戰線，並依靠這“三大法寶”，最終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實現了近代以來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

　　理論引領著實踐，實踐又推動理論創新。馬克思主義為我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而對馬克思主義的靈活運用和創新發展則為我們開闢了一條到達理想彼岸的獨特道路。堅持與發展，在毛澤東同志的身上得到了生動的體現。

　　毛澤東同志多次説過，《共産黨宣言》他反復地讀，讀了至少上百遍。每一次讀都有新的體會，新的收穫。他從長期的實踐中深切地體會到，中國革命必須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作指導，但同時又必須堅決反對本本主義，反對照抄照搬。中國共産黨通過長期的革命鬥爭，特別是在艱難曲折中的砥礪奮進，證明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也成為全黨的共識。這就是：一方面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這一點毫不動搖；同時，又必須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這樣才能真正發揮它的指導作用。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寫下了大量的著作，但他對《反對本本主義》這篇4000多字的文章卻情有獨鍾。

　　《反對本本主義》是毛澤東同志1930年5月在江西尋烏寫的一篇文章。原來題目叫《調查工作》。這一誕生在槍炮聲中的文章，戰爭中一度散佚。毛澤東同志非常喜歡這篇文章，一直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樣，想念和尋找著她。他後來曾説：“我對自己的文章有些也並不喜歡，這篇我是喜歡的。”

　　在文章開頭毛澤東同志提出一個重要命題：“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他認為：不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國際指示和蘇聯經驗，對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都不能夠“一味盲目執行”，中國革命必須從中國的實情出發，“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

　　以這篇著作的基本理念為基礎，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實事求是，是中國的一個歷史典故。毛澤東同志賦予了它新的內涵。實事求是，就是不迷信任何教條，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絡實際。也就是説，要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這一思想方法提出後，在黨內取得共識，成為中國共産黨人擺脫教條、解放思想的最根本的思想方法。此後中國共産黨人的一切理論創新都源於這一思想方法。它至今仍是中國共産黨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也是理解中國道路最關鍵的一個概念。

　　1945年，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堅定地舉起了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産黨黨章》，第一次寫入了這樣的內容：“中國共産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黨的七大就這樣概括了中國共産黨人20多年的心路、心得，概括了毛澤東思想的靈魂。也正是沿著這樣的思路，在奪取全國政權後我們黨開始領導建設一個新的國家。毛澤東同志豪邁地説：“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裏，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新中國成立後，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國人民，在迅速醫治戰爭創傷，恢複國民經濟的基礎上，不失時機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成功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創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歷史轉變，使中國這個佔世界人口1/4的東方大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這裡所説的“奠基”，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奠定了制度基礎，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二是奠定了物質基礎，初步建立起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特別是在國防尖端科技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三是確定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指導思想，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第三點尤為重要。毛澤東思想中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活的靈魂，已經深深地溶入到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成為了中國人想問題、辦事情的基本準則和方法。

　　正如毛澤東同志在革命勝利前所預言的，建設的道路更長，更艱苦。為了找到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作了大量艱辛的探索。這一探索取得了很多重要理論成果，積累了寶貴經驗。《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等，至今仍讓人感受到那一代共産黨人獨立自主的創造才華。然而，後來這一探索卻出現嚴重錯誤。特別是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些錯誤理論指導下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更使中國社會陷入了嚴重的內亂，經濟社會發展遭受重大挫折。

　　開 辟

　　1978年，中國道路迎來了一個新的起點。

　　這一年中國共産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全黨全國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次會議留下的最重要的歷史文獻，是鄧小平同志在為這個會議作準備的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這篇著名的講話，後來被譽為是開闢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就是從這時起，中國開啟了以改革開放為鮮明標誌的偉大歷程。

　　今天再來看這篇文獻，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促使人們大膽地思考問題，大膽地進行改革嘗試。

　　在當時的中國，最需要重新思考和探索的是什麼呢？就是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根據馬克思的描述，社會主義是個美好的社會，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社會發展階段。但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在實踐中搞了二十幾年，人民生活還是很貧困。這就説明我們過去的做法是有缺陷的。這首先是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的認識有偏差，同時在怎樣搞社會主義的方法上也有不對頭的地方。

