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永剛的博士論文出版後，舉報者將抄襲情況作了詳細比對，結果發現這本書抄襲了40多篇論文。本報記者 葉鐵橋攝

　　近日，廣東省紀委召開新聞發佈會，通報省紀檢監察機關近兩年查處的一批典型案件。中國青年報記者赫然發現，此前曾因涉嫌抄襲被廣泛關注的廣州體育學院原院長許永剛，已于2011年3月受到撤銷黨內職務、行政撤職處分，調離廣州體育學院。

　　早在2006年，中國青年報記者就率先報道了許永剛論文涉嫌抄襲的事件（詳見中國青年報2006年11月15日《廣州體院院長身陷“學生門”事件》），後來，又有媒體報道許永剛的博士論文涉嫌嚴重抄襲。

　　據媒體報道，廣東省紀委通報稱，經廣州體育學院學術委員會調查評判，《中國競技體育制度創新》一書抄襲46篇期刊和數據庫論文的內容佔該書比例達56.37%，構成論文抄襲。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稱，在國內，因為學術不端被處理的有長江學者、院士和高校副校長，“中國高校的正校長因為論文抄襲事件受到處理，在我的記憶裏，這還是第一例”。

　　博士論文大面積抄襲

　　2006年，許永剛與其學生王恒同發表的一篇長6100余字的論文，其中有近5000字與2000年公開發表的另外一篇論文雷同率高達80%以上。

　　當時，中國青年報記者比對後發現，許永剛、王恒同發表于2006年5月號《廣州體育學院學報》上的《中國競技體育利益格局衍變的研究》，與李艷翎、鄭吾真兩人發表于2000年9月號《體育科學》的《中國競技體育的利益分析》一文，除引言部分的390多字及結論等部分的730多字外，兩文中間部分幾乎一字不差。

　　許永剛當時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稱，這篇論文他沒有參與寫作，是他的碩士研究生王恒同在投稿時“挂了我的名字”。

　　2006年11月17日，廣州體育學院專門成立的工作小組認定抄襲情況基本屬實，處罰王恒同兩年不準申報職稱、兩年不準在《廣州體育學院學報》發表文章、兩年不準申報科研課題，並給予行政記過處分，許永剛被要求在學院中層以上幹部會議作深刻檢討。

　　2009年5月30日，在天涯論壇中，又有網友發佈《抄襲，又是抄襲博士論文也是抄襲》的帖子，稱許永剛的博士論文“抄襲情況極其嚴重”。

　　資料顯示，2004年6月，在蘇州大學讀博士的許永剛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中國競技體育制度創新中政府與壟斷問題研究》，當時他擔任廣州體育學院副院長。2006年4月，許永剛和另一作者、也是他的博士生導師孫民治將博士學位論文在人民體育出版社出版，標題改為《中國競技體育制度創新》。

　　指控他博士論文抄襲的帖子稱：《中國競技體育制度創新》一書354頁40萬字中，有202頁約19萬字是抄襲來的，被抄襲論文或刊物達44種（廣州體育學院學術委員會此後認定抄襲46篇論文，抄襲比例高達比例達56.37%記者注）。

　　就在帖子發佈的那幾天裏，中國青年報記者也收到了匿名人士寄來的材料，裏面有許永剛涉嫌抄襲的詳細索引。

　　記者比對後發現，這本書確實大部分為抄襲之作，且從第一章第一節就開始抄起，如書中的第一章寫的是“研究選題與總體思路”，第一章第一節的第18、19、20頁抄襲自楊樹安的論文，第二章第一節第25、26、27頁抄襲自詹建國等人的論文，第一部分第二章第二節第33、34、35、38頁抄襲自宇正香的論文。

　　書中也不乏長篇抄襲，如第二部分第十章第327到339頁共13頁抄襲自杜叢新的博士論文，第二部分第十章從313頁到323頁共11頁抄襲自陳勇軍的論文，書中連續6個頁碼以上的抄襲就有14處。

　　在該書所列的參考文獻中，均未提及所抄襲的論文。

　　最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許永剛在接受中青報記者採訪時，自稱學生挂他名的《中國競技體育利益格局衍變的研究》一文，其實早在2004年就完整地出現在了其博士論文的第二部分第七章第182頁至189頁中，不僅一字不差，甚至連裏面的圖表也完全一致。

　　在《中國競技體育制度創新》一書的《後記》中，許永剛寫道：“論文終於脫稿，此時的心情極為複雜，既有一種‘十月懷胎，一朝分娩’後的輕鬆，更有一種對自己論文雖傾注心血，但仍不免存在許多不足而難以釋懷的心情。”

　　他説：“為了完成這篇論文，我熬過了不少個不眠之夜，克服了種種困難，付出了很多很多”。

　　“回首幾年的學習生活，我首先感謝我的導師孫民治教授，他是我國體育界知名的教授，是研究競技體育前沿問題的權威，在我國享有很高的學術地位。從師雖然只有幾年，但他一貫的嚴謹學風、一絲不茍的治學態度以及高尚的人格，給我作文為人提供了一筆無價的精神財富。”

　　抄襲的論文有科研基金贊助

　　在《中國競技體育制度創新》一書封面折頁處，顯示許永剛為廣州體育學院教授、蘇州大學教育學博士、北京體育大學教育學碩士、廣州體育學院碩士研究生導師、上海體育學院體育教育訓練學博士研究生導師，同時兼任中國體育科學學會運動訓練學專業委員會委員等多個職務。

