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竹小學所有的老師和學生都在這間教室裏

楊生祥

古竹小學的所有老師和學生，圖中的長者是劉銘海

賴錦娥

　　在廣東省，15萬教師分佈在粵東和粵西北的廣袤山區裏。長期以來，他們默默無聞，但卻是山裏孩子享有受教育權利的基本保障。

　　他們當中，有的已經與深山為伴近半個世紀。或許沒有張麗莉那樣感天動地的壯舉，但幾十年如一日堅守平凡、埋頭奉獻的這些山村老師，有著另一種令人震撼的偉大。

　　採訪中，“我走了這些孩子怎麼辦？”這句話時常被這些老師挂在嘴邊。很樸素的語言，卻有著千斤的分量。

　　“傻人”楊生祥

　　説起楊生祥，很多人覺得他有點“傻”。

　　他是韶關樂昌市梅花鎮大塘邊小學教學點的一名數學老師。

　　見到他之前，“教學點”是什麼概念我們尚不明確。到了梅花鎮，車又在彎彎曲曲的山路開了半個小時，到達大坪村小，再跟著楊生祥的摩托車顛簸了20多分鍾山路，終於到了大坪村小下設的大塘邊小學教學點。

　　一路上風景不錯卻少見人煙。到了教學點，楊生祥掏出一串鑰匙打開鎖著的鐵門，我們才意識到這原來是一所學校：門口堆著成堆劈好的木材，教學樓外層的瓷磚已經掉得七七八八，裸露出灰黑色的水泥，有幾扇門窗已經壞了，教室門大開，壞掉的門窗胡亂扔在地上……

　　因為“就愛這一行”

　　楊生祥徑直把我們帶到他上課的教室，然後就站原地，不説話也不動彈，板著臉，等我們問話。記者忍不住問道：“您平時是不是特別嚴肅？”他這才憨厚地搖搖頭。他不愛笑，臉有點黑，濃眉大眼，看起來就是一個很嚴厲的老師。只有相機鏡頭對準他的時候，才會咧開嘴嘗試微笑。三兩句話聊下來，可以發現，他其實是個很隨和的人。

　　1983年，楊生祥高中畢業，村裏學校急缺老師，他從此踏上三尺講臺。與很多鄉村教師的命運一樣，他當了13年的民辦教師，一直到1996年才轉正。1998年，他被分配到現在的這個教學點，“這裡缺老師，我就來了。”他輕描淡寫地説。

　　“最開始每個月只有10塊錢工資，還好老婆能種田，家裏靠她養。”他憨憨一笑，有些不好意思，“那時候老婆經常跟我吵，説：‘你怎麼那麼沒用！'”

　　“沒本事也沒辦法呀，我就愛了這一行啊！”楊生祥對妻子的話毫不在意。

　　除了教學以外，其他事情他都看得很淡，這也是很多人説他“傻”的原因。

　　“學生沒錢交學費，我墊上，那有什麼辦法呢？”

　　“我本身就是山裏人，要是調走了又怕大城市老師不願意來，就留在這裡唄，有什麼辦法呢？”楊生祥説他從來沒有向領導要求過調動，哪需要就去哪。

　　對自己“粗”，對學生“細”

　　在大塘邊小學教學點待了十多年，楊生祥不僅週一到週五留在學校上課，連週末也要留下，吃住都在學校。他指向遠處的一個山頭向記者説：“我家在那後面，以前走路要走5個小時，現在有摩托車了，也將近兩個小時。”

　　“週末為什麼不回家呢？”記者問。他説：“沒事去學生家裏做做家訪啦，大概兩周會回一趟家吧。”

　　由於粵北山區多石灰岩，喝的也都是石灰水，1993年，楊生祥就患上了腎結石。村裏人都説他傻，得了病也不去治，一拖就拖了14年。“腎結石很正常，一點點的小毛病不礙事。”他説，“還要上課，不能為這點小事耽誤了。”

　　2007年，他有一段時間一直高燒不退，終於決定去做手術，“一動手術，醫生就説‘你的腎沒用了，就給取掉了'。”