　　翻開《鄧小平文選》，在他改革開放初期的談話中，我們不斷看到這樣的話：

　　“社會主義如果老是窮的，它就站不住。”

　　“社會主義總要比資本主義優越。社會主義國家應該使經濟發展得比較快，人民生活逐漸好起來，國家也就相應地更加強盛一些。”

　　“經濟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總不能叫社會主義。人民生活長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總不能叫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採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

　　鄧小平同志認為，我們要搞的是真正體現社會主義本質、比資本主義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他還認為，馬克思主義為我們奠定了理論基礎和前進方向，但並沒有對怎樣搞社會主義提供現成的具體答案。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根據現在的實際，從時代條件和國情出發，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道路。照搬書本和別國的經驗從來是不能成功的，革命和建設都要走自己的路。

　　1982年，在中國共産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幕詞中，鄧小平同志對這個問題有了成熟的想法和清楚的表達：“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道路從此有了一個自信而響亮的名字。

　　沿著這樣一條道路我們首先應該做些什麼呢？當時的中國最具體、最嚴峻的實際，如果用一個字來表達，就是“窮”，也就是經濟不發達，生産力落後。因此，鄧小平同志的思考首先從這裡破題。

　　翻閱1980年4至5月間鄧小平同志的多次談話，圍繞的是同一個主題：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産力。後來，這些談話就以這句話為標題集納為一篇文章，收入《鄧小平文選》。

　　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産力。理論上的答案是如此簡單、清楚，但現實中卻為此費盡週折，走過不短的彎路。為了發展生産力，我們嘗試過各種辦法，政治運動的辦法，“大躍進”的辦法，“抓革命、促生産”的辦法，都不行。鋻於深刻的歷史教訓，鄧小平同志另辟蹊徑，大膽地推進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逼出來的一條路，是沒有別的辦法之後的選擇。正如鄧小平同志在當時大聲疾呼的那樣：“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新的實踐總能帶來新的認識，新的驚喜。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首先在農村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允許農民有更多的經營管理權，農民的生産積極性大大提高，有的農村一年翻了身，有的兩年翻身，迅速擺脫貧困狀態。

　　在農村改革取得突破的同時，按照鄧小平同志的設計，對外開放和經濟特區建設也“殺出一條血路”，在利用境外資金和技術加快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一些地方，個體、私營經濟和鄉鎮企業的出現，使僵硬的計劃經濟體制打開了一個缺口，原有的國營企業也開始放權讓利，進行承包經營等多方面的改革。

　　一系列改革開放的實踐，使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中國呈現出蓬勃的生機。改革開放試驗的成功，加深了中國共産黨人對中國道路，對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認識。

　　1985年，鄧小平同志發表了這樣的談話：《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産力的必由之路》。也是在這一年，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鄧小平同志信心滿懷地指出：“改革促進了生産力的發展，引起了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狀態的一系列深刻變化，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範圍內也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們已經開始找到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路子。”

　　我們找到了一條路子。但正當我們加快改革步伐，朝著現代化的目標邁進時，中國道路卻受到了來自另一方面的干擾和衝擊。

　　改革開放之初，社會上出現了空前的思想活躍局面。但在糾正“左”的錯誤傾向時，也出現了右的傾向。社會上極少數人片面誇大黨在歷史上的失誤，散佈種種懷疑或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人民民主專政、否定黨的領導、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言論。鄧小平同志認為必須對這種思潮進行反擊，否則，人們沒有統一的理想、信念，中國社會就可能再次陷入混亂。

　　為了保證我們的目標和步驟不受干擾和衝擊，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同志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了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即：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産階級專政，堅持共産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此後，鄧小平同志反復論述和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的道理。特別是在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後，他多次談到：四項基本原則，我們絕不會放棄。沒有這“四個堅持”，特別是黨的領導，什麼事情也搞不好，會出問題。出問題就不是小問題。如果走東歐這條路，中國就完了。

　　1987年，中國共産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根據鄧小平同志的思想，提出並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指出在這一歷史階段，為了擺脫貧窮和落後，必須把發展生産力作為全部工作的中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鄧小平的理論和他領導開闢的道路被高度概括為三句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後來，我們進一步把它簡稱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一內容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産黨章程》，成為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路線。這也成為了中國道路最基本的內涵。

