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黨員文摘》2004年第7期，作者：牛釗，原題：《蔣介石敗退台灣後的反省》

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聲中，蔣介石匆匆離開成都官邸，乘機直抵台灣。至此，號稱擁有800萬軍隊和500萬黨員的國民黨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徹底失敗，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中國革命的勝利，引起了全世界的震驚。特別是在美國，一場政治風暴隨之而起，從國會、國家安全委員會以至各大媒體，都在質問“國民黨是怎樣倒下去的”。本來，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政權，是從未動搖的。單從1945年到1948年，美國就援助國民黨540余架飛機，69個師的武器裝備，希望國民黨能夠長期統治中國，以維護美國在中國以至在遠東的利益。不料只經過了三年的戰爭，國民黨竟兵敗如山倒，不得不離開大陸，退守台灣一隅。在這種形勢下，美國國務院發表了《對華關係白皮書》，對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加以分析。但《紐約時報》評論説：“《白皮書》向人們透露的信息是，中國並不是被某個陰謀集團出賣的，而是國民黨自己倒下去的。”

在台灣，蔣介石對自己的失敗，更如骨鯁在喉，箭穿於心。蔣介石慨嘆道：“我們的整個大陸都淪陷了，究竟我們大陸的這種悲劇，這種浩劫，是誰為之？孰令致之？”於是，蔣介石在台灣“復行視事”後，便根據他研究的“原因”，在陽明山舉辦了“革命實踐研究院”，分批集訓高級官員和高級將領，蔣介石親自主持，親自督導，發表了連篇累牘的“訓詞”。在這些“訓詞”及其他各種演講中，對國民黨的失敗有痛切的指陳。

首先，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責任在於“國人”。他説：“抗戰以後，我確信可以在兩年之內，削平匪亂。不幸個人的主張，不能取信于國人。由此之故，在國內外種種阻力下，剿匪軍事受到了挫折。”

其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在於國民黨本身的腐朽。他説：“抗戰勝利以來，我們一般同志精神墮落，氣節喪失，把本黨50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毀無余。甚至毀法亂紀，敗德亂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我們黨和團的組織複雜、散漫、鬆懈、遲鈍，黨部成了衙門，黨員成了官僚，在社會上不僅不能發生領導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譏笑侮辱的對象”。他甚至氣憤地説：“自抗戰以來，本黨在社會上的信譽一落千丈，我們的革命工作茍且因循，毫無進展。老實説，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淘汰了。”過去在大陸，國民黨是不能被批評的，因批評國民黨而被逮捕、囚禁、暗殺的，不計其數，甚至連國民黨內元老級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濟深、鄧演達等也在所難免。到台灣後，蔣介石自己批評起來了，雖然只是泛論，沒有具體指出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殘民害民的中統、軍統特務，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的上層官吏，但也算是一點進步。

再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由於國軍的作戰不力。他説：“目前我們部隊的情形，各長官嫖賭吃喝，無所不為。尤其是賭博一項，相沿成風。共軍的紀律那樣嚴肅，而我們的軍紀如此廢弛，試問這樣的軍隊，怎麼能不被敵人所消滅？”；“軍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説惡劣到了極點。我們國民革命軍原是以愛國救民為目的，而事實的表現，不僅不能愛民，而且處處擾民害民”。過去，對國軍也是不可以批評的。早在1946年，蔣介石説：“共黨在國內外大肆虛偽地宣傳，説本黨如何專制，政府如何腐敗，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們國民革命軍如何擾民，甚至説我們軍官人人都營私舞弊。”到了台灣，他大講特講“軍不成其為軍”的種種表現，這至少證明過去人民對國民黨部隊的厭惡，並非共産黨“虛偽地宣傳”。

