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成就感”無法抵消職業倦怠感

　　昆明市金殿中學是雲南省唯一一所工讀學校，因為從事的是特殊教育，教師汪霞在與這些“特殊”學生相處時總是堅持一個原則：“嚴厲要求，跟緊學生”，工作中不敢有半點懈怠。然而，她的盡職盡責換來的卻是學生的“不接受”和“作對”，直到一起突發事件的發生。

　　這天，班上的同學突然發現杜波（化名）私藏了多人的東西，全班同學將杜波堵在宿舍樓梯口準備“聲討”她。汪霞聞訊趕來，眼看拳頭、耳光、飛腿就要落在杜波身上之時，汪霞推開人群，大叫著“住手”並用自己的身體護住杜波。混亂中，她挨了不少拳腳。這時，有學生叫了起來：“別打了，打到老師了。”經過一番宣泄，學生們心中的怒氣消退了，一下子安靜下來。幾天后，幾名愛作對的學生找到汪霞，説：“汪老師，對不起，以前你對我們嚴，我們認為是在整我們。可是那天看你奮不顧身擋住我們的拳腳，我們體會到你是真正愛學生、保護學生。”

　　工讀學校的學生大都是因為學習困難或品行偏常被原學校淘汰下來，他們曾經在應試中敗陣，或在其他方面遭受過挫折，他們有著相似的特點：自由散漫、行為習慣差、對學習失去興趣、自暴自棄。

　　為了讓學生安心在校讀書，提高在校生的穩定率，金殿中學的教師們做了無數的策略研究。“我們的問題學生在成長過程中充斥著太多的批評和指責，他們習慣了大人的責罵和漠視。”教師楊雲霞説。

　　為此，楊雲霞決定開一個“誇誇你的父母，誇誇你的孩子”的家長座談會，但這個主題卻遭到大多數學生的反對，“他們對這種主題顯得非常不自信”。

　　雖然如此，但楊雲霞發現，學生們嘴上説不願意，其實心裏非常地認可。他們在找父母的優點時，也找出了自己身上的優點：“我成績不好，可我沒有其他同學的不良習性，雖然爸爸媽媽對我的學習傷透了腦筋，但我看得出他們還是很在乎我的”，“我雖然貪玩，但我從來沒有夜不歸家，不讓爸媽像其他家長那樣滿世界找我”，“我雖然愛打架、愛鬧事，可是我從來不敢頂撞父母，每次還很愧疚，只是不願向父母説出來”。

　　主題班會召開的那天，學生們把教室裝扮得像過節一樣，黑板上寫著：“爸爸媽媽，我愛你們”，周圍畫上了鮮花和愛心。這天的家長座談會沒有責備、抱怨和訓斥，只有賞識、理解和快樂，孩子和家長們都哭了，父母擁抱了自己的孩子，找回了多年沒有的溫情。

　　在金殿中學，幾乎每個教師都能説出一大堆教育學生的故事，但是記者發現，不少教師仍然有明顯的職業倦怠感。“工讀學校挽救了大量的學生和家庭，但工讀學校的教師卻是一個職業倦怠的高發群體，這應該引起教育部門的足夠重視。”金殿中學的一位負責人説。

　　工讀學校性質定位模糊，缺少政策支持

　　中國青少年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顯示，目前在國內，40%的工讀學校得不到當地政府的重視，近50%的工讀學校所在地政府自從1987年以後就沒有出臺工讀教育的地方性政策、法規和文件；65%的工讀學校辦學經費不足；一半以上的學校教學設施簡陋，無法與當地普通學校相比；60%的學校教師待遇很低。

　　據悉，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是，我國對工讀教育的性質定位比較模糊，沒有突出工讀學校在教育對象、教育方式、教育功能等方面的特殊性，只是籠統地納入了普通教育的範圍。

　　我國相關文件將工讀學校定性為：對違法和輕微犯罪的中學生進行特殊教育的半工半讀學校，是普通教育的一種特殊形式，也是實施義務教育的一種不可或缺的教育形式。有業內人士指出，這一定位對工讀教育的發展産生了很大的影響，致使很多地方政府都將工讀教育作為普通教育來對待，使之成為普通教育的弱勢：一所特殊化的學校本該得到特殊政策，但資源匱乏，教育能力下降，較難達到預定的教育目標。

　　記者在採訪中獲悉，雖然近年來教師工資有過幾次大的調整，但就勞動性質和強度而言，工讀學校教師的待遇偏低，社會地位不高。

　　在工讀學校，教學安排與普通學校一樣，老師除了要完成相應的課程外，每週還要值班一到兩次，24小時與學生在一起，處理各種突發事件。教師值班期間，對所管理的學生負有相應責任，如學生逃跑、打架、受傷等，教師要負責，這使得工讀學校的教師不僅工作時間長、強度大，精神壓力也非常大。

　　另外，工讀學校的教師缺少發展機會，他們的專業知識在工讀學校這個特殊環境裏逐漸消耗，卻很少得到補充；雖然工讀學校教師在職稱評定等方面和普通學校的教師採用的是同一標準，但在學術交流、學科發展、升學率等方面都無法與普通中學相比，教師很難脫穎而出。

　　“缺少社會支持的工讀學校，教師常常有一種被‘邊緣化’的感覺，容易産生職業倦怠感。”金殿中學的教師戚濤説。

　　一邊是被學校淘汰的少年在社會上遊蕩，一邊是工讀學校面臨招生危機

　　戚濤指出，生源不足是目前制約工讀學校發展的一個主要瓶頸，“全國一半以上的工讀學校都面臨著這一問題”。

　　“這並非因為社會上的問題青少年數量減少了，而是無法將他們收納進來。”戚濤説。

　　目前，很多家長因不了解工讀學校而産生了誤解：有的考慮自己的面子，擔心孩子送進工讀學校後會受到朋友的歧視；有的則擔心孩子上了工讀學校今後會受到社會的歧視；也有的擔心不良少年之間的交叉感染，更容易留下灰色標簽等。加之工讀教育確實存在著辦學困難和教學、管理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工讀學校功能的發揮，使家長們不願意將孩子送入工讀學校。

　　雖然國務院1987年出臺的相關文件中已經規定，對經過審批應當入工讀學校學習但拒不報到的，或報到後又中途擅自逃離的工讀學生，公安機關應積極幫助他們入學。但這一做法卻越來越受到質疑，由於沒有法律依據，即使是國務院的文件也不能限制學生的人身自由。特別是後來頒布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都沒有提到公安部門的介入和責任。因此，進入工讀學校必須是學生本人、家長和學校都同意才能接收，而不能強制。上海就先後發生過兩起家長起訴工讀學校限制學生導致侵犯學生權利的案子，由於我國法律中沒有關於工讀學校更詳細的可操作性規定，工讀學校最終敗訴。

　　“這導致一方面大量有嚴重不良行為的少年遊蕩在社會上，成為違法犯罪的街頭後備軍，而另一方面工讀學校卻面臨著招生難的問題。”戚濤説。

　　“一個有不良行為的學生可以讓一個班級不得安寧，而工讀學校的存在，使更多學校的班級教育秩序得到保障。昆明市金殿中學辦學30年來，教育轉化幾千人，為社會轉型期的家庭穩定、為普通中小學教育秩序的穩定、為預防控制青少年違法犯罪作出了積極貢獻。”金殿中學的一位負責人説，“工讀教育是一項新的希望工程，如果工讀學校的教師沒有幸福感，就無法教育好一群特殊的弱勢青少年。辦好一所工讀學校，就是穩定一所普通中學，穩定一片社區。”