　　鄧小平同志留給後人的最後一篇重要文獻，是1992年他視察南方的談話。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運動陷入空前的低谷。中國道路的發展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中國將向何處去？中國的改革還要不要繼續？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同志先後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集中發表了他對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他指出：“中國只要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不逐步地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條路，都是死路。”

　　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同志對社會主義的本質進行了集中概括：“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圍繞這一本質，他為改革開放實踐劃定了一個尺度、方向和標準，即：判斷一項政策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出發，鄧小平同志對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一系列重大的認識問題進行了回答，進而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推動了中國改革的進程。

　　南方談話是對改革開放10多年曆史經驗的總結，也是鄧小平理論發展成果的集中體現。在歷史的關口處，鄧小平同志以他的膽識、睿智和遠見、閱歷，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歷史性課題作出了明確而深刻的回答，大大深化了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識。全黨和全國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只有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國家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別的道路都是死路。

　　南方談話，包括鄧小平同志的其他著作，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又發展馬克思主義。鄧小平同志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概括，關於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關於“三個有利於”的標準，都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時又結合中國的實際而提出來的，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開闢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因此，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鄧小平同志的理論和著作深刻地影響了當代中國的歷史進程。但他從不迷信自己的著作，從不把自己的理論當作不變的教條。1981年，他在英文版《鄧小平副主席文集》的序言中曾這樣寫道：“如果有一天這些講話失去重新閱讀的價值，那就證明社會已經飛快地前進了，那有什麼不好呢？”

　　的確，社會在飛快地發展。20世紀的最後10年，世界正發生著劇烈而深刻的變化。經濟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極化，以信息網絡技術為主要標誌的新科技革命迅猛發展，使得整個世界充滿了變數。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如何順時應變成為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需要考慮的重大問題。

　　突 破

　　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更加大膽地進行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不斷發展的中國道路又出現了新的風景。

　　當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走上政治舞臺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10多年的歷程，但經濟體制改革依然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如何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必須逾越的關卡。

　　1992年，在中國共産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江澤民同志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確定什麼樣的目標模式，是關係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要求我們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於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産力。”

　　黨的十四大報告對中國道路來説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它突破了這條道路上最主要的障礙，使這條道路變得更加寬闊、更加暢通。

　　利用市場配置資源發展經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一條重要經驗。但由於市場經濟是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産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從東方到西方，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市場經濟都被視為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而計劃經濟則被看成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被當成區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一個標誌。在聯合國的統計分類中，也一度把實行中央計劃經濟的國家等同於社會主義國家，而把市場經濟國家等同於資本主義國家。

　　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是一場革命性的變革。而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在一起，更是前無古人的全新事物，超越了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也突破了西方傳統政治經濟學理論。由此，這一經濟體制也成為了中國道路一個最鮮明的特色。

　　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對此作了明確闡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係的變化。”

　　有人曾向江澤民同志提出，你們搞市場經濟，為什麼還要在前面加上“社會主義”？他們認為這幾個字多餘。江澤民同志的回答是，“社會主義”這幾個字不能沒有，這並非多餘，並非畫蛇添足，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市場經濟的性質。江澤民同志的話非常明確，我們搞市場經濟絕不是搞資本主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

　　社會主義加市場經濟，兩種優勢的疊加、碰撞、融合，釋放出了巨大的能量，推動著中國的快速發展。

　　黨的十四大以後，國有企業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逐步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生産效率大大提高。個體、私營、合作、股份制等各種所有制經濟也如雨後春筍般快速發展。但是，新的問題又産生了。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公有制經濟開始出現不同的形式，應該怎樣看待？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比重增加，對它們的發展應該持什麼態度？

　　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涉及到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重新認識，和對中國道路在經濟建設上新的設計。

　　1997年，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集中地回答了這些問題：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

　　“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産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

　　“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於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於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

　　“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黨的十五大報告是中國道路上又一個里程碑式的文獻。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定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豐富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內涵，加深了我們對怎樣搞社會主義的認識，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當代中國的堅持、運用和發展。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掃除了中國發展道路上的體制機制障礙。

