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要繳納150萬元所得稅、42萬元營業稅、250萬元增值稅、11萬元印花稅、29.2萬元流轉稅附加，以及260萬元左右社會保險費。”4月15日，浙江省一位民營企業家告訴《瞭望》新聞週刊，“因為我的企業屬於高新技術企業，所以享受15%優惠稅率，否則，稅費壓力更大。”

    當前，我國中小企業正處於成本增加、融資難度大、結構性用工短缺矛盾凸顯、能源價格變動對企業影響較大的困境中，而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稅費負擔偏重，也成為制約其發展的主要瓶頸之一。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紹榮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小企業稅費負擔偏重，嚴重制約了企業進一步擴大規模、推進轉型升級，這個問題應引起高度重視，並積極採取措施加以解決。”

    採訪中，多位受訪者認為，企業減負除了自身練好內功外，更需政府進一步完善稅制結構，通過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等多種措施，降低中小企業經營成本，尤其要取消不合理收費，讓稅費減負政策切實惠及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面臨多重困境

    “‘十一五’時期，中小企業新增城鎮就業崗位4400萬個以上，已經成為農村富餘勞動力、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再就業和高校畢業生就業的重要渠道。”據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李濱生介紹，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國工商登記中小企業已接近1200萬家，超過我國企業總數的99%，不僅貢獻了我國50%以上的稅收，更提供了75%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

    由於近年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和國際市場動蕩的衝擊，我國中小企業在發展中遇到了一系列困難，主要表現在生産資料、生産要素價格較高，稅費負擔較重，融資困難，用水用電難，勞動力成本上升，訂單減少等方面。一些中小企業虧損嚴重。

    據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上半年規模以上中小工業企業虧損面為12.98%，虧損總額達到1439億元，同比增長了29.01%。“中小企業職工勞動經濟權益實現因此受到衝擊，面臨減薪、欠薪，甚至失業的困境。”李濱生説，“招工難，結構性用工短缺等障礙，也制約著中小企業的發展，甚至加劇了一部分中小企業的經營困境。”

    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2011年底公佈的對全國4225位企業家的問卷調查顯示，民營企業家對企業經營的外部環境評價走低，尤其是對法律環境和文化輿論環境的評價相對於經濟和市場環境更低。

    “當前民營企業家面臨企業發展信心和動力不足問題，值得關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人力資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蘭認為，“要加大減稅力度，減輕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的稅費負擔。”

　　減輕稅費負擔

    目前，我國中小企業要繳納和承受的稅費較多。比如稅，包括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印花稅、房産稅、土地使用稅、車船使用稅、資源稅、耕地佔用稅、土地增值稅、契稅等；費則包括教育費附加、水資源費、排污費、社會保險費等。另外，還包括有關部門提供有償服務收取的費用等。

    本刊記者調查發現，作為非稅收入的各種費，本來在財政收入體系中居於補充地位，但近年來卻已成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據財政部日前發佈的數據，一季度全國非稅收入4118億元，同比增長53.3%。其中，地方非稅收入3472億元，同比增長50.1%。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宗慶後也認為各項收費過多、過雜、過亂，他舉例説，“比如建個廠房就有圖審費、白蟻防治費、質檢行政費、房産測繪費等三四十項收費。”

    “因此，取消不合理、不合法的涉企收費項目比落實好各項稅費減免政策顯得更加重要和迫切。”全國政協政法委副主任、甘肅省原政協主席陳學亨介紹，自2004年起，政府就一直進行結構性減稅，但這並未緩解中小企業稅收壓力。而且，多位受訪者認為，儘管中小企業和大企業的適用稅率基本相同，但中小企業多處於競爭性領域，利潤較為微薄。因此，中小企業對稅費負擔更為敏感。

　　“費改稅”應加大改革力度

    中央一直致力於減輕企業“費負”。溫家寶總理曾在近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多次提到“規範非稅收入管理”，2011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要加強稅收徵管和非稅收入管理”。

    從目前情況看，儘管中央政府加強了對非稅收入的規範與管理，但一些地方政府為完成增收目標，有些卻在稅收不同程度下降的同時，又出現財政收入“稅不足費來補”的現象，企業負擔沒有明顯減輕。

    多位受訪者認為，中小企業稅費負擔沒減輕的主要原因，是治理亂收費過多地放在了“運動式”的治理上。而且一些舊的收費項目取消後，又以新的收費名目出現，如此反復地陷入一種怪圈。

    “收費收入在我國政府預算收入中所佔的比重很高，比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要高得多。我國減輕稅費負擔的前提，是做好費改稅。”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經濟學研究所副所長陳明生説，“稅收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強制徵收的財政收入，而收費是憑藉政府行政部門或經濟主管部門的權力及有關規章而收取的，具有較大的隨意性、非規範性和部門利益性。”

    在陳明生看來，正因為中小企業一年中承擔的“費負”不亞於“稅負”，偷漏稅成為一些企業“自我減負”的做法，“如果‘費負’得不到有效遏制，降稅的正效應多半會被‘費負’增加所抵消。”

　　尋找結構性減稅的空間

    從本刊記者調查情況看，當前迫切需要實施全方位的政策引導，通過減稅、減費等方式減輕中小企業負擔，做到既“曉之以理”，又“誘之以利”，使中小企業能夠輕裝上陣，在主營業務領域轉型升級。

    “應加大費改稅力度，對現有的政府收費進行清理整頓的基礎上，用稅收取代一些具有稅收特徵的收費，通過進一步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初步建立起以稅收為主，少量的、必要的政府收費為輔的政府收入體系。是一種整頓‘預算外資金’、規範政府收入機制的有效措施。”李紹榮認為。

    “要切實為中小企業減輕負擔。”李濱生建議，“加大對企業負擔的專項治理力度，為企業適度減輕營業稅、增值稅等，取消不合理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用減免登記費、註冊費等方式鼓勵創業，從嚴查處加重中小企業負擔和侵害中小企業權益的行為，並將違法違規收取的費用如數退還企業。”

    “對存在困難的中小企業，應實行一定時期內的水電費、稅金減免政策或緩交政策，為企業分擔一部分‘五險一金’開銷，幫助這些企業降低成本、節約開支，把有限的資金用到恢復生産上，確保企業不裁員或少裁員，避免欠薪、失業等情況集中惡化，保持職工穩定。”李濱生説。

    “認真梳理中央和地方以及重點産業調整關於減輕企業負擔、促進企業發展的各項優惠政策和收費減免政策，以及清理涉及中小企業的收費和不利於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規定。”陳學亨認為，“要嚴格審核各類執法依據和法定職權，明確執法權限，規範執法行為，取消中小企業年檢，降低中小企業稅費。”

    “減輕稅費負擔，加大改革力度，可以提振企業家發展信心和創新動力。”李蘭建議，“大力推進結構性減稅政策，降低中小型微利企業‘門檻’，切實降低小微企業的所得稅稅率；要借助稅收政策鼓勵民營企業做大做強。比如對連續幾年經營狀況好的民營中小企業實行差異化稅收政策，以及對於信用記錄良好的民營中小企業，可以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

    在李蘭看來，還需要完善科技開發稅收優惠政策，對於民營企業在技術開發經費方面的支出和引進科技人才方面的支出可適當給予稅收優惠，鼓勵民營企業加大創新投入，“要擴大民營企業稅收優惠範圍，同時優惠形式也要多樣化，由單一的直接減免稅，改為直接減免、降低稅率、加速折舊、放寬費用列支、設備投資抵免、在投資退稅等多種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