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廣網北京3月18日消息（記者季蘇平 莊勝春）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中國人有一句俗語"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其實意思是開頭基礎打得好，就成功了一大半，當然，"十二五"規劃也不例外。2011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回首過去一年，中國經濟發展能得多少分呢？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諸多經濟界明星大腕兒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主持人讓到場嘉賓給十二五開局之年打個分，大多數專家給出的都是"良好"，新聘任的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教授錢穎一感嘆，簡單打一個分兒其實很難。

　　錢穎一：我覺得這個打分是很難，比如説你要純粹就看經濟表現，那中國去年的經濟表現增長了，通貨膨脹你要跟全世界比非常好的，但“十二五”規劃我想主要的目的不光是看經濟表現，它是一個比較長期的一個轉變，多少年以後才能來做一個比較合適的評價。

　　2011年，中國經濟增速超過9%，物價指數被控制在了5.4%。這些數據放在全球大背景下看，十二五開局之年絕對能夠打"A"。問題的關鍵是，在十二五的目標中，結構調整比經濟增速更加重要，這在與會的經濟學家間也達成了共識。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非常肯定地説，目前經濟增速回落就是為調結構留出空間。

　　馬建堂：無論是投資、消費還是工業，儘管速度有些回落，但我個人感覺，還是仍然在一個正常的平穩的區間。第二個這應該也還是政府主動調控的一個結果。

　　經濟學家常常把外貿、投資、消費比喻成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在這裡我們不妨把調結構簡單的理解為三者之間比例的關係。十二五就是改變以往外貿、投資唱主角的模式，強力啟動內需。然而2011年財政收入增速大幅超越了居民收入增速，錢穎一分析，正是因為如此，結構調整比較困難。

　　錢穎一：比如消費低或者儲蓄高，我們都知道主要原因不是居民或消費者的儲蓄高，是因為政府的儲蓄高，投資過高也是因為政府或者國企的投資的行為，因此我想當我們回顧“十二五”第一年的時候，當我們擔憂結構調整沒有十分理想的時候，我們更應該注意到深層次的問題。

　　改變既有模式，從發展的慣性中擺脫出來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事兒。實際上從"結構調整"第一次被提出至今已經過去了16年，然而"調整"的效果並不理想，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將此歸結為"發展方式"的問題。他認為中國必須擺脫投資和出口驅動的增長方式，轉而以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作為新的經濟增長引擎。政府主導的産業升級投入太多，成本太高，現在是依靠市場的時候了。

　　吳敬璉：近年來，有的人認為各種社會問題的解決要找另外一個方向，也就是説增強政府的力量，增強國際的力量，用政府大量的動員資源去投入維持一個高增長，那麼這個試驗該説經過這麼多年，應該可以做結論了，我聽了劉鶴先生今天早上的講話，我覺得很鼓舞，因為他是一位官方人士，他表示我們還是要堅持我們30多年來改革的方向。

　　依靠市場的力量推進結構調整，方式轉變，是吳老一貫主張。在他看來，中國經濟中的體制障礙沒有得到消除。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他認為並不是一切東西都應該市場化。

　　鄭永年：應當市場化的地方他沒有市場化，像國有企業，不應當市場化的社會領域高度市場化像，醫療、教育、房地産，經濟領域跟社會領域是不一樣的，社會領域不可以隨便用經濟政策，我們基礎設施的投資和社會投資失衡，這麼多年基礎設施投資在早期發展中非常需要，但是如果我們繼續的話，就會導致過度投資。但是社會投資大量不足，醫院，學校，為什麼不能多投資一點？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中小企業，民間資本從來都是最活躍也是最有效率的。世界上的任何一次産業革新都起源於那些並不起眼的"家庭作坊"。允許民間資本進入到更多領域中去，成為推動改革的原生動力，是我們在論壇上聽到最多的聲音。

　　鄭永年：為什麼內需提不高，背後有兩個結構失衡，一個是就民營企業跟國有企業之間的失衡，另外一個就是説大型企業跟中小型企業之間的失衡，當國家控制了市場，控制了物資供應這幾樣東西就夠了，民營企業就生存不下去了。今天我到廣東、浙江看就是這樣的情況，開始抱國企的大腿。很多的民營企業家資本都流向國外了。我想一個國家民營企業家都跑完了，誰來搞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