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商務部長陳德銘出席在釣魚臺國賓館舉行的“2010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併發表演講。演講主要內容如下：

　　一、開放的貿易是促進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力量

　　過去一年，受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世界經濟經受了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為嚴峻的挑戰。在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激勵下，國際經濟形勢出現一些積極變化。全球貿易額在2009年經歷約22%的降幅之後，近期也逐步呈現回升勢頭。例如，2009年四季度德國出口額環比強勁上漲3%，貿易凈值為GDP貢獻了兩個百分點。2010年1月，日本出口同比增加40.9%，其中對亞洲勁增68.1%，當月實現貿易順差852億日元。韓國1月份出口同比增長47.1%，創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最大單月增幅。這一輪全球貿易復蘇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內需大幅增加，拉動了相關經濟體的投資品和中間品出口率先回升。今年前兩個月，中國進口同比增長64%，其中來自美國、歐盟和日本的進口分別增長37%、35%和48%，來自俄羅斯、馬來西亞等國的進口還翻了一番，對促進相關國家的經濟增長髮揮出積極效應。這些事實説明，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各國經濟相互依存、相互影響，開放的貿易對於促進全球經濟復蘇具有重要作用。

　　我們注意到，隨著世界經濟逐步走出危機底部，各國對國際貿易表示出更大關注。不僅發展中國家重視，發達國家也展現很高的雄心水平。與80年前的大蕭條相比，目前全球貿易、投資和金融相互關聯的程度之深、影響之大，遠遠超過上一次，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脫離全球經濟單靠自身實現復蘇。如果我們堅持奉行公平、自由、開放的貿易理念，既積極鼓勵國內産業發展、做大全球市場“蛋糕”，又最大限度地參與國際分工，保持國際貿易渠道的便捷和暢通，公平合理地分配“蛋糕”，將有助於促進全球經濟的復蘇進程，推動世界經濟走上全面、持續、平衡發展的軌道。反之，如果一國堅持零和博弈的觀點，忽視全球化條件下的相互依存，就會出現一損俱損的局面。如果借此大搞形形色色的貿易保護，搞不好會重蹈上世紀30年代保護主義氾濫的覆轍，使全球經濟面臨“二次觸底”的危險。

　　二、理性看待危機和全球經濟失衡的關係

　　此次金融危機的影響如此廣泛和深刻，促使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認真思考：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次危機？我認為可以從三個層面去認識。首先，這是世界經濟運行週期性調整的結果。根據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等學者的經濟長週期理論，由産業革命和技術創新引發的經濟長週期波動，大致是40－50年時間。到本世紀初，隨著全球化制度紅利和信息技術革命效應不斷遞減，世界經濟已經到了下行階段。其次，全球治理結構不完善加劇了經濟波動的幅度。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信息網絡技術革命推動下，國際分工快速發展，商品交換半徑越趨擴大，逐漸形成了全球範圍的生産和交換網絡。在全球治理缺少有效機制的情況下，生産和消費不均衡的矛盾加劇了經濟週期的波動幅度。第三，金融監管缺失成為誘發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近年來，在金融創新和投機因素的雙重推動下，虛擬經濟過度發展，這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加快資金流動，促進資源有效配置，但更因高杠桿化率而孕育著極大的風險。隨著市場內部風險不斷累積，爆發系統性危機也就成為必然的事件。

　　國際上，有輿論將此次危機歸結為以貿易收支不平衡為主的全球失衡問題。這是一個相對片面、十分狹義的理解。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失衡不僅表現為部分國家儲蓄消費失衡、貿易收支失衡，更表現為世界財富分配失衡、資源擁有和消耗失衡、國際貨幣體系失衡等一系列深層次、結構性的問題。導致失衡的原因是複雜的、多方面的，其根源是南北發展的嚴重不平衡。即使從單一的國際收支角度來分析，按照現代市場經濟中企業以銷定産、消費在一定意義上決定生産的理論，如果主要消費國政府不能有效保持貨幣的持續穩定，任由泡沫無節制發展，最終也會導致經濟失衡和危機的發生。

