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把今年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定為7.5%。這主要有四點考慮：一是與“十二五”規劃綱要確定的目標逐步銜接。“十二五”規劃確定的7%的增長速度，是在認真調查研究基礎上確定的，是比較科學和符合實際的。二是適應近期經濟增長速度逐步回落的實際情況。去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逐季回落。今年，在發達國家經濟復蘇乏力、國際經濟環境嚴峻、國內經濟面臨許多矛盾和不確定因素的情況下，我國經濟增長速度要超過去年，客觀上有很大難度。三是為實際工作留有餘地。經濟增長速度是預期指標，定得低一點，有利於給各地、各方面減壓。四是為經濟工作提供一種導向。引導各方面避免盲目追求增長速度，切實把工作著力點放到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上來。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報告》強調，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著力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從我國經濟發展實際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改變盲目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傾向，當務之急就是改革政府主導的投資驅動的體制機制，增強消費對經濟的拉動力。

　　投資驅動是我國目前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要特徵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了年均近10%的增長速度，國內生産總值上升到世界第二位，經濟實力、綜合國力有了大幅度提高。與此同時，我國經濟也面臨發展方式粗放、經濟結構失衡、經濟增長質量不高等深層次問題。

　　就經濟增長的動力看，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靠投資驅動的。從“十一五”期間GDP的構成看，投資佔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6年佔50.9%，2010年上升到69.3%；資本形成率2006年為41.8%，2010年上升到48.6%；從投資增長速度看，“十一五”期間投資年均實際增長21.9%，遠高於GDP年均11.2%的增速；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看，2006年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3.9%，2010年達到54.0%。與此相對應，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十一五”期間，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僅為41.4%，而且呈現下降趨勢，2006年為40.0%，2010年下降到36.8%。2011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51.6%，雖然從數字上看比2010年提高了14.8個百分點，但這並不能説明投資與消費結構有了很大改善，因為這同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出口對經濟的拉動是負數有一定關係。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速度看，2011年增長17.1%，如果扣除物價因素的影響，只增長11.6%，比2010年降低了3.2個百分點，比平常年份13%左右的增長速度也要低。

　　正因為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起主要作用，而且較大一部分投資是各級政府的直接和間接投資、國有企業事業單位投資，所以投資往往被當作調節經濟的一種手段來使用，特別是當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時就想辦法增加投資，刺激經濟增長。這在特定時期具有積極作用，但不能常態化。2012年，由於受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乏力、進口需求減少和貿易保護主義等因素影響，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負貢獻的格局很難改變。如果消費需求不能增強，經濟增長幅度下降過快過大，比如低於8%，社會上要求刺激經濟增長的呼聲就會加大，有關部門就很可能放鬆對投資的控制，甚至出臺鼓勵投資的政策，從而繼續沿著以投資驅動為特徵的老路走下去。由此帶來的後果必然是經濟結構進一步失衡，經濟發展質量進一步下降。這是我們必須十分警惕和努力防止出現的情況。

　　以投資驅動為主要特徵的發展方式不可持續

　　在經濟基礎薄弱時，加大投資、為經濟發展打好基礎是完全必要的。但長期依靠投資來拉動經濟，既會導致經濟結構畸形、降低經濟增長質量，又不可持續。我國目前以投資驅動為主要特徵的經濟發展方式，帶來很多問題。

　　投資與消費結構嚴重失衡。“十一五”期間，我國固定資産投資與GDP的比值從2006年的50.9%逐年升高到2010年的69.3%，提高了18.4個百分點。從固定資産形成率看，只有前兩年在42%以下，後三年快速上升，2008年達到43.9%，2009年達到47.5%，2010年達到48.6%。與此相反，居民消費率逐年下降，從2006年的36.9%下降到2010年的33.8%。投資過快擴張擠壓了居民收入，導致國民收入分配嚴重向資本傾斜、居民收入佔GDP的比重不斷下降，進而導致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連年下降。

