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光明網，轉引自：《書摘》2011年03月01日，作者：散木，原題：《也説蔡和森“慘烈就義”》

    最近看到國防大學教授徐焰先生在《北京青年報》發表的《蔡和森：湘才子慘烈就義》的文章，文中提及“1931年6月間，原先負責中央保衛工作的叛徒顧順章，帶特務到香港，抓捕了蔡和森，並由港英當局將他引渡給廣東軍閥。在廣州獄中，蔡和森受盡酷刑，堅貞不屈，最後，他的四肢被釘在墻上，敵人用刀把他的胸脯戳爛。他犧牲的日期已不知曉，殉難的慘烈也是很久後才打探出來的”。

    關於中共早期卓越領導人之一的蔡和森是如何犧牲的，迄今説法不一，而且大多是取自傳聞，有人曾在中央檔案館查尋過，但遍尋無蹤，而採訪眾多當事人或烈士親屬也無定論，於是，它竟成為一樁“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懸而未解的歷史之謎”（韓泰華《蔡和森的被捕與犧牲的歷史情況》，《中共黨史資料》2003年第1輯）。那麼，徐焰先生文章中所述的情節是如何得來的呢？即烈士“殉難的慘烈也是很久後才打探出來的”，則可惜作者沒有提供相應的細節。不過，關於蔡和森的“慘烈就義”，一直就有似乎是定論的許多版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如《蔡和森傳》（湖南人民出版社l980年版）一書中所述，敵人對烈士的種種酷刑——“釘”、“剮”、“戳”等等，可謂殘酷之至。不過，歷史研究應該而且必須將研究對象還原于具體的歷史場景去考察，比如李大釗和蔡和森、方志敏和瞿秋白等等，都有不同的犧牲場景。

    如果仔細考察的話，在現有介紹和描寫蔡和森烈士犧牲過程的許多書籍中，一些細節就是不同的。比如，有的説蔡和森自“八七會議”後奉命赴中共北方局指導工作，1931年又赴香港領導和恢復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在這一時期，蔡和森成為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追捕的重點對象之一，終於1931年6月“中統”特務發現了蔡和森的蹤跡，陳立夫馬上指使幾名“中統”特務攜叛徒顧順章追到香港，勾結港英當局，秘密逮捕了蔡和森，並將他押回廣州。在關押期間，“中統”特務對他施盡各種酷刑。蔡和森則拒不透露黨的任何機密。為了撬開蔡和森的嘴，國民黨軍警和特務們把他強行拉到獄中的墻邊，然後將幾顆長鐵釘擺在他的面前，對他進行恐嚇。蔡和森寧死不屈，於是，沒有人性的國民黨軍警和特務竟將蔡和森的四肢釘在墻壁上，再用刺刀將他活活戳死！（《政治殺手陳立夫》，花山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這是有關傳記中最多的一種説法，作為烈士親屬的劉昂在《浩氣貫天地，風雨送徵船——緬懷蔡和森同志》（載《回憶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文中，也沿用了這一説法。還有一種説法：1931年，蔡和森在主持中共廣東省委工作期間，不幸在香港被捕，同年在廣州監獄裏受到國民黨的嚴刑拷打，“最後他被敵人用鐵釘將四肢釘在壁上，挖去雙眼，割去耳鼻，胸部被刺刀戳得稀爛，再用刑刀刺死”。那麼，以上説法的“母本”呢？

    就筆者的考察，以上種種描寫，幾乎都取自1936年（或1935年）莫斯科共産國際一本刊物上署名為“李明”的文章《紀念蔡和森同志》，作者“李明”就是當時任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成員、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的李立三。後來《回憶蔡和森》一書也收有李立三的這篇文章，文中提及蔡和森“在1931年夏季，任中央代表赴香港指導廣東工作，未及兩月為英帝國主義所探悉而被拘捕，從此消息杳然，或謂為陳濟棠劊子手所槍斃，或謂為英帝國主義所暗害”。文中還稱“敵人將其四肢攤開，釘在壁上，活活打死，胸脯刺爛”。由於這是出自當時中共領導人之一李立三的文字，加之又是在烈士犧牲後短短數年內的文字，因而帶有一定的“權威性”，此後它就當然地成為各種介紹和宣傳蔡和森烈士犧牲過程的一個“母本”，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它並沒有引起人們的絲毫懷疑。