　　黨中央根據實踐的發展，及時提出一系列具有深遠意義的戰略舉措：可持續發展戰略、科教興國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入WTO等等，這些為後來中國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同時，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民族、宗教、統一戰線、軍隊建設、祖國統一、外交等方面，都提出並實施了許多重大舉措，有力地推動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取得新的進展。

　　中國在大踏步地追趕世界的潮流。而此時，中國道路的引領者中國共産黨又遇到新的情況，自身建設面臨新的問題。

　　從《江澤民文選》中我們看到，關於黨的建設方面的著述佔了很大的比重。這一時期，黨中央幾乎每年都要研究黨的建設問題，每年都要針對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切實有力的解決舉措，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然而在世紀之交，一些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集中地、突出地擺在了我們黨面前。

　　放眼全球，國際形勢風雲變幻，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等各個方面發生了深刻變化，世界正在經歷著歷史性轉折。人類社會的發展一日千里。我們黨如果不與時俱進，跟不上時代潮流，就會落伍。

　　回望國內，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我國社會生活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係和分配方式等多樣化不斷發展。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面臨巨大挑戰。

　　審視自身，中國共産黨的歷史方位發生重大變化，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政權而奮鬥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黨所處的地位和環境、黨所肩負的歷史任務、黨的自身狀況，都發生了新的重大變化。

　　世情、國情、黨情的這些新變化，是對我們黨長期執政的嚴峻考驗。怎樣才能保持黨的先進性，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呢？緊迫感、危機感、責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我們黨的理論認識在這種情況下有了新的飛躍。

　　2000年2月，江澤民同志在廣東省考察工作時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江澤民同志指出：“時代在發展，形勢在變化，我們黨要不斷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必須緊跟世界發展進步的潮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堅決解決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三個代表'的要求，其出發點和著眼點就在這裡。”

　　“三個代表”的基本理念，這三句話，是如此的簡明，又是如此的熟悉，集中概括了中國共産黨的性質、宗旨，揭示了中國共産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它同時充滿新意，具有強烈的時代感。以此為根據，中國共産黨實現了自身建設的理論創新。

　　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行深入闡釋，在中國道路上留下深刻印跡的一篇重要文獻，是江澤民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8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

　　這篇講話，已經過去了10多年，但翻開這篇文獻，人們仍然能夠感受到中國共産黨人與時俱進的品格和理論創新的勇氣：我們黨要始終成為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同時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我們是最低綱領與最高綱領的統一論者；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是最要緊和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絕不允許形成既得利益集團；我國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廣大人員，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産、有多少財産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後的標準，等等。

　　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觀點，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又説出了老祖宗沒有説過的新話，根據新的形勢進一步明確了黨的性質、宗旨、目標和動力。這些新思想、新觀點付諸實踐，增強了黨的階級基礎，擴大了黨的群眾基礎和社會影響力。在世界上一些長期執政的大黨老黨因不適應形勢變化紛紛下臺時，中國共産黨及其引領的中國道路以嶄新的面貌進入了新世紀。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當代世界和中國的發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成為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全部理論創新的象徵和靈魂。

　　2002年，中國共産黨迎來了新世紀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黨的十六大。這次大會，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確立為我們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江澤民同志在大會上的報告中，進一步闡明了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強調關鍵在堅持與時俱進，核心在堅持黨的先進性，本質在堅持執政為民。報告深刻分析了我們黨和國家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科學作出了新世紀頭20年是我國一個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重大判斷，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這是一個推進社會全面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目標，充分體現了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

　　面向新世紀新階段，有了科學理論的指導和宏偉藍圖的激勵，全黨和全國人民更加滿懷信心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前進。

　　發 展

　　與時俱進的中國共産黨，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實現了領導集體的平穩過渡和順利交接。胡錦濤同志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在中國即將開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的征程時，人們希望看到中共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執政風格和中國道路的走向。在討論黨的十六大報告稿時，胡錦濤同志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中國共産黨要走的道路，就是鄧小平同志開闢的、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併發展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2002年12月5日，胡錦濤同志和新的中央書記處全體成員來到了西柏坡。53年前中共中央就是從這裡出發進北京，開始執掌全國政權的。在這裡，胡錦濤同志引述了毛澤東同志的一段名言：“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

