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有一天毛主席派人叫我到他那裏去。我多次到他那裏，他多半神情瀟灑，意趣幽默，但這一次氣氛不同，剛坐下來，他就鄭重地開門見山講了兩句話：

　　“邊區的經濟問題整頓差不多了，我們可以騰出手，整頓文藝問題了。”

　　這兩句話很重要，它説明這一段重要歷史，説明為什麼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如無問題，何需整頓？我是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前後後還活下來的，還能動筆的人。我應當承擔這個責任，為這段歷史作證。

　　現回溯平生，《講話》引導人生的命運，文學的命運，最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改造思想；二是生活實踐。

　　改造思想，就是解決一個做什麼人的問題、解決組織上入黨、思想上沒入黨這個根本問題。

　　我到黨校三部參加整風，黨校三部主任是郭述申，指導我的是副主任張如心。郭述申慈祥寬厚，對我們都是笑意融融，張如心可是一臉傲氣，連笑時也洋溢著傲氣。我被編進第四支部和幾位同志住在一個老木頭撐架著的破窯洞裏。延安整風曾經有過狂風暴雨、電閃雷鳴的階段，但很快就過去了，進入學習階段，整天就是讀整風文件。一個下午，陽光明亮，紅霞滿天，我們就一群一群人投入生産，大片大片種西紅柿，連我這愛潔凈的人，也一頭鑽到廁所裏掏糞，然後一勺一勺澆在芽根上。菜秧從小小嫩苗長到一人高，一棵棵綠葉裏，果實纍纍，一個個紅得那樣鮮艷，大得像燈籠，我才感到勞動可愛。勞動不但一點也不臟不臭，而是創造出美麗好吃的果實。是的，勞動改造了人。我系統地反復讀了幾十遍整風文件，特別是從《實踐論》、《矛盾論》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我才理解《講話》不但是馬克思主義文藝哲學，首先是馬克思主義人生哲學。學校領導學習是理論聯絡實際，我問張如心，我這樣的人有什麼實際可聯絡，他回答説，你的實際就是你自己。我恍然大悟，就是用《講話》對照自己，寫檢查自傳。從此我展開了一場精神上的戰鬥，如同盧梭寫《懺悔錄》一樣，把自己靈魂上的污垢、腐朽都一一挖掘出來。我走著苦澀而艱難，悲痛而沉鬱的道路。我寫了第九稿自省材料，我自覺尚可，但又戰戰兢兢不敢送給張如心。已經夜深人靜，我硬著頭皮，揣了稿子，到張如心那裏去。他住在高山之上，要拐一處陡峭山峰，向下看看是一道河流，我灰心了，突然想不如跳下去算了，真可怕呀！這時一道閃光在腦子裏一亮，我清醒了，我迎著張如心窗上的燈光，推門而入，誰知這一次他看後忽然仰起頭，滿臉笑容地跟我握手：“劉白羽同志，你獲得了新生。”我一下流下滿臉眼淚，頓時心豁亮了，如同看到黎明。

　　第二方面是生活實踐。就是光有理性的改造還不完全，還必須有感性的改造，也就是深入火熱的鬥爭，與工農兵結合。我和妻子汪琦和另外兩位同志被周恩來從上海召至南京梅園新村，周恩來説：“內戰爆發了，敵人已佔領張家口，中央決定撤退，白羽！你有兩個去處，一個是到香港；一個是回解放區。”

　　我斷然回答：“我回解放區參加戰爭。”

　　周恩來很高興地説：“正好中央來了電報，每個大區設一特派記者，由新華社總社直接指揮，你熟悉東北，你們就到東北去吧！”

　　一條鮮紅色的道路，從此就出現在我的腳下。

　　冰天雪地，天寒地凍，但我同戰士在一起是溫暖的。打了勝仗，我同他們在熱炕頭上包餃子，且説且笑，他們在訴苦運動中痛哭流涕，我也跟著熱淚滿面，漸漸地我們的感情深了。讓人終生不忘的戰鬥英雄我的密友曹緯，他是營教導員。每次作戰前後，我總是到他那裏去親切交談，談軍事，談文學，談人生。我覺得他是真正的人，鋼鐵的人，他打起仗來永遠衝鋒在前，滿身傷痕纍纍。他指給我看，哪一塊傷疤是哪次戰役的，且談笑風生，好像他用他的生命在搏鬥。在四平攻擊戰中，我在前線戰壕裏突然看到他一躍而下，向我點點頭就鑽進指揮部裏去，一會出來，跟我緊緊握了一下手説：“等好吧！”那股英雄勁頭，令我凜然，誰知他走向火線不過十幾分鐘，一個參謀突然對我説：“曹緯部隊讓你聽話。”到指揮部，一聽我的心都涼了，曹緯犧牲了……就這樣，烈士的鮮血灌滿我的靈魂，一直到現在，不論我遇到什麼坎坷，我都可以泰然處之，那就因為曹緯的血還在我心中沸騰。

　　我變了，我從東北進關，參加和平解放北平；南下進入還在燃燒的武漢；而後橫渡長江，直下常德。誰知當我戰鬥正酣時，中央一個電報把我召回北平，參加第一屆政協會議，看第一面紅旗在天安門上冉冉升起。現在想起，我如不參加戰爭，能目視第一面紅旗緩緩流淚？！紅旗所以紅，是因為它是戰士的鮮血染成的。

　　我家裏有一個珍寶，那就是中央調查當時參加第一屆政協會議的五百多位代表，只剩下寥寥二三十人，中央決定贈給活著的人一件紀念品，這就是象徵天安門的金黃燦爛的華表，這似乎是對我堅持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所作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