　　他對自己是有點“傻”。不過，對學生，楊生祥卻是“粗中有細”：

　　教學樓外面貼的瓷磚由於年久鬆動，經常會掉下來，楊生祥自己扛著鐵釬上樓去把鬆動的瓷磚都搗掉了。“怕砸到學生。”

　　他打開二年級唯一一間教室，告訴我們：“這裡只有三個老師、三個年級，學前班8個學生，一年級11個，二年級5個。”記者發現，教室裏的窗戶都沒有玻璃，風不時從光禿禿的窗框灌進來。楊生祥説他也想過重新把玻璃裝上，“但是沒錢。”

　　説話間，他不自覺地走到了講臺上，突然拿起一根教鞭，在黑板上點了點，開心地笑了。講臺上的楊生祥好像換了個人，神采奕奕，眼睛裏閃著光芒。“我上課時就是這樣。”他笑著説。

　　對孩子不公平，“但沒辦法”

　　談起兒女，楊生祥臉突然把頭扭向一邊，再轉過來的時候，淚痕清晰可見。

　　“2002年，我唯一的一個兒子淹死了。”楊生祥説。

　　當時，孩子在梅花鎮上讀初二，寄宿在學校。“出事的時候，剛剛考完期末考試，兒子跟我弟弟的小孩一起出去玩水，不小心落水淹死了。”楊生祥抹了抹眼淚，“當時我正在學校批改試卷，我弟弟過來拉起我就走，也不説有什麼事，一直到了我兒子出事的水塘邊……”

　　“只能怪自己。”楊生祥喃喃道。

　　兒子去世之後，妻子再也沒來過楊生祥的學校，“她怨我，説這裡不祥。”楊生祥很無奈。

　　不僅妻子，兩個女兒曾經也很埋怨他。“大女兒只有初中學歷，畢業之後就去東莞打工了。因為我沒有時間回家，也沒法給孩子輔導功課，老婆又不識字，所以當時女兒沒考上高中，就很怨我，説我教別人家孩子卻不輔導自己孩子。”

　　聽到這裡，記者忍不住問道：“這樣對孩子公平嗎？”

　　“我覺得這對孩子也不公平，但還是沒有辦法。”楊生祥説。

　　劉銘海：一個人的堅守

　　粵北山區與湖南交界處的茫茫大山中，韶關仁化縣黃坑鎮，有一個叫古竹的小村莊。

　　56歲的劉銘海站在教學樓二樓陽臺上，遠遠看去，這個學校只有他一個瘦小的身影。他在這裡教了38年書，2011年底，與他相依為伴的一位老師退休，古竹小學從此只剩他一個老師和7個孩子。

　　他逐一向記者展示他堅守的一切：一面褪了色的五星紅旗，一摞摞教案，一面“先進鄉村學校”的錦旗……

　　多年來，村裏的石子路換成了柏油路，他教過的孩子一個個走出了大山，只有這座學校依然保留著當初的樣子。

　　劉銘海固執地保存著這裡的一切，“如果有人來學校裏看看，我可以給他們看這些，這裡還是一個學校。”

　　1個老師8個孩子

　　在古竹小學，放學前後的校園差別不大，劉銘海是唯一的老師，8個學生裏7個在冊，另一個是還在流鼻涕的小男孩，他是陪姐姐上學的“陪讀生”。

　　教室裏除了前後兩塊黑板、7張木桌、6條板凳、一個舊挂鐘之外，別無他物。黑板用黑漆漆成，上面佈滿細碎的裂縫。教室的後黑板上，劉銘海抄了幾首詩，但因為有太多白色裂紋而很難辨認。孩子們用的課桌已經看不出年代，佈滿坑洞，有調皮的孩子在上面刻了一個“早”字。

　　在這裡，劉銘海包辦了從學前班到二年級的所有課程，包括語文、數學、音樂和體育。

　　學生們不怕劉銘海，因為他不僅有慈眉善目的樣貌，脾氣更是極好。8個學生在班上吵得不可開交，他也只是好言説兩句：“莫吵，莫吵！”轉頭不好意思地向記者笑笑説：“我最頭疼的就是管不住學生。”