　　這段時間，個別國家總是把眼光盯著中國的貿易，並寄希望於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來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這個論調忽略了兩個基本事實：第一，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都表明，一國本幣升值對調節貿易收支的作用有限。2005年至2008年，人民幣匯率升值約20%，中國貿易順差不降反升；2009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中國貿易順差反而大幅下降了34.2%；今年1－2月，中國貿易順差下降了50%，我個人預計今年3月份中國的貿易甚至可能會出現逆差。在這方面，我們還可以看看歷史上德國馬克和日元升值後的情況。第二，中國的經濟發展一直是與各國分工協作、利益共享的過程。在以中國為節點的國際分工鏈條上，中國通過初級原材料進口帶動相關國家的産業發展；通過大量的中間品進口為周邊國家和地區創造了貿易順差；通過資本品、奢侈品和服務貿易進口為發達國家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中國還在加工貿易、跨國投資等各個層面，與各國分享著發展與合作的空間。2009年，全球貿易額下降22%、中國出口下降16%、進口下降11.2%。但是，從有關經濟體海關數據來看，澳大利亞、南非、巴西、土耳其等國對華出口仍保持了兩位數以上的正增長；歐盟、美國對華出口也僅分別下降1.53%和0.22%。當前，全球經濟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多，中國經濟回升基礎仍不牢固，強壓一國貨幣升值對彼此都沒有好處，是非理性的選擇。

　　三、全球經濟協調發展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

　　回首世界經濟的發展史，歷次危機都是進行理論反思、政策調整和實施變革的良機。當前，各國紛紛著眼于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體制性、結構性矛盾，加快推進新産業革命的步伐，努力尋求技術創新和經濟結構升級的有效突破口，更加注重擴大內需，增強發展的內生動力。

　　作為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中國也在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2009年，中國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2.53萬億元人民幣，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6.9%，創1986年以來的最高實際增速，對GDP貢獻率達到52.5%。預計今年國內市場規模將達到2萬億美元，遠遠高於中國的出口總額。今後，中國將進一步擴大開放的廣度和深度，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不斷擴大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和國內緊缺物資的進口，積極促進國際收支平衡；通過擴大服務領域的進一步開放、推動企業“走出去”等途徑，與各國加強互利合作。隨著中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推進，將為經濟增長釋放出一個長期而龐大的內需市場。在華投資的跨國企業是中國的企業法人，它們的産品是“中國製造”産品，將與其他企業共同分享這一巨大的市場機遇。

　　實現全球經濟更加平衡、協調的發展，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借此機會，我想提出三點建議：

　　第一，秉持自由、開放的發展理念。“開放”，既是指一個國家對國際交往和經濟合作採取積極推進的態度，也是指政府放寬管制，注重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過去半個多世紀尤其是近二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使各國的受益總體大於損失。今後一個時期，各國更應堅定開放信念，積極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進程，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保護主義，共同鞏固全球經濟復蘇的良好勢頭。

　　第二，加快推動多哈回合談判。多哈談判早日取得公正、平衡的結果，既是建立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客觀要求，也是促進全球經濟平衡發展的根本路徑。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均應著眼長遠，拿出更大的誠意和決心，推動實現商品、資本在國際間有規則的自由流動，不斷提高全球協調與治理水平，從根本上提高各國國際競爭力及全球經濟的抗風險能力。

　　第三，各國共享轉變發展方式的機遇。當前，各國正在加快推進新産業革命，開發清潔能源和低碳技術，實施互聯網、物聯網融合和“雲計算”戰略，全球正處於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前夜。國際社會應共享合作發展機遇，同時警惕形形色色變相的保護主義。中國願與各國産業界、企業界和專家學者開展交流、共享機遇，共同為推動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做出努力。

　　演講結束後，陳德銘還就多哈回合談判、人民幣匯率等問題回答了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史蒂芬羅奇等與會人士的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