　　産業結構失衡。我國目前的産業結構問題除了一、二、三産業不協調，還有各個産業的內部結構不合理。以工業為例，突出表現是輕重工業比例嚴重失衡。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工業化程度低，日用工業品十分短缺。這是長期片面強調發展重工業、忽視輕工業造成的。當時，調整産業結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調整輕重工業結構。經過多年努力，輕工業在工業中的比重從1978年的43%上升到1985年的47.4%，之後的10多年，輕重工業比重在50%左右波動，基本保持了協調發展的態勢。到上世紀末，工業結構出現了較為明顯的重化工業化趨勢。在1999年—2008年的10年間，輕工業比重由41.9％下降到28.9%，重工業由58.1％上升到71.1%，近3年重工業比重一直保持在70%以上，比改革開放前還高。這種變化既與我國工業化的發展階段有關，也與投資驅動型經濟發展方式有直接關係：大規模、快速增長的投資對鋼鐵、水泥等重化工業産生了巨大需求，刺激了它們的發展；旺盛的需求把不少技術落後、消耗高、浪費嚴重、管理水平低、污染嚴重的企業也保護了下來，使産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很難進行。

　　資源環境不堪重負。以投資驅動為主要特徵的發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資源消耗，導致大量資源依靠進口。我國石油、鐵礦石、銅、鋁等資源的對外依存度已經超過50%，而且還在繼續攀升，不僅造成輸入性通脹，而且為國家經濟安全埋下隱患。投資驅動的高速增長、資源的大規模消耗和環境損害的低成本，使空氣、水、土地等的污染和破壞越來越嚴重。

　　投資效益下降。投資效果系數等於GDP增加額除以固定資産投資額，反映一定時期單位固定資産投資所新增的GDP，是衡量經濟效果的重要指標。近年來，投資效果系數不僅大幅度低於歷史平均水平，而且在波動中下滑的趨勢明顯。到2009年，投資效果系數為12.0%，處於有歷史數據的最低水平，即每投資1億元的固定資産，GDP只增加0.12億元，比1996年減少0.33億元。而且凡是大量增加投資的年份，投資效果系數就明顯下降。這説明，在投資規模增大的同時生産效率卻在降低，高投入、低效益的問題較為突出。

　　深化改革，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報告》指出，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是我國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根本立足點，是今年工作的重點。必須深化改革，改變主要靠投資驅動的經濟發展方式，增強消費對經濟的拉動力，努力實現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

　　改變地方政府、國有企事業單位軟預算約束狀況。《報告》提出，推進財稅體制改革，穩步推進地方財政預算、決算公開。應增強政府預算的全面性、嚴肅性和權威性。加快修改完善預算法。政府預算應覆蓋政府收支的各個方面和各種項目；政府不能為任何經營單位提供債務擔保。人大應該用更多的時間、更多的精力加強對預算的審批和監督。提高預算、決算的透明度，主動接受公眾和新聞媒體對預算執行情況的監督。應加強對國有企事業單位的預算管理。把國有企業的收入納入預算管理，提高利潤上繳的比例；嚴格控制國有企業負債率；嚴禁國有企業把資金投向生産能力過剩的行業、非主營業務領域，特別是非實體經濟領域。近些年，軟預算約束問題正在向事業單位蔓延。比如，一些高校借債問題嚴重，有的連利息都難以支付，更不要説歸還本金。其實，一些單位貸款時就沒想到要還，而是想方設法把還款的責任轉嫁到政府身上。在現行的財政體制下，政府如果不想辦法替它們還，就會形成銀行的呆壞賬，形成潛在的金融風險。從改革的方向看，國家必須舉辦的非營利、公益性的事業單位應實行全額財政撥款；對有收入的單位必須嚴格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促使這些單位量入而出，避免追求規模擴張、盲目發展。

　　認真落實中央關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報告》提出，完善和落實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各項政策措施。應加快壟斷行業改革，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進入鐵路、市政、金融、能源、電信、教育、醫療等領域，形成公平有序的競爭格局，提高投資效益，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

　　加快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報告》提出，抓緊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應通過深化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産率提高同步。努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逐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和比重。繼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社會保險統籌層次，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加快構建擴大消費的長效機制，優化消費環境，制定完善鼓勵和引導居民合理消費的政策。積極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斷提升政府公共服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