    不過一般來説，如果要對歷史案件予以審讀的話，所憑藉的材料一是要從歷史檔案中發掘，再就是依據當事人的回憶或口述。關於蔡和森烈士的犧牲，其早年友人沈宜甲在《我所知道的早期之蔡和森》一文中説：“和森被害我不知詳情。有雲一九三一年由香港押回廣州，一槍畢（斃）命。此乃蕭子升告我的。又有雲為亂刀砍死。”這裡一説是“一槍斃命”，消息來源是蔡和森的舊友蕭子升（即蕭瑜，湖南湘鄉人，蕭三的哥哥，毛澤東和蔡和森在“湖南一師”時的好友，而毛、蔡、蕭，當年有所謂“湘江三友”之稱，蕭、蔡後赴法勤工儉學，蕭晚年著有《我與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另一説“為亂刀砍死”，是沈宜甲從各種紀念文字中獲知的。按説當年蔡和森的被捕和犧牲，都是在極端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國民黨當局從香港引渡蔡和森，以及在廣州審問和處決蔡和森，都不可能對外聲張，甚至進而去刻意宣傳，這是顯而易見的。此外，迄今也未見有烈士犧牲時的見證人的回憶，於是，“蔡和森烈士是如何犧牲的”這一問題就缺少了最接近歷史現場的記錄。顯然，能夠説明問題的，只有歷史檔案。後來終於有黨史工作者發現了有關的敵檔資料，即國民黨廣東當局1931年8月關於蔡和森案的“原呈”密報以及化名“胡世輝”的蔡和森的“供詞”，這也就成了最能説明問題的第一手材料了（韓泰華《蔡和森的被捕與犧牲的歷史情況》）。

    在廣東國民黨當局1931年8月中旬簽發的“原呈”密報中，有如下記述：“本年六月十日，梁（指特別偵緝隊的梁子光——引者注）由該員等合同港警探，在港洛克道四百六十四號三樓，破獲赤匪海委機關一起，拿獲赤匪要犯趙普生、方世林、李慶全、林劍彩、胡世輝（即蔡和森——引者注）、李丙等六名，並搜獲赤匪文件刊物，均留押在港政府。再經赴港交涉，旋由港政府通知，定於六月十二（日）晚，將赤匪首要胡世輝一名秘密遞解出境，復經預派隊員霍保、鄧冠等，由港跟蹤去東安港輪將其拘獲。解辦前來。當經（審）訊，據該犯胡世輝即蔡和生供稱：年三十七歲，江西萍鄉縣人，直認前在萍鄉縣立中學校畢業，曾充小學校教員，又曾在北京大學肄業。民國十五年往南洋吉隆坡埠，曾在兢業兩（高）等小學（任）教員。於民國十五年七月，由羅俊介紹我加入馬來共産黨。（民國）十六年八月，曾負責兢業學校支部書記。（民國）十八年春季，又改負責共黨南洋臨委委員兼宣傳部長。直至今年（即1931年——引者注）四月，因共黨廣東省委各機關以及負責人多被破獲，當由中國共産黨中央寫信寄去馬來共産黨中央。聲明此事，請派三數幹部同志來港。聽候廣東省委分配工作。今年五月，由馬來共黨中央派我來港，並囑我如到港時，通訊往灣仔洛克道四六四號三樓王世榮收，廣東省委便有人找接頭。我到港時依（囑）迅（速）通訊，果有省委組織部長萬俊找我接頭談話，並派我為負責省委宣傳部幹事。現又正由共黨中央派我為負責廣東省委委員。本指定李一秋為省委書記，因李一秋在滬未到，又由共黨中央指定我為負責代理省委書記（即主席）。”在該“原呈”密報中，還有“並供開有在港澳各縣之赤匪姓名、住址，以及赤匪活動等情形”，但“業經密飭職隊派駐港澳密探等設法查拿，尚未查獲”等記述。顯然，這裡所説的“尚未查獲”的原因，是由於蔡和森所供出的人名、地名等都是不真實的。