　　閒暇時，他也很有文人的興致，不僅鍾愛書法，而且為了教好音樂課，還自學識譜。他興衝衝地給記者找來自己用的音樂書，已經沒了封皮和封底，書頁也已發黃變脆。“用了好幾十年了，就這一本。”劉銘海説，“都是《小燕子》、《熱愛共産黨》這些，還有一些革命歌曲。”

　　在劉銘海的辦公室裏，他還向記者展示自己“DIY”的教具———用煙盒或掛曆裁成小塊，寫上“爸爸”、“媽媽”……劉銘海寫得一手好字，辦公室常備一塊小黑板，上面用粉筆工工整整寫上“熱烈歡迎上級領導來校親臨指導”，還精心描了邊。

　　“有人來學校參觀，我就拿出來。”劉銘海説，其實這樣的機會不多。

　　五星紅旗的故事

　　劉銘海是一個特別念舊的人，學校東西壞了他從捨不得扔，都精心保存好。當然，學校裏的東西大部分都是舊的，只有新換的五星紅旗很耀眼。

　　鮮艷的五星紅旗在飄揚，這是古竹小學的標誌。多年來，只要劉銘海在，五星紅旗就在。

　　經常會有人勸他沒必要這麼較真，升不升旗沒人在意。好脾氣的劉銘海在這一點上很固執：“不升不行！”無論誰這樣建議，他馬上就會翻臉：“五星紅旗代表著黨和人民，要熱愛人民熱愛黨！”

　　前幾年，他每週一都會帶著全校的幾個學生來到教學樓前的空地上，拿出一台舊錄音機，塞進去一盤磁帶。國歌響起，劉銘海帶著孩子們注視著五星紅旗緩緩升起。

　　劉銘海小心翼翼地打開辦公室上了鎖的櫃子，拿出一面舊五星紅旗。他告訴記者，這是去年剛換下來的，因為用了太久，原本的紅旗已經變成了“白旗”，連旗子的四角都因長年日曬雨淋撕裂成了布條。去年底，他特意買了一面新的五星紅旗，但還是把舊旗疊好，用乾淨的塑料袋包著放在櫃子裏。櫃子裏的還有升旗時放國歌的那臺舊錄音機。“壞了，現在不能放了。”

　　“這幾年身體不好，也不能每週升旗了，但開學的時候一定會升旗。”劉銘海皺了皺眉。

　　這些孩子怎麼辦

　　古竹的地理位置很特殊，位於粵北山區最偏遠的深山裏，離黃坑鎮有30多公里，山路盤桓，開車到鎮上也要50分鐘。以前劉銘海去鎮上開會，學校就要放假三天。“走到鎮上要10個小時，開會一天，回來路上又得一天。”

　　如果劉銘海走了，而又沒有其他老師接班，古竹小學就會被撤掉。古竹村的孩子，要麼就得去鎮上租房讀小學，要麼就沒學上了。劉銘海從教38年，幾乎所有識字的古竹村人都是他的學生。

　　“我走了，這些孩子怎麼辦？”“下面來的老師肯定不會安心工作。”劉銘海也猶豫過是否要離開，但一直猶豫到現在。

　　其實他自己身體並不太好，有高血壓，還吸了30多年的粉筆灰，肺也不大好。

　　“我想過內退。”劉銘海説，他甚至已經寫好了申請書，想了想又把它鎖進抽屜裏。

　　“我走了，這些孩子怎麼辦？”他還是這句話，而後又説：“我喜歡跟孩子們在一起。”

　　賴錦娥：

　　明天會更好

　　年輕的老師見過不少，19歲就開始任教的老師卻不常見。教齡12年或許不算稀罕，可她面對的學生卻有的生活在沒有聲音的世界裏，有的智力遠低於正常孩子。最初見到賴錦娥，記者很難將眼前這位個子不高，面容姣好、總是笑瞇瞇的年輕女子與河源市東源縣特殊學校校長這個頭銜聯絡在一起。