　　果然，新的考驗很快就到來了。2003年初，一場非典型性肺炎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肆虐成災。這是一種新發現的傳染病，傳染性強，沒有特別有效的預防治療辦法，加上中國人口多、流動性大，一些地方和部門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上準備不足，疫情很快蔓延到中國大部分省區市，廣東、北京等地的疫情尤為嚴重。

　　4月，在“非典”疫情最嚴峻的時刻，胡錦濤同志來到廣東考察。一面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快速發展，一面是“非典”疫情難以控制給人民群眾生命帶來嚴重威脅，而我們的很多措施還跟不上，一些方面還落後於經濟的發展。

　　我們要的是什麼樣的發展？怎樣才能實現人民滿意的發展？

　　在聽取廣東省委、省政府彙報後，胡錦濤同志感慨地説：“新世紀新階段，包括廣東在內的東部地區正處在一個新的發展起點上，面臨著新機遇、新挑戰、新任務。我們要認清形勢，進一步增強加快發展、率先發展、協調發展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堅持全面的發展觀。”

　　這是“發展觀”一詞第一次出現在黨的最高領導人的講話中。

　　一個新的詞彙，可能成為一個核心的概念，一個核心概念則可能導致一場理論創新。

　　2003年7月28日，全國防治“非典”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在這次會議上，胡錦濤同志對發展觀的問題進行了闡述：“我們講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這裡的發展絕不只是指經濟增長，而是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全面發展。我們要更好地堅持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

　　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一個新的發展觀的雛形，就這樣呈現在了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

　　2003年，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黨中央將這一發展觀正式命名為科學發展觀。這次會議通過的決議，將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確立為改革和建設的重要指導方針和原則。從這時起，“以人為本”成為了中國道路上的又一個關鍵概念。

　　科學發展觀提出“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強調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學地回答了“靠誰發展、為誰發展”的問題，是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唯物史觀和中國共産黨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的生動集中的體現。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抗擊“非典”帶來的啟示，但“非典”畢竟是偶然因素，主要的還是我們國家經過20多年改革開放，經濟社會發展到了一個關口，遇到了許多新的矛盾和問題，呈現出新的階段性特徵。如我國經濟發展的規模很大、速度很快，但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人民生活得到普遍提高，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趨勢還沒有根本扭轉；民主法制建設與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形式、社會利益格局都發生了深刻變化，但社會管理和建設還跟不上，等等。這些問題和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時解決，不僅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難以實現，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也難以為繼。科學發展觀就是為解決這些問題提出來的一個總思路，總的答案。

　　實踐給我們提出了新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對實踐的思考和總結，又為我們提供了解決問題的新的視角和方法。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理念開啟了中國道路上新一輪的理論和實踐創新。

　　由於我國的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不協調，社會建設一直是我們發展道路上的短板。在貫徹科學發展觀的過程中，社會建設首先獲得重大突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次將社會建設納入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總體佈局，由“三位一體”成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四位一體”，進而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此後，和諧成為了中國道路上新的悅人的旋律。

　　“和為貴”、“和而不同”是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它要求承認矛盾和差異，最大限度地協調各種矛盾，使社會保持發展活力同時穩定有序。科學發展觀在處理當今社會複雜矛盾與問題時從這裡找到了靈感和智慧。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作了部署，社會和諧昇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對於我們將要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胡錦濤同志用簡短樸實的語言進行了描述：“要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這一描述使得社會主義社會更加親切，更加現實。

　　對內堅持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對外堅持和平發展，兩個方面密切聯絡、有機統一。沿著這一思路，胡錦濤同志把和諧的理念帶給了世界。他在聯合國成立60週年首腦會議上向世界宣示：“我們應該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推動各國根據本國國情實現振興和發展；應該以平等開放的精神，維護文明的多樣性，加強不同文明的對話和交流，協力構建各種文明兼容並蓄的和諧世界。”

