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8年到延安，先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半年後到魯迅藝術文學院任教。

　　教員那時候多數還是單身漢（我是新婚），住在東山的一排窯洞裏，鄰居有何其芳、周立波、陳荒煤、曹葆華、舒群等。當時一個月才發一斤油，燈油不夠用，為了節省，我們經常聚集在窯洞外談天。延安的物質生活雖然很苦，但是精神生活愉快，人和人的關係是友好的、平等的，互相間不需要什麼戒備、猜疑，一個共同理想把人們變得親如兄弟，推動人們天天向上。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溫暖和幸福。一些同志和我時常交談各自來到延安以前的歷程。我們也談到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時代，相信未來的孩子們肯定要比我們童年、少年時代幸福。我並不真正懂得中國的革命，然而卻朦朧地感覺到中國正在經歷著一場巨大變化，相信將來一切都會變得好起來。什麼都可以變，什麼都要變，許多想也想不到的奇異事情將要發生。於是我想到了童話，並且用這個形式記下了我的一些朦朧而幼稚的幻想和愛憎。

　　這是我第一次寫童話，而且一口氣一連寫了九篇。這九篇童話和寓言有的在延安的刊物上發表過，有的在魯藝文學系的一部分同志中間朗誦過。不久得到朋友們的幫助，把它們編成集子交桂林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取名為《南南同鬍子伯伯》，一共收進了八篇作品。因為交稿時，第九篇作品還沒有寫完，來不及收進去。正是因為《南南同鬍子伯伯》這麼一本書，從此以後我就和童話結下了不解之緣。我唯一的一個長篇小説《一個人的煩惱》也是在延安寫的。有人説當時的延安是世界上最艱苦的地方，也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地方，我同意這種説法。

　　關於延安文藝座談會，我記得在座談會之前，毛主席找魯藝文學系、戲劇系的幾個教員去談了一次話，有周揚、何其芳、陳荒煤、曹葆華和我。我們在楊家嶺毛主席的住處度過了一個難忘的下午，吃了午飯、晚飯兩頓飯。毛主席跟大家很平等，在一起只是漫談。我向主席提了一個問題，問李白和杜甫，主席更喜歡誰。毛主席説，他喜歡李白，因為李白有道士氣，杜甫有小地主的味道。毛主席從李白又説起《聊齋志異》中的席方平，説這個人打官司，至死不服，文章暗喻對滿清不滿之意。毛主席特別欣賞作品中的一個藝術細節，就是寫兩個鬼奉冥王之命把席方平鋸成兩半時，對席方平表示同情，故意鋸偏，以保存席方平有一顆完整的心。毛主席稱讚這個細節寫得好。

　　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之後，我們每個人的思想都有進步和變化。變化最大的可能是何其芳。他積極響應主席的講話，説主席講話是對的，延安不少文藝人“很臟”，有小資産階級的思想。當時延安産生了很多文藝成果，像《兄妹開荒》和《白毛女》，它們的影響是深遠的。

　　如今，六十年過去了，每當回憶起文藝座談會，回憶起延安，我覺得那段歲月就像記憶深處一顆閃亮的星星，向四週散發出溫馨祥和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