蔣介石把在大陸的失敗還歸咎於知識分子。他説：“我們在大陸的失敗的最大癥結，就是在學校教育。當時在校的青年和教授們，幾乎大半都作了共黨的外圍，成為敵人的工具”；“一般知識階級隨風逐浪，道聽途説，以共黨所好好之，以共黨所惡惡之，以共黨之是為是，以共黨之非為非，就是這樣斷送了我們的大陸”。他還説，“一些自命為自由民主主義的人們，直接間接幫助共黨，在政府區域內開展反內戰運動。政府為剿匪的動員，特別是徵兵徵糧，到處遭受這一運動的阻礙。”蔣介石這裡所指的是1947年在國統區開展的反迫害、反饑餓、反內戰運動，這一運動給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以沉重的打擊，因而蔣介石每提到這一運動，就發出切齒之聲。

對於國民黨的失敗，蔣介石還認為是由於美國支持不力。他説：“美國人對我們訓政的必要，沒有深刻的認識，加上共産黨穿鑿附會，惡意宣傳，因此在美國人頭腦中間，造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觀念，就是中國的政治是獨裁的政治，國民黨是獨裁的政黨。”在大陸時，蔣介石對美國使團人員雖多有不滿，但不敢惡語相向。到了台灣以後，越想越氣，便經常開罵。如稱史迪威“不自量力”，稱赫爾利為“無知之輩”。到台灣後，他不敢指名罵杜魯門，只是大罵“國際姑息分子”。他説：“剷除共産黨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業，但由於國際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視，養虎貽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面。”

當時來中國的美國使團，大多數人對中國確實一無所知，但是他們可以通過觀察和比較，得出自己的結論。許多美方人員經過比較，特別是通過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區觀察，得出的結論是：“一、中共雖代表少數，但頗強。二、中共擴張其地區，係人民之擁護。三、中共佔領區人民之生活，較國統區為優。四、中共之徵兵與稅收，亦較國統區公平。五、中共受進步之中産階級擁護，有越封鎖線而逃入共區者。六、中共之現行制度，較國民黨民主。七、中國之小政黨願托附中共，可以得到保護。”這些觀點，當然也影響了美國的某些決策。但從根本上來講，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産黨是從不“姑息”的，中國共産黨的力量也不是在美國“姑息”下發展壯大的。若干年後，杜魯門在其《口述自傳》中説：“蔣軍從來不是良好的部隊。我們把大約30．5億元的軍事裝備，送給了這些所謂自由中國人士，結果，從北京到南京的戰線上，蔣介石約500萬軍隊，卻敗給了30萬共軍……蔣介石實在無可救藥，他們的腐敗是與生俱來的，我決心不虛耗哪怕是一個美國人的生命去挽救他。”

蔣介石在檢討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時，也表現了自責的精神。如在《如何紀念國父誕辰》的演講中説：“在今日紀念國父86誕辰的時候，不僅主義未行，歷史垂絕，就是整個的革命基礎，都將要在我們手裏毀滅了。不知道大家對此一殘酷的現實，曾經檢討過沒有﹖在我個人來説，至少我對總理、對主義、對國家以至對我們的民族、歷史，都是一個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無論怎樣繁忙，總要抽出一段時間來，作為反省懺悔的工夫。”

蔣介石對國民黨失敗的檢討，不能説沒有一點積極意義，比如他認為：“當政20年，對於社會改造與民眾福利，毫未著手，而黨政軍事教育人員，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今後對於一切教育，皆應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未始為晚。”因而他親自指導制訂了國民黨改造方案，並於1952年在台灣農村實行了減租減息，1954年實行了土改。這是國民黨在大陸從未做到的。

但是，從總體上來講，蔣介石的檢討，只是一種憤怒的宣泄，一種責任的推諉，一種自我洗刷與自我標榜，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和歷史的總結。不過，蔣介石説他的反共主張“未能取信于國人”，這倒是一句大實話。民心向背，連古代一些稍有遠見的帝王，也常引為警惕，而自詡為現代政治家、軍事家的蔣介石，竟棄民意于不顧，冒天下之大不韙，失敗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