    這一份“原呈”的密報，最後特別強調道：“除將該匪胡世輝即蔡和生一名。當經于（1931年）八月四日執行槍決。並飭嚴緝供開赤匪歸案究辦，另據情分呈。”有論者謂：從上述摘引的“原呈”密報以及“胡世輝即蔡和生供（詞）”等敵檔資料中，可以説明以下幾點：第一，蔡和森是1931年6月10日在香港被英帝國主義當局逮捕的。第二，同年6月12日晚，他由香港被秘密引渡到廣州。第三，關於蔡和森最後被殺害的情況，並非像李立三文章中所説“敵人將其四肢攤開，釘在壁上，活活打死，胸脯刺爛”，而是1931年8月4日在廣州被“執行槍決”的（也就是説，徐焰先生文中所説烈士“犧牲的日期已不知曉”其實是可知的）。第四，從“胡世輝即蔡和生供（詞）”這份敵檔資料看，它不是蔡和森的親筆供述，而是審訊筆錄，“可以看得出，當時蔡和森並沒有主動向敵人供出什麼真實情況”（韓泰華《蔡和森的被捕與犧牲的歷史情況》）。

    2008年湖南湘潭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李永春編撰的《蔡和森年譜》，烈士犧牲的具體經過，書中就徑取了檔案的證據。

    關於蔡和森烈士的犧牲過程，如果有新的歷史資料出現，當然還可以討論。

    此外，以前傳説中的“方志敏在獄中遭受酷刑”這一結論現在也得到了糾正。據一位烈士家鄉（江西省弋陽縣）的黨史工作人員考察（陳家鸚《關於方志敏生平介紹幾個訛誤的辨析澄清》，《文匯報》2010年2月28日），此係後人的誤傳，依據是：“首先，從方志敏在獄中（南昌軍法處看守所內）撰寫的《可愛的中國》、《獄中紀實》等著作和文稿（含密寫的）來看，作者筆觸多處涉及自己被敵人審訊的情形以及獄中的生活感觸，卻沒有一處説自己遭受敵人施刑，反而稱自己‘是一個重要的政治犯，官廳為著要迅速改變原來的主義信仰’，看守所將關押他的囚室‘從普通號搬到優待號來’。”“其次，從當時在獄中供職人員淩鳳梧、高家駿（即高易鵬）等以及與方志敏同被羈押在看守所優待號並有密切交往後又為方志敏傳送獄中文稿的胡逸民留下的回憶文字來看，也只字未提方志敏有受刑的情況。不少採訪者就‘方志敏在獄中是否遭受敵人用刑，這一問題主動問及淩、高、胡等知情人，回答幾乎是一致的，也就是沒看見也沒聽説過。另外，從與方志敏同期被俘被關押在同一監獄的紅軍將士倖存者喬信明等人的回憶錄中，也沒反映方志敏在獄中受刑的情況。”那麼，“方志敏在獄中遭受酷刑”這一説法的“母本”何在呢？作者認為是1936年1月29日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一篇署名“陽樸”的文章《革命先驅方志敏》以及另一篇署名“哈馬丹”的《中國民族英雄方志敏》，“據考，這兩篇文章均出自遠在異國他鄉中共個別領導人之手”，“他們通過多次輾轉才獲得方志敏被俘入獄的消息以及方在敵人面前經受了威脅利誘的考驗而決不屈服，最終遇害。至於烈士在獄中的具體情況，缺乏了解。他們僅憑烈士曾受到‘威脅逼迫’而揣度，烈士‘在獄中遭受酷刑’，可文中都沒具體説明方烈士是在何種情況下受刑以及受敵人的何種刑法（諸如拷打、烙燙、綁吊、坐老虎凳等）”。因此，作者認為“方志敏在獄中遭受酷刑”的説法是沒有依據的，而且“方志敏的親密戰友邵式平1937年1月在延安為方志敏被俘二週年紀念而撰寫的文章中，只字未提烈士在獄中受刑之事。方志敏的堂弟並一直追隨方志敏投身革命的方志純。生前寫過許多回憶錄和紀念文章，都未稱方志敏‘在獄中遭受酷刑’”。

    蔡和森、方志敏兩位烈士的犧牲情狀，原來都是由遠方莫斯科個別中共領導人的主觀臆想而來，——當然，這應該是由“政治正確性”而來的了。筆者雖然至今還不解當年在莫斯科的李立三等人通過什麼渠道獲知蔡和森、方志敏犧牲的具體細節，這些細節是否在傳輸時已有變形以及是否出於某種需要。這種文字敘述在聲討敵人、褒揚烈士之餘，也有一些帶有殘酷性質的“意圖倫理”的成分，只是這便説來話長了。

    （摘自《歷史學家茶座》，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版，定價：1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