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報記者 田恩祥

　　他是一個把底層上訪者當兄弟姐妹的草根學者，

　　一個嫉惡如仇敢怒罵官員敢拂袖而去的公共知識分子；

　　他，奔波于田野鄉間，徜徉于高校講堂，點撥迷津于各地官員課堂，

　　他以微博為私人媒體，關注著全國各地底層百姓的困苦，鞭笞著無視民生的地方官員———

　　接待來訪者，給官員開講座，給學生上課，于建嶸教授忙得團團轉。11日中午，記者打通他電話時，他還沒有吃飯，剛從北大講完課出來。

　　“黑人”經歷令他關注底層

　　于建嶸曾經是“黑人”，小時候最讓他糾結的事情就是：為什麼一個黃皮膚的孩子就成了“黑人”了呢？

　　他父親年輕時曾進山幹過遊擊隊，“文革”時，把他定性為“土匪”，從此不再安排工作，還把于建嶸的母親趕到了農村。在農村無法生活下去，母親只好帶著姐弟二人流落到城裏，于建嶸成了“黑人”：沒有戶口。一家人沒有居住的房子，也沒有飯票布票。當時的家當就是一輛板車，板車上放著一口鍋、兩床被子。

　　8歲時，父親託人將他送去上小學。但總有人知道他是“黑人”，班長帶著人要拖他出教室。小小的于建嶸這時候已體驗到弱勢群體的滋味，他緊緊抱住課桌，但還是被拖了出去，母親縫的唯一一件好衣服也被撕扯爛了。

　　從6歲到14歲，這種“黑人”的待遇一直陪伴著于建嶸，讓他過早地嘗到了人世間的冷暖。

　　難以磨滅的“黑人”經歷，讓他對底層人的生活和權益保護有了更多的關注。他説，就是現在，他的姐姐還在打工。他説，有一次在廣東公開演講，有聽眾問：一個高級知識分子，不應站在底層立場説話，你應代表自己的階層説話。他指著台下一個快六十歲的婦女説：“她是我的親姐姐，在湖南下崗了，現在來廣東當保姆，她是從報紙上看到我來演講，求東家給了3個小時假來見我的，這就是我的階級，我幫自己的親人説幾句話也錯了？”此一幕讓現場的人眼淚都要流下來了。

　　走入田間，他“看到了一個真實的農村中國”

　　1979年，他考上湖南師範大學政治係，好與人討論“中國怎樣改革”之類的問題；畢業後做了記者，1987年離職當刑辯律師；1997年考上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的博士生，他選擇了“鄉村政治”作為博士論文的選題。

　　他沒有扎進圖書館故紙堆，而是一頭扎進鄉村，做田野調查。導師希望他能超越現有的爭論，進入鄉村社會生活，讓事實説話。他沿著毛澤東上世紀20年代寫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走過的路線進行廣泛的農村考察，並選擇了湖南省第一個農民協會發源地的村莊作為調查點，這一調查就是一年。

　　人民大學教授張鳴調侃于建嶸的獨特本事説：“成名之初，是以做田野出名的，不管多臟的農舍，他都能倒下就呼呼大睡。”

　　經過一年田間地頭的調查，于建嶸説他“看到了一個真實的農村中國”，根據這些他寫成博士論文《岳村政治》，一經商務印書館出版，立即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重視，諸多報刊及學術網站紛紛刊出評論文章，有學者還認為，以實證研究為指向的《岳村政治》開風氣之先，由此，引出學界關注中國農村問題研究的“華師風格”和“華師學派”。

　　于建嶸現任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住在北京城東的畫家村宋莊小堡。這裡是他生活交友的地方，還是他接待全國各地求助訪民的地方。這些年，他收到了大批上訪材料，特辟了一間“黑材料”房，滿滿兩面靠墻的書櫃都是群眾舉報信，已經四五萬封了，覆蓋全國兩千多個縣。

　　2010年聖誕節開始後的4天，于建嶸辦起聖誕流水席。他在微博上發消息：“歡迎參加：栗憲庭電影基金將在2010年12月25日至28日舉行《我們這一年：2010》招待會。我是今年招待會的主人，在這四天裏：1、聊天，2、免費的晚餐，3、贈送我的新書《底層立場》，4、放映並贈送紀錄片《上訪者説》，5、看‘我的兄弟姐妹’繪畫和照片。”

　　“很想幫他們，但是有些人幫不了，你讓我怎麼辦？”于建嶸一聲嘆息，他告訴羊城晚報記者，《上訪者説》和“我的兄弟姐妹”的繪畫、照片，是他接待上訪者的工作記錄和創作，“人家實在無處可去，來找我來了，我卻幫不到，那就拍下來，畫幅畫吧！”

　　這4天的流水席，于建嶸也招待了不少的上訪者，他估計，連同趕來的網友、學者、學生和官員，大約招待了800多人。看了《上訪者説》和“我的兄弟姐妹”的繪畫和照片，很多人都哭了。

