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故宮大盜”石柏魁被北京市二中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3年。此案最讓人難以理解的是，判決指出由於被盜展品的特殊性，價格評估機構未能就被盜展品的價值出具鑒定結論，法院判決只能“參考”投保金額。這樣一起舉國關注的盜竊案，最終居然無法直接認定盜竊數額，引發輿論關注，有評論指案件結果難以令人信服，有“糊塗案”的感覺。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寶價難鑒？為什麼多家機構都拒絕鑒定評估？記者深入調查後發現，由於缺乏權威的鑒定機構和統一的鑒定標準，目前刑事案件中一些特殊物品的價格鑒證存在困難，“鑒寶”無門並不稀奇，一些贓物由此成了“無價之寶”，直接影響案件的定罪量刑，因贓物無法估價引發的訴訟爭議時有發生。

　　恐怕石柏魁自己也不會想到，他腦子一熱偷了故宮，卻給司法審判留下諸多待解難題。

　　回放

　　被盜展品無購買資料

　　據記者了解，去年5月11日故宮盜寶案偵破後，警方即圍繞被盜藏品價值展開工作，要求香港兩依藏博物館提供被盜展品的購買資料。

　　兩依藏是香港財經界名人馮耀輝的私人藏館。馮耀輝身家以億元計算，也是收藏界名人，他以女兒依淩及依琪的名字，設立了私人博物館“兩依藏”。馮耀輝尤其喜愛收集西式寶石化粧盒、手袋等，被盜的香粉盒正是他的獨門收藏。

　　據報道，故宮盜寶案發生後，馮耀輝曾表示，被竊珍藏曾被歐洲達官貴人使用，使用者都是王親貴族、王妃、當代紅星，不是平民可買的。

　　但令人意外的是，兩依藏博物館未能滿足警方要求。5月14日，該博物館向警方回函稱，相關藏品是馮耀輝20年來在全球各大小拍賣場中蒐羅所得，數不勝數，因馮耀輝不存商業意圖，也無存檔習慣，因此記錄不全，無法向警方提供購買資料。

　　價格鑒定未被受理

　　在沒有相關資料的情況下，警方委託北京市價格認證中心對被盜藏品進行價格鑒定。而該中心於5月26日作出了不予受理價格鑒定的決定，原因是被盜展品的工藝不詳、材質不明、狀態不清，不符合價格鑒定條件。

　　記者了解到，價格認證中心隸屬於政府價格部門，是公檢法機關委託涉案物品價格鑒證的法定機構，按規定，對文物、郵票、字畫、貴重金銀、珠寶及其製品等特殊物品進行估價時，應先送專業部門作出技術、質量鑒定後，再根據鑒定結論估價。

　　“也就是説，對於文物、藝術品等特殊物品，要先經過專業鑒定，在確定真偽和質量後，才由我們來估價。鑒定和評估一定要嚴格分開。”一位價格認證中心的負責人告訴記者。

　　警方“鑒寶”四處碰壁

　　為確定藏品的真偽和質量，北京警方又進行了大量工作。9件被盜展品涉及7個品牌：梵克雅寶、愛馬仕、蒂芙尼、卡地亞、奧斯特塔格、佩托基、法勞內，品牌原産地均在國外。警方與蒂芙尼、卡地亞、梵克雅寶、愛馬仕的中國代理商取得聯絡，請求代理商協助聯絡品牌製造商，核實被盜物品情況，但最終無果。而奧斯特塔格、佩托基、法勞內3個品牌不是沒有了，就是已經被收購了。

　　警方又聯絡北京市文物局做鑒定，但被告知被盜展品均為現代工藝品，不屬於文物範疇，市文物局無法鑒定。此後，警方又與北大寶石鑒定中心聯絡鑒定，但該中心讓警方補充品牌真偽證明、出廠時的歷史價值、歷次拍賣的記錄等材料。這又把警方難住了。

　　北大寶石鑒定中心技術總監王時麒昨天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被盜展品的主體材質和鑲嵌寶石的重量、等級雖然可以鑒定，但這些展品是群鑲的西方藝術品，鑒定需要拆卸，存在造成微損的可能。此外，藏品都是國外品牌，在缺乏相關資料的情況下，其品牌真偽、歷史價值不易判斷。

