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拐賣兒童案件涉及的人員多、鏈條長、地域廣，偵查線索很容易中斷，被拐的兒童流向難以確定，證據情況不夠理想，致使當前深圳檢察機關辦理拐賣兒童犯罪案件遭遇困難。這是記者近日從廣東省深圳市人民檢察院了解到的情況。

　　儘管近3年來，深圳市檢察機關對38件拐賣或拐騙兒童案件提起公訴，49名被告人得到了應有的懲罰。然而，仍然有很多家庭遭遇了骨肉分離之痛，他們的孩子至今不知飄零何方。

　　每個丟失的孩子背後，都是一個家庭的滅頂之災，都是一場血淚的人間悲劇。

　　拐賣案件多發生在城郊接合部

　　深圳市人民檢察院法學博士黃勇告訴記者一組數據：2009年至今，全市檢察機關以涉嫌拐賣兒童罪批准逮捕24件36人，提起公訴25件34人；以涉嫌拐騙兒童罪批准逮捕16件16人，提起公訴13件15人。檢察機關辦理的這些案件，85%以上發生在寶安區和龍崗區。

　　犯罪嫌疑人王某林等3人為牟利，商定拐賣老鄉徐先生的孩子。3人來到深圳寶安區西鄉街道固戍社區徐先生開的店舖，用糖果逗徐先生4歲的兒子玩，趁徐先生不注意時將孩子抱走。王某林將小孩帶到廣東省佛山市姐姐家裏，謊稱是朋友的孩子，要找人收養。其姐夫得知此事，斥責他們為什麼要把孩子給人，並催促他們離開。王某林等人見一時找不到下家，就將小孩遺棄到當地一家小店門口。該案經寶安區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後，2012年4月5日法院作出判決，其中王某林被以拐賣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罰金1萬元人民幣。

　　“寶安和龍崗地處城郊接合部，流動人員密集，孩子沒有固定人員看管，容易丟失。”本案承辦人、寶安區檢察院檢察官張小芹提醒市民説，不少拐賣兒童案件都是“熟人”作案，其中包括鄰居、老鄉、房客等。由於雙方認識，孩子父母往往疏于防備，小孩很容易被拐走。“因此，如果有外人要帶孩子出門玩耍，父母一定要留個心眼，防止發生意外。平時可以假設一些情景，對孩子進行反拐演習，增強孩子的防範意識。”

　　嫌疑人單線聯絡困擾抓捕解救

　　檢察官告訴記者，深圳絕大部分拐賣兒童案件屬於犯罪嫌疑人臨時起意，但仍有極個別的拐賣兒童團夥從拐騙、中轉、仲介到販賣，形成了分工明確、銜接緊密的利益鏈條。由於犯罪嫌疑人多是單線聯絡，公安機關偵查、抓捕、解救的難度都很大。

　　犯罪嫌疑人“唐哥”先後將3名女嬰交給李某強，李某強指使張某新分3次帶著嬰兒從廣東省廉江市乘坐大巴到深圳，從深圳中轉到河南安陽，再坐車前往河北邯鄲，通知當地接頭人“吳姐”將嬰兒接走轉賣。每成功“運輸”一個小孩，他們可獲利1000元人民幣。

　　張某新第三次運輸女嬰時，在深圳機荷高速公路鶴州收費站被抓獲。公安機關順藤摸瓜，又將李某強抓獲。然而，處於鏈條上遊和下游的“唐哥”、“吳姐”卻就此銷聲匿跡。寶安區檢察院根據現有證據提起公訴後，2011年，李某強、張某新被法院以拐賣兒童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五年，罰金5000元人民幣。

　　在另一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楊某雄、趙某芳拐賣了鄰居倪先生出生僅46天的兒子並獲利12000元人民幣。參與仲介、中轉、販賣環節的分別有綽號為“朱古”、“老頭”、“賈三婆”的人，均從中分得利益。經寶安區人民檢察院起訴後，2011年，楊某雄和趙某芳分別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7年，罰金1萬元人民幣。但是，由於“老頭”、“賈三婆”等知悉孩子下落的嫌疑人沒有落網，孩子迄今未能找回。

　　非婚生孩子易被親生父母拐賣

　　孩子本是父母的寶貝，但令人想不到的是，有的父母卻親手賣掉了自己的寶貝。

　　被告人吳某明已婚，兒女俱全。其在外結識江某後，以夫妻名義同居。2006年，江某生了一個男孩，因小孩患病，吳某明稱將其送回老家治療，江某從此再未見到兒子。2010年，江某又生了一個女孩。吳某明以上戶口為由，從江某手中騙走孩子，隨後隱瞞了孩子的身份，通過中間人介紹，以9000元人民幣的價格將其賣掉。2011年，經寶安區檢察院提起公訴後，法院以拐賣兒童罪和重婚罪數罪並罰判處吳某明有期徒刑5年6個月，並處罰金1萬元人民幣。