　　給官員上課，他也敢怒罵

　　上訪者將於建嶸視為“救星”，願意把他當做傾訴對象。不少官員也認為他説的是真話，對他尊敬有加。

　　近年來，除了接待上訪者、做調查，于建嶸一直忙著的另外一件事就是給官員們上課。上至部委官員，下到鄉村黨委書記，他都循循善誘，擺事實講道理。

　　“我是把我了解的底層的情況告訴這些官員，充當官員們和底層民眾之間的溝通橋梁。”他告訴記者，多數時候，官員們會對他講的內容有所認同，“僅僅是認同，其實他們自己早就知道情況，來聽課，是他們表示尊重，以後怎麼幹就不知道了。”

　　“你們如果這樣把信訪公民拘留、勞教、判刑，會有報應的！”于建嶸上課時也罵官員。去年10月10日，他到江西南昌給所有的公安局長講課，但讓他沒想到的是，公安局長中卻有人站起來鼓掌，一位公安局長給他發短信表示感謝，因為他的理論指導，該局長的轄區群體性事件已呈大幅下降趨勢，局長再也不感到痛苦和壓抑了。

　　微博問政，他堅守底層立場

　　于建嶸開微博才3個月，粉絲已經超過25萬人，在微博上，因為他時時處處堅守底層立場，他“火”了。

　　去年11月1日中午，于教授在其微博中説：“昨晚深夜趕到萬載縣，今天給七百多人講課，號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剛才吃飯，縣委書記言稱，為了發展，就得拆。我怒言，現代社會就是以保障個人基本權利為基礎，你們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確保個人權利。他説，如果沒有我們這些縣委書記這樣幹，你們這些知識分子吃什麼。我一怒推椅而起，離席而去。他認為，我這樣的講座對縣裏太有負面影響了。他説，你這樣一講，下面的幹部就不會去執行縣委的決定了。他感到後悔(請我來)。我告訴他，我只講我自己想説的話。”這段博文，很快被轉發超過5000次，評論超過3000條，引發了網友關於拆遷話題的激烈討論。

　　“微博就是我的私人媒體。”于建嶸説。他在萬載縣飯桌上與書記交鋒離席後，感到這個縣委書記的話有一定的代表性，應引起社會的關注，所以發到微博上去，誰知變成了公共事件，傳統媒體也過來關注了。

　　他認為，網絡的影響力確實越來越大，即使在傳統媒體上發表了相關言論，也並不一定會引起社會上強烈的反響，反而是微博，能夠迅速地引起網民的注意。“以前，往往是我們跟著媒體走，根據媒體對社會的關注點來發表言論。現在有了微博這些網絡工具，有時候甚至可以引導媒體。比如這次事件，就是由微博引起的，傳統媒體紛紛跟進。”

　　中國社科院博導周瑞金也認為，于教授能夠拂袖而去，並把拆遷的錯誤思想在微博上整理出來，引起了廣大網民的關注，起到了很好的網絡問政的作用，應該充分肯定，“體現了公共知識分子的人格魅力”。

　　于建嶸正在微薄上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去年12月29日啟動的“讓失屋農民過冬”活動：凡經網友認定在最近三年被強拆而失屋無處安身的農民，將給其寄去一千至二千元過冬費。經費由私人或企業贊助，拒絕學生和工薪人士捐款，愛心人士可直接與受捐人聯絡。

　　到1月9日，他已發佈了第11個救助動態：“河南汝南縣古塔辦事處范湖村農民孫栓柱，房屋被拆，目前全家借住在親戚家一間不足12平米的破屋內安身，以上情況由朱長振提供，決定捐助一千元。請薛明波律師安排匯款。希望這個地方的領導想想這些農民在北風中如何生活。”而對另一個石老太太，他也決定資助一千元，説：“希望石老太太在這個冬天感到一點點溫暖。”

　　北京晚報採訪了收到捐贈的農民，該農民的一句新年願望，讓于建嶸很感動，她説：“希望自己的孩子都能讀好書，都要做對社會有貢獻的人，不做傷天害理的事情，這是我新年最大的願望。”

　　對話

　　于建嶸

　　我喜歡學者的身份，可以冷靜思考，做深度對策性研究

　　羊城晚報：我們看到您最近出了一本書叫《底層立場》，請問您為什麼會關注底層研究？這種研究方向在您心中意味著什麼？您小時候的流浪經歷和“黑人”待遇是否奠定了您時時處處為弱勢群體著想的價值觀？

　　于建嶸：有小時候經歷的原因，不全是。這就是我的工作，我學的就是政治學、社會學，要研究的就是社會衝突，社會衝突主要在底層。

　　羊城晚報：您家客廳的東墻上挂著一幅用上訪者寄來的信封裝裱成的畫，是特意用這種形式來時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記底層的老百姓嗎？您在做田野調查的時候有沒有見到一些令您最難忘最有感觸的人或事？

　　于建嶸：是一種提醒，主要還是對日常工作的一種記錄。

　　羊城晚報：據説您1989年以前一心想做好記者，後來還做了律師，現在又成為研究農村問題的著名學者，您覺得記者、律師、學者這三個身份您更喜歡哪一個？哪一個更能有效地維護弱勢群體的權益？