　　與特殊兒童為伴

　　這所學校坐落在東源縣一個小村莊裏，兩間不高的校舍，一個操場幾乎是學校的全部“硬體”，低矮的門前甚至連學校的牌子都沒挂。這所學校是東源縣唯一一所為特殊兒童提供九年制教育的學校，除了一位專門請來的後勤人員，僅有9位老師和48名7-16歲的學生。

　　“我們目前招收6-16歲的智障、聽障兒童和少年”，賴錦娥介紹，由於生源特殊、經費不足，所以學校條件不算太好，但比之前的教學環境已經“好了太多”。

　　“學校只有兩個教室，在走廊的角落邊，離廁所特別近，廚房只有兩三平方米，當時共有20個學生，大家吃飯的時候只能端著碗站著或蹲著吃。”

　　賴錦娥回憶起最初辦學的艱辛，很是唏噓：“一般的中、小學老師來了都會受不了。”為了堅持辦學，她與學校其他老師在課餘時間去周邊的企業和商鋪拉贊助，有時去一些企業家辦公室或是家中，屢遭冷眼。

　　“他們也不打招呼，自己跟別的客人聊天。我就覺得特別尷尬、難受。”學校的教導主任繆麗平與賴錦娥從1999年開始搭檔至今，特別佩服賴錦娥的毅力，“很多時候我都不想去，覺得又不是為自己的事，但她還是堅持去。有時候她自己也不好受，卻還來安慰我。”

　　現在的新校址是2010年9月才搬來的，這兩年的時間裏，賴錦娥用拉贊助的錢對學校的設備和建築不停進行著完善和翻新。

　　賴錦娥告訴記者，她還會繼續拉贊助，想辦法讓學校變得更好，給孩子更好的學習環境。

　　當老師比當保姆還難

　　“之前在學校唸書的時候，專業老師就説過，特殊孩子更難‘對付'，如果走這條路，肯定會影響以後的幸福。”面對這樣的勸諭，19歲的賴錦娥從中山師範特殊教育專業畢業後還是選擇了特殊教育這條路。

　　“有個叫朱林科的學生，剛來的時候不習慣住宿，整天都往學校外面跑，我就只能整天盯著他，吃飯的時候也是自己不吃不喝先喂他。他不高興就對老師又咬又打，很多老師都被他弄傷了。”當時正好輪到賴錦娥值班，晚上9點到12點，她哄著鬧脾氣的朱林科入睡，反反復復將近10次，最後只能抱著他擠在一張窄小的床上才能短暫睡一會兒。學校裏的孩子雖然不多，但是特別能鬧騰。有的學生12點了還不睡，起床到處走；有的學生會把床上鋪的涼蓆拖到地上；有的學生在地上打滾吵鬧……才19歲的賴錦娥自己都還是一個半大孩子，卻擔起了照顧20個特殊孩子的重任。每天6點起來，買菜、做早飯、上課、做午飯、哄孩子午睡、上課、做晚飯、哄孩子睡覺……比保姆的工作更繁雜更細緻。

　　相信明天會更好

　　談到這12年來的艱辛，賴錦娥的臉上只有淡然的笑容：“最開始沒經驗，做的飯都是夾生的。當時覺得很難受，也哭過。但一年後看到學生進步很快，學生家長也很滿意，這都給了我前進的動力。”

　　她的堅持讓家人特別不能理解：丈夫在外工作，自家孩子身體不好需要照顧，她卻十天才能回一次家。最初每月的工資僅有300多元，後來升到600元，這份薪酬她一拿就是3年多，家人都勸她去當一名普通老師。

　　“如果我走了，老師和學生怎麼辦？我要是動搖了，他們也會動搖的。”賴錦娥説，雖然一邊教學生唸書一邊忙學校工作，很辛苦也很辛酸，但看到孩子們的笑容，她還是堅持相信，學校一天會比一天好，明天會更好。

　　特殊孩子在表達情感上多有困難，但賴錦娥的好他們都記得。時常會有孩子拿著畫或者手工作品送給賴錦娥。“老師你家住在哪，我要買大公雞去你家看你。”特殊兒童劉志文喜歡跟老師聊天，他未必記得自己的小“承諾”，但説的時候一定很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