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一部關係到人的自由、權利與生命的程序法，將再次被注入新的活力。刑訴法的制定修改完善，是中國民主法制建設進程的縮影。

　　【1979年】誕生

　　保障無罪之人不受刑事追究

　　【背景】

　　當年的立法者中很多人受到了“文革”的迫害，對於公民人身權利的保護尤其重視。

　　1979年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刑訴法等7部法律。雖然當時“人權”這個概念不為很多人所知，但是在立法過程中已經清晰體現：辦案“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以外，有權委託律師等辯護；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最早的刑訴法草案的任務主要是“揭露犯罪、證實犯罪和懲罰犯罪”，後來改為“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並增加重要原則，“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意義】 “文革”後秩序回歸需要

　　“文革”結束，社會需要回歸正常秩序，國家工作的著重點要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因此出臺包括刑訴法在內的一批法律，能夠建立人們可以遵循的制度規則，恢復社會秩序。

　　【1996年】首次修改

　　大膽吸收“對抗式訴訟”

　　【背景】

　　改革開放為修法者提供了借鑒吸收國外經驗的機會。耄耋之年的著名法學家陳光中回憶説：“改革開放不久，我陪著國外參觀團到北京一個法院觀看開庭審案。‘這是軍事法庭嗎？’外國人突然發問。原來，我們法官身上穿的不是現在的黑色法袍，而是類似軍裝的服裝，頭上還戴著‘大蓋帽’。”

　　1996年，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大關於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完成了刑訴法的第一次“大修”。

　　首次修改大膽吸收了先進經驗和做法。修法向著保障人權、更加公正邁進：完善強制措施，取消收容審查制度；檢察機關不再使用免予起訴；改革死刑執行方式；增加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的規定；吸收“對抗式訴訟”，改革一審審判方式，法官居間裁判，當事人可以在公開的法庭上進行辯論、質證……

　　【意義】 適應刑事犯罪的複雜化

　　隨著國家的快速發展，刑事犯罪的日趨複雜和執法環境的變化，需要對這部法律進行補充修改。

　　例如，很多新型經濟犯罪出現；跨省市流竄作案犯罪大量增加；涉及境外犯罪增加；律師隊伍不斷發展，需要在刑事訴訟中更好地發揮作用；政法機關在司法實踐方面積累了新的經驗等，都需要刑訴法做出修改完善。

　　陳光中認為，第一次修改刑訴法是成功的，並且為以後的修法積累了有益經驗。比如，注意懲治犯罪，同時也注重保護人權，努力做到兩者的統一。

　　【2011年】二次修改

　　寫入“保障人權”

　　【背景】

　　近些年曝光的杜培武、佘祥林、趙作海等案件，也暴露出刑訊逼供等程序違法問題。

　　歷史的腳步走入2011年，刑訴法開始進行第二次“大修”。

　　中國法學會刑訴法學研究會副會長陳衛東全程參與了這次修法。他認為，“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刑訴法，是本次修法的最大亮點。這部法律從最初的164條，增加到225條，這次修改正在向300條邁進。

　　【意義】

　　刑訴程序需規範

　　本次修法發出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強音。在具體的制度設計上，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設置了嚴格的證據收集程序，又規定了證人出庭作證的一些制度，這都將對遏制刑訊逼供起到重要作用。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