　　于建嶸：相比來説，我還是喜歡學者的身份。記者可能會比較早發現問題，但是很少觸及新聞事實背後的事情，需要用事實來講話，需要很快地到事件現場，因為有時效性。學者不一樣，學者會關注新聞背後的事情，從制度上作分析。記者能做出深度報道，但是難以提出對策，學者的時間更從容，可以更冷靜思考，做深度對策性研究。

　　羊城晚報：您覺不覺得現在社會缺乏一種好好説話的環境？現在的幹部在做群眾工作時，經常是“與新社會群體説話，説不上去；與困難群眾説話，説不下去；與青年學生説話，説不進去；與老同志説話，給頂了回去”。如果請您支招，您會怎麼給這樣的幹部講呢？

　　于建嶸：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人家來聽你講話，是尊重你。聽完之後人家真的怎麼想，怎麼幹，是不是按照你説的幹可不一定。

　　我會告訴他們老百姓的想法，他們錯在哪。其實這些他們早就知道，他們也是人，只不過現在不坐公交車了。（笑）

　　羊城晚報：您開了一個班教學生，希望有更多的人關心中國底層，為什麼要開這樣的班？您希望什麼樣的人參與其中？

　　于建嶸：這個班是為了培訓來自全世界的20位進行底層研究的人。這個班是社科院農村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與哈佛大學燕京學社、香港大學聯合舉辦的。學員都免費吃住還提供來往路費，唯一希望他們將來關注中國社會的底層。

　　微博是一種話語權，看微博的評論比參加學術討論會還受益

　　羊城晚報：您在政府中，在官員中，有種特殊的張力。我們認為現在學者成功干預時政，特別是在一些敏感話題方面可以較好干預，還是比較少，您是如何做到的呢？您的微博被評為“談心體”，它是不是您干預時政的一種路徑？10日CCTV晚間新聞報道，被您在微薄中指“這樣的開發商缺德”的四川綿陽市“空中樓閣”事件有了解決的希望，您有何評價？

　　于建嶸：綿陽空中樓閣事件的解決，主要還是媒體的作用，我只是轉發一下微博，沒有那麼大的作用。倒是樂清的事情當地政府很關注，反應大，他們告訴我他們會看我的微博，不過並不是他們關注，就會怎麼辦，不能估計得太多，只是多了一種表達的可能性，也是一種話語權。微博比博客好，博客文章長還要想想結構，這個就隨時隨地想到什麼發什麼，但是也不能説就起到了作用。

　　羊城晚報：為什麼會選擇微博的方式？

　　于建嶸： 有時候收到求助信後，實在沒有辦法幫他，只有微博。

　　有了微博之後，我可以將我做的工作中，我認為適合公開的部分，要引起社會關心的部分，通過微博表達出來，對我而言更容易更能夠表達我的一些想法和觀察。沒有微博以前，我主要通過論文、報告和一些媒體朋友表達，論文需要期刊發表，需要很長時間，報告只能給少數人看，媒體朋友不一定對我的問題感興趣。有了微博之後，我可以更加主動地表達我的想法，更加簡單明了地把我的學術思考和觀察表達出來。

　　我們應把微博看成是一個互動的工具，專家教授也不一定能想得那麼全面，網友中間有很多高人，可以從不同的方面想，所以我很喜歡看微博中的評論，看他們的評論比我們參加學術討論會還受益。

　　我的最大期望：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規則

　　羊城晚報：有人説您是中國的羅賓漢，扶弱濟困而不畏強權，您認同嗎？

　　于建嶸：那是瞎扯，你不要相信啊！老弟，我已經40多歲了，一把年齡的人了。我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個人，我也怕死，如果我真遇到有人要害我，我也不敢講。不要把自己太當個人物。我講的那些，其實很多都已經到了應該解決的時候了，我一發就解決了，反響才大。其實很多也是別人發給我，讓我來講。他們相信我，我也願意來做。

　　羊城晚報：新年伊始，對於中國，對於弱勢群體，對於您自己，對於2011年，您有什麼寄語？

　　于建嶸：我最大的期望是，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建立起公平公正的社會規則。這要通過民主法治的建設來完成。我希望社會規則的建立能夠在博弈中獲得突破性發展，在基本規則的建立上能達成更多共識。建立規則比建幾座大樓更重要。現在就是很多規則被破壞了，法律、道德的底線被突破，讓老百姓覺得越來越不安全了。憲法規定的公民的權利就是底線，所有的權利都應該得到落實。就是要守住憲法規定的底線。

　　于建嶸語錄

　　今天中國沒小事。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建議你不要發怒，不要去罵老百姓，不要去耀武揚威，因為一不小心你就麻煩大了。一旦罵了，有錄音，有錄像，他把你一上網，貼個標簽，説“史上最牛某某主任”(職務應學生的身份而變化)，你領導一定要你下臺。

　　如果考評機制不變，土地價值評估權力不轉移，利益分配機制不改變，我去當縣長也要搞強拆。

　　是的，我們要為子孫後代思考這些問題了。無論這個地方發展多快，只要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權利而不能公平公正地處理，這個地方的執政者就不合格，就應承擔責任。想想，如果是自己的父親因強拆被打死了，會是什麼心情，會採取什麼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