　　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和平發展。科學發展觀提出以來，其內容在實踐基礎上不斷豐富，它的一些關鍵詞彙，比如：以人為本，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創新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生態文明，推動建設和諧世界等等，正在日益成為影響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中國的決策以至中國道路未來走向的重大戰略思想。

　　2007年，中國共産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同志用4句話40個字，對科學發展觀進行了高度概括：“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

　　這幾句話，內涵深刻，簡潔明了，但卻來之不易，彌足珍貴。學習十六大以來黨的重要文獻可以看到，胡錦濤同志圍繞科學發展觀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從各個方面深刻闡述了科學發展觀的歷史地位、時代背景、科學內涵、精神實質和根本要求。

　　科學發展觀，是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總結我國發展實踐，借鑒國外發展經驗，適應新的發展要求提出來的。它是對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於發展的重要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使中國的發展道路更加明確了。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世界上開始了關於中國道路的討論。這看起來是巧合，其實有著內在的邏輯。實踐上的輝煌成就，理念上的獨特魅力，必然使中國的發展道路引起世界的關注。

　　科學發展觀，為我們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指明了方向。為了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黨的十七大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進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的新要求。

　　黨的十七大以後，科學發展觀進一步轉化為全黨的自覺行動。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中，黨和國家各個領域的工作逐漸形成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專題研究部署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工作，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著力提高我們黨領導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能力。

　　這一時期，來自國際國內經濟政治以及自然界的嚴峻困難和挑戰接連不斷，特別是汶川特大地震和國際金融危機。這些困難和挑戰，既考驗著我們黨領導科學發展的能力，也推動著科學發展觀理論不斷發展完善，加深了我們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這一進程的顯著成果，是提出和實施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思想和舉措。黨中央提出：“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推動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2010年，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把這一要求進一步具體化到“十二五”規劃建議中。

　　科學發展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走科學發展的道路已經成為全黨的共識。

　　持續的開拓、積累和創新，使中國共産黨對“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的認識越來越清楚，從而為中國道路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通過科學發展觀這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理論成果，中國人民對自己追求的目標、遵循的原則、思想的方法，以及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更加明晰，更加充滿信心。

　　隨著這條道路的不斷開拓和發展，作為領路人的中國共産黨，愈加感到道路問題的重要性，更加重視對自己走的這條道路的總結和概括。胡錦濤同志説：“道路問題是關係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道路就是黨的事業的命脈。我們黨領導的革命、建設、改革事業都經歷了尋找正確道路的艱難過程。”

　　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同志用“三個永遠銘記”，讓人們記住了幾代中國共産黨人為開拓這條道路作出的貢獻。同時，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作出了完整的概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週年大會的講話中，胡錦濤同志系統闡述了改革開放“十個結合”的基本經驗。這是我們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過程中形成的極為寶貴的財富。

　　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90週年大會的講話中，胡錦濤同志對我們黨的奮鬥歷程進行了回顧和總結，把我們黨90年的成就概括為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並深刻闡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的豐富內涵。

　　曆盡天華成此景，人間萬事出艱辛。

　　回顧中國共産黨90多年的歷史，梳理黨的重要文獻，學習胡錦濤同志的重要講話，展現在我們面前的中國道路十分清楚。這條道路，它的開端是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共産黨的成立；它的指向是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它的實踐基礎是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歷程；它的豐富內涵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兩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它的思想靈魂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

　　從上海到井岡山，從井岡山到延安，從延安到西柏坡、到北京，從北京走向世界。不懈的探索和追尋，無數的鮮血和汗水，光榮與夢想，責任與擔當，一路奮鬥，一路暢想，中國共産黨人肩扛使命，立足實踐，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開拓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

　　這條道路在不同的時段有著不同的風景和不同的內涵。

　　在這條道路上，人們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力量，看到了領路的中國共産黨人的志向和邏輯。

　　沿著這條道路，中華民族已經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中國人民的生活已經達到了小康。再過9年，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年時，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會將在中國建成。再過37年，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將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我們已經成功地走出了一條道路。90多年的歷史告訴我們：這條道路來之不易，今後的路還很長，也不會平坦。但只要我們始終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堅定不移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就一定能夠實現我們的奮鬥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