　　少女玲玲未婚先孕，來到一家無牌無照的私人診所生産。孰料非法行醫的劉某把發財的主意打到男嬰身上，花言巧語説服她將孩子以2萬元人民幣賣給自己。不久，劉某又為女子鳳花接生一女嬰，經其介紹，以6000元人民幣賣掉該女嬰。不料女嬰健康欠佳，又被“退貨”。劉某到處以“男嬰5萬、女嬰3萬”的價錢兜售孩子，最終被公安機關抓獲。

　　寶安區檢察院檢察官歐陽山分析，“在被親生父母販賣的孩子中，非婚生的孩子佔一定比重。有的是因為父母關係不穩定，為避免孩子成為自己的拖累或者對方要挾的砝碼而賣掉了孩子；有的則是缺乏撫養孩子的能力，或者無法承受家人的責難及社會的歧視，迫於種種壓力賣掉孩子。孩子是無辜的，卻不幸成為大人不負責任的犧牲品”。

　　嫌疑人主觀故意很難得以證實

　　儘管公檢法機關都十分重視打擊拐賣兒童犯罪，但是檢察官告訴記者，打拐案件辦理有較大難度。

　　“拐賣兒童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要具有出賣的目的，但犯罪嫌疑人在抱走孩子那一刻的主觀故意很難證實。”龍崗區檢察院檢察官羅淑君説。

　　在一起父親販賣親生兒子的案件中，檢察機關本來以拐賣兒童罪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但犯罪嫌疑人庭上翻供，稱其並無拐賣兒童的想法，只是以賣孩子為名騙點錢花。最終法院以詐騙罪對其定罪處罰。

　　檢察官歐陽山認為，由於拐賣兒童案件涉及的人員多、鏈條長、地域廣，偵查線索很容易中斷，被拐的兒童流向難以確定，證據情況不夠理想，也使檢察機關在證明犯罪事實時遭遇困難。

　　被告人何某(已判刑)在龍崗區橫崗一家髮廊將被害人劉女士的女兒抱走，薛某具有為其聯絡買家的重大犯罪嫌疑。然而，薛某落網後矢口否認其和何某認識，更不承認賣過孩子。最終由於證據不足，檢察機關依法對薛某作出存疑不起訴的決定。

　　痛失愛子後，很多父母都血淚呼籲要嚴打買方市場。黃勇博士告訴記者，刑法對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的行為規定了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如果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有買方市場才會有賣方市場。如果法律不能對買方市場産生足夠的震懾作用，拐賣兒童的行為很難絕跡。”

　　在破案後，有的被拐小孩因為父母不明，只能暫時安置在社會福利中心之類的機構。黃勇博士建議説：“政府要加大投入，儘快建立失蹤人口信息資料平臺和失蹤人員DNA信息庫並全國聯網，以便發現失蹤的孩子後能及時對比。同時，相關部門也要進一步提升異地協作能力。”

　　民間力量參與打拐應引起重視

　　犯罪嫌疑人胡某與中間人歐某合謀賣掉自己一歲七個月大的兒子，遂通過互聯網發佈信息，謊稱“朋友的孩子，家裏太窮了，養不起，要兩萬元收養費”。打擊拐賣兒童志願者雷先生在百度貼吧看到該帖子後，就假扮買家通過QQ與其聯絡。商定好交易的時間和地點後，雷先生通知了派出所。

　　雷先生來到交易地點寶安區寶城九區，只見到歐某，並未看到孩子。歐某稱怕遇到公安，沒有帶孩子過來。經過週旋，歐某帶著雷先生走出一段路，與抱著孩子的胡某會合。公安機關迅速將兩人抓獲，孩子被送回母親身邊。2011年，經寶安區檢察院提起公訴，法院對胡某和歐某作出有罪判決。

　　“在打拐中，民間力量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令人刮目相看。像去年初微博上掀起的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的活動，全國有很多網友參加，幫助一大批失散的孩子重歸親人的懷抱。”黃勇博士説：“打拐是全社會共同面對的課題，不能靠一兩個機關單兵作戰。深圳要更加重視發動民間力量參與打拐，加強政府和民間的通力合作，推動社會各方面形成打拐合力，為孩子們鋪就一條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