　　四處碰壁之後，警方只得放棄鑒定，以9件藏品的投保金額作為指控依據。

　　進展

　　辯方將申請重新鑒定

　　盜竊數額是盜竊罪定罪量刑最關鍵的依據，出於對法律嚴肅性的考慮，在石柏魁案中，檢察院和法院都沒有以投保金額直接認定此案盜竊數額，只作為參考依據。最終，一審判決也未對數額作出明確定論，只依據在故宮內盜竊“情節特別嚴重”，決定在十年以上幅度量刑。

　　而辯方認為，在盜竊地點上，現行法律只規定了盜竊金融機構可構成“情節特別嚴重”，在故宮內盜竊構成“情節特別嚴重”並無法律依據，並由此提出上訴。

　　石柏魁的辯護律師黃長勇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投保金額作為商業合同比較隨意、不客觀，據此判決對被告人並不公平，辯方在二審中會申請對被盜展品價值進行重新鑒定。

　　“價格一旦認定出來，就可以根據價格定罪量刑。這樣案子就紮實了，無論是判什麼刑期，依照被盜物品的價值定罪，完全符合法律的規定。”

　　調查

　　無法作價“便宜”被告人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在盜竊案中，特殊物品無法作價的現象其實並不鮮見。

　　目前對贓物估價依據的是《扣押、追繳、沒收物品估價管理辦法》，該規定要求公檢法機關在委託估價時，委託書應當包括涉案物品的品名、牌號、規格、種類、數量、來源以及購置、生産、使用時間。

　　經常代理刑事案件的律師陳楓告訴記者，有些案件中，盜竊來的手機、電動車既沒有品牌，失主又不能提供購買資料、産品型號，所以價格鑒證部門無法作價。還有些失竊的藝術品、工藝品，失主認為很值錢，卻因不合鑒定條件，無法予以估價。

　　對於無法作價的物品，檢方公訴時通常會撤下。有的雖然訴了，法院也認定了，但判決時還是因為無法作價，法院只能定事實，不能定數額，直接影響案件量刑。“在這種情況下，被告人實際上就算撿了個便宜。”

　　此外，法院在判決發還違法所得時，無法作價的物品價值也不能計入其中，導致失主難以主張這一部分損失。

　　法律空白引發爭議

　　特殊物品無法作價的問題在賄賂案件中更為突出。原西城法院院長郭生貴貪污、受賄一案中，反貪幹警查獲了兩幅名家的字和一幅名家的畫，檢察機關起訴時也對字畫進行了指控，但法院最終並沒有認定，法院認為公訴方沒有完全排除對字畫真正價值的“合理化懷疑點”，所以不定。

　　重慶文強案更富戲劇性，公訴人在計算文強的家庭財産時，當庭出示了貴重物品的清單，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一幅《青綠山水圖》。該畫曾被重慶官方鑒定為價值364萬餘元的張大千真跡。辯方提出異議後，這幅畫經國家文物局、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鑒定，認定為“筆墨粗俗、款字浮弱，為一般倣品”。原來，重慶市價格認證中心根本沒對畫的真偽進行認定，就評估出了價格。最終，法院從文強的犯罪金額中減去了這筆數額。

　　法律人士告訴記者，司法實踐中，文物、藝術品等特殊物品的真偽鑒定和價值鑒定沒有統一的標準，缺乏權威機構和相應的法律規定，容易引發各方爭議。

　　指定機構讓鑒寶有門

　　在拍賣行擔任多年法律顧問的張之松律師認為，無論是盜竊案件，還是官員受賄案，都會存在特殊物品鑒定估價的難題。文物、藝術品往往難以定價，而且文物根本就不能出具價格鑒定。對此，有關部門應出臺規定，統一特殊物品的鑒定程序和標準。

　　張之松建議，根據慣例，確定文物、藝術品價值，可以依據前三年同類拍品的平均拍賣價，這樣就可以定出特殊物品的市場價格，法律對此應加以明確，解決特殊物品無法估價的司法難題。此外，司法鑒定在司法審判中相對權威，但現在司法鑒定機構只鑒定人身傷害和財産損失。張之松認為，國家應該指定由司法鑒定機構承擔特殊物品的鑒定，出具鑒定結論和鑒定價格，解決辦案機關“鑒寶”無門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