　　封面折頁處對他的介紹還包括：“進（原文如此記者注）年來在《體育科學》、《北京體育大學學報》、《首都體育學院學報》、《體育與科學》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近70篇，出版和參與出版專著、教材8部，承擔了省部級以上課題13項，其中國家級課題3項……參于編寫的《籃球運動高級教程》獲‘教育部2002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等獎 ”（原文如此記者注）。

　　曾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舉報許永剛《中國競技體育利益格局衍變的研究》一文涉嫌抄襲的人士稱，許永剛雖然受到了處分，但處分得並不徹底，“他的論文都是有科研基金贊助的，事實上這些科研經費被濫用了，應當追查”。

　　記者發現，《中國競技體育利益格局衍變的研究》一文顯示，此論文是“國家體育總局社科基金資助項目課題”，編號為“04BTY006”。

　　《中國競技體育制度創新》一書扉頁也顯示，該書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但編號竟然也是“04BTY006”。此書扉頁上還顯示，該書被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項目評定為“優秀”等級。

　　熊丙奇認為，相關基金項目應該啟動調查，視情節作出處理，“如果項目沒終止，應該及時中止，同時，應追繳已撥付的資金，對當事人申請項目也應作出年限限制。”

　　被抄襲者稱對“這樣的剽竊忍無可忍”

　　《中國競技體育制度創新》中，第72頁至79頁抄襲自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龔益鳴的論文，龔益鳴2003年10月在《江漢論文》上發表的《政府職能轉變中的利益沾滯與路徑依賴》一文，甚至連論文標題都一起被抄襲進書中。

　　龔益鳴對這種抄襲非常氣憤，他撰文稱，對“這樣的剽竊忍無可忍”。

　　龔益鳴説，許永剛將其全部“移植”到自己的著作中，標點都不變換，“近萬字的嘔心瀝血之作被許一口吞下，頓有被人掏空之感！”

　　他寫道，若許教授在其著作中對拙作有一處引文或在上百條“參考文獻”之中能見到一絲泥爪，我也就懶得過問了。“可笑的是，被抄襲的所有原作者許教授一個不提，文獻一字不列，所列文獻卻多半與該書內容無關。其蓄意剽竊，盡力掩蓋之心昭然若揭。這一點，凸顯了許教授的道德文章實在難以恭維。”

　　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龔益鳴説，許永剛的抄襲行為早就有人揭發，“沒想到這樣一件事情，查處居然花了兩三年”。

　　他認為，既然許永剛的博士論文存在大面積抄襲，授予博士學位單位就應當撤銷其博士學位。

　　記者暫未獲知許永剛的博士學位處置情況，但蘇州大學2009年發佈的《蘇州大學碩士、博士學位授予工作細則》中規定：“對於已經授予的學位，如確認學位錯授或發現有舞弊作偽等違反學位規定者，院（部、所、中心、室）學位評定分委員會和校學位評定委員會應予復議，經半數以上成員通過，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可作出撤銷已授學位等有關決議。”

　　許的導師：“我現在認為這還是一個比較好的論文”

　　許永剛的導師、《中國競技體育制度創新》一書第二作者孫民治是原北京體育師範學院（現首都體育學院）原院長，並曾擔任中國籃球協會副主席。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他為許永剛做了辯護，認為許永剛所受到的處分是不應該的。他説，許永剛在論文中已經寫清楚他的研究方法，是引入“二手研究法”，即借用別人的觀點，將很多專家的意見綜合起來，加上他自己的觀點，來論證論文中的假設。

　　對於參考文獻中，未提及內容雷同的期刊或論文的問題，孫民治説，許永剛因為引用的資料較多，所以只寫了主要參考目錄。

　　他還説，當時這篇論文獲得了國家體育總局的獎項，那個時候也有很多專家對其進行評審。

　　孫民治説：“我現在認為這還是一個比較好的論文”。

　　“什麼叫‘二手研究法’？這就是為抄襲辯護！”對孫民治的表達，熊丙奇毫不含糊地表示，學術界對抄襲有明確定義，必須回歸學術常識。

　　他説，為抄襲做辯護的，經常枉顧學術常識，自行進行定義，“完全違背了學術規則”。

　　熊丙奇説，作為該書的第二作者，也應該對書中出現的學術不端問題承擔責任，“共同署名者要承擔署名責任，至少他應該向被抄襲對象道歉”。

　　熊丙奇説，對學術不端，有三個層面的處理，第一層面是學術處理，第二層面是行政處理，第三層面是法律處理。學術處理，就是要撤銷學術頭銜，在此基礎上，行政機構視抄襲程度作出行政處分，如果還涉及到欺詐科研經費等，還應當追究法律責任。

　　對於抄襲事件，記者聯絡了多名當事人和相關人士，但他們都拒絕了記者的採訪。

　　《廣州體育學院學報》執行主編黃曉春在記者説出身份後就挂掉電話，記者嘗試再次聯絡，但他的手機始終無人接聽。中國青年報記者還電話聯絡王恒同，但王恒同以正在開會為由拒絕了記者的採訪。

　　中國青年報記者也聯絡到許永剛，但他聽到記者的採訪意圖後，也不再回應。之後記者多次通過電話、短信聯絡，但都未獲得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