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國新聞網，作者：胡興軍，原題：《史海鉤沉：特殊起訴書解密“七君子事件”真相》

2008年2月29日，即將卸任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親手揭開了蒙在“中國法院博物館”牌匾上的紅綢，中國法院博物館在這一天正式成立。作為中國司法史上第一個全國行業性博物館，其極具價值的館藏，真實、全面地再現了我國法制發展的歷史。

走進中國法院博物館，一份特別的起訴書引起人們的注意。1937年4月3日，南京國民政府向沈鈞儒等7人提出起訴，這份起訴書的背後即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事隔半個多世紀，“七君子事件”的真相也逐步解密。

“七君子事件”真相

1936年5月31日，馬相伯、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佈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發表宣言，通過《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向全國各黨各派建議：立即停止軍事衝突，釋放政治犯，各黨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進行談判，制定共同救國綱領，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日政權等。1936年11月23日，南京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等7人，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七君子事件”。

南京國民政府于1937年4月3日向沈等提出起訴，並於6月11日和25日在江蘇省高等法院兩次開庭審訊。沈鈞儒等人堅持抗日救國立場，在獄中和法庭上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從事件開始之日起，中國共産黨和國內外進步人士就開展了廣泛的營救運動。“七七事變”爆發後，南京國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宣佈釋放沈鈞儒等7人，並於1939年2月撤銷了起訴書。

“七君子”救國獲罪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我東北四省後，全國人民同仇敵愾，奮起要求抗日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鄒韜奮主編的《生活週刊》成為主張抗日的喉舌，所刊載的文章多以團結禦侮、反對投降為內容。當時的政府當局非常惱火，勒令查封。不久，《新生週刊》又起而代之，繼續為抗日救國鼓與呼。

1935年上海文化界掀起文化救國運動，推舉大律師沈鈞儒為主席，鄒韜奮等為執行委員，同時發表救國運動宣言。宣言説：“東北四省淪亡之後，華北五省又在朝不保夕的危機之中！‘以土事敵，土不盡，敵不盡饜’，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負責指導社會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茍且偷安，而應當立刻奮起，站在民眾的前面領導救國運動！”由此，抗日救國運動如火如荼地在祖國大地蓬勃開展起來，社會各界尤其是工人、青年學生，紛紛組織起來，喚起民眾，宣傳救亡圖存。

1936年5月，“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全國20多個大城市、50多個團體代表出席了成立大會。大會發表宣言，呼籲停止一切內戰，釋放政治犯，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大會選舉了馬相伯、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陶行知等40余人為執行委員。

1936年7月15日，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發表了《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一文，表示贊同中共提出的停止內戰、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剿共”，一致對外。這篇文章在全國各界影響很大。

國民黨反動派對“救國會”的活動十分惱火，1936年11月23日晨，在上海非法逮捕了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等七人。因為這七個人都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領導人，並且是社會上的知名人士，都是因為愛國而被捕入獄的，所以人們把這個事件稱為“七君子事件”。

取保釋放第二天又入獄

“七君子”被捕後，關押在上海，12月4日移解到蘇州吳縣橫街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史良因為是女性，被取保候審，但她認為“大丈夫敢作敢為”，又主動投獄，被單獨關押在司前街女犯看守所。

在看守所，沈鈞儒等大義凜然，指著獄吏的鼻子責問：“我們犯了什麼法？憑哪條哪款逮捕我們？”獄吏張口結舌，不能答對。看守所長聞訊前去解釋：“這，這，這個，請原諒，由不得我們，我們這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你們要我説哪條哪款，我也確實説不上來。嘿嘿，委屈一下，委屈一下！”

回頭，看守所長覺得對沈鈞儒等社會名流進行關押，確實于法無據，關了一夜後，未經請示，便自作主張取保釋放了。後來，江蘇省高等法院檢察處首席檢察官翁讚年聽下屬報告放人了，氣得暴跳如雷，疾呼：“是有法律依據的！就是國民政府新近頒布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他們觸犯了這個法的第六條。誰敢擅自做主放人？我將提請追查！”

這一下，可嚇壞了看守所長，於是，在第二天深夜1點多鐘，“七君子”又被統統逮捕入獄。看守所長抹了抹頭上的冷汗，心想：“好在是取保候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