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畫：農民工與城市居民間區隔嚴重

　　中國青年報訊 不久前，在廣東省政協召開的一次會議上，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在彙報文件中首次用到“異地務工人員”的提法，並透露今年廣東將從異地務工人員中招錄3317名基層公務員，同時進一步放寬積分制入戶條件等。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副廳長葛國興説，今後原則上不再叫“農民工”，逐步用“異地務工人員”這一稱謂來過渡。

　　自從農民工問題成為中國社會的大問題以來，讓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拉近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之間的心理距離和社會距離，就成為政府和全社會共同努力的目標。

　　時至今日，這個目標實現了嗎？近期發佈的《2011年進城務工者生活現狀與消費文化研究》顯示，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社交意願從2004年的72.4%，下降到63.6%，23.9%的農民工沒有城裏人朋友。中國人民大學和工眾網近日聯合發佈的調研成果也顯示，30%的農民工認為自己在城市中仍被排斥。

　　上周，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題客網和民意中國網，對7688人進行的一項在線調查顯示，66.4%的受訪城市居民表示自己願意結交農民工朋友，只有46.3%的城市居民確認自己身邊有農民工朋友。受訪者中，城市居民佔72.0%；“80後”佔51.3%，“70後”佔26.2%。

　　為何農民工與城市居民間存在區隔

　　在陜西銅川市市民高先生看來，和農民工打交道、交朋友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難。2008年，高先生在裝修房子時請了幾位農民工朋友做地板安裝工和木工。對這些朋友，高先生不但提供好煙好茶，還經常和他們聊天，時不時請他們出去小撮一頓。讓高先生沒想到的是，在幹完所有活兒後聚餐時，一位年齡稍長的農民工竟流淚説，自己幹裝修十幾年都沒遇到這樣的僱主，以後有什麼活兒只要吱一聲，他都願意來免費幹。

　　“農民工是我們城裏人應該去感恩的人。我只是做了很平常的事，卻讓他們如此感動。這對我的觸動很大。”高先生告訴記者，現在他身邊有很多農民工朋友，在他們單位內部，正式職工和農民工的日常待遇也相差無幾，“這些年，國家關心和支持農民工的各項政策很給力，比如，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就解決得不錯。但是，目前仍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比如，農民工的住房和醫療問題、子女上學問題等。”

　　北京市海淀區居民王利（化名）坦言，自己日常生活中能接觸到不少農民工，可是真正能成為朋友的沒幾個。他覺得，並不是自己看不起農民工，不想和他們交朋友，而是由於成長背景、教育程度等原因，農民工和自己實在沒有共同話題。有時候，連他自己也能清晰感覺到，打交道時一些農民工朋友本身也有些自我隔離。

　　此次調查顯示，79.5%的受訪者坦言當下城市中農民工與城市居民間的區隔依然嚴重。其中，20.6%的人認為“非常嚴重”，58.9%的人覺得“比較嚴重”。另有16.2%的人選擇“不太嚴重”或“不嚴重”。

　　農民工與城市居民間的區隔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調查中，71.7%的受訪者選擇“文化程度”，65.7%的人認為是“消費水平”，65.6%的人選擇“居住條件”，57.2%的人選擇“文化生活”，46.3%的人覺得是“身份地位”。

　　“不僅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之間存在區隔，農民工自身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現自我隔離的情況。”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王佃利教授指出，城市農民工的自我隔離，在學術上被稱為“農民工群體的內卷化”，其不僅體現在社會交往層面，還深化到農民工的自我認知當中，表現為一些農民工經常不自覺地將自己認同為“流民”。

　　為何農民工與城市居民間存在區隔？民調中，排在首位的是“大多數農民工從事的工作受到歧視”（60.7%）。其他還有“農民工受教育程度較低”（58.9%）、“文化習慣不同”（57.1%）、“雙方享有的權利不平等”（56.8%）、“城市居民的包容度不夠”（43.1%）、“政府對農民工的扶持和照顧不夠”（40.0%）。

　　如何打破農民工與城市居民間的“隔離墻”

　　蘇州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係系主任高峰教授，長期關注和研究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問題。2007年和2011年，他在蘇州、無錫、常州三個城市的調查發現，對於城市居民，農民工的交往意願並未下降，而是從68.0%上升到了72.0%。

　　高峰表示，隨著在城市生活打拼的農民工數量越來越多，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交往頻次自然會越來越高，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交往意願上升是正常現象，下降了才説明出了問題。由於調查範圍和調查方法的不同，可能會得到不同的調查結果，但這並不能否認解決農民工融入城市這一問題的急迫性。

　　那麼，如何才能徹底打破農民工與城市居民間的“隔離墻”，使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呢？本次民調獲選率最高的兩項措施分別是“城市居民減少歧視，尊重農民工”（60.4%）與“加強農民工的社會保障”（60.4%）。其他還有“賦予農民工與城市居民同等的權利”（57.6%）、“保證農民工住房、子女入學等基本需求”（54.1%）、“加強對農民工的就業指導和培訓”（47.5%）。

　　北京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戴建中研究員認為，要想解決好農民工融入城市問題，眼下有兩方面具體工作需要進行：一方面，應保障農民工居住、就業等基本生活條件，比如，一些城市在拆除農民工居住集中區——城中村時應謹慎；另一方面，應多讓農民工參與到所在地的管理和基層選舉中，賦予農民工更多權利。

　　王佃利指出，無論是在落戶、就業，還是醫保、子女入學方面，當下大多數城市對農民工的排斥都比較嚴重，想要真正使農民工融入城市，必須在這些領域內給農民工和城市居民同時提供無差別的公共服務。而且，對於國家的各項農民工政策，一方面應注重實際執行效果；另一方面，要避免出現政策的不均衡狀態，制定政策時不能只考慮急農民工所急來“打補丁”，而是應對解決農民工問題做全盤考慮。

　　“從實踐來看，當下對農民工的歧視不僅只停留在制度、法律層面，還體現在觀念、心理和文化上。對農民工歧視的法律和制度固然可以廢除，然而消除觀念和文化上的社會歧視和排斥更為困難。這就需要全社會，特別是媒體進一步加大對公民平權理念的宣傳，消除歧視農民工的文字、語言和符號，從而實現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社會平等